从2011年1月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垮台算起，中东剧变过去已经整整五年。这场最初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运动，曾经被寄托无限梦想，然而，卷入其中的多个中东国家或经历改革，或经历革命，或陷入战争煎熬，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面临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冲突升温、安全威胁增大乃至四分五裂的问题。中东剧变由大变局转向大乱局，固然是这些国家转型中的问题，但从外部原因看，这一结果的产生，也与西方大国对该地区长期渗透和主动塑造不无关系。

        发展模式深受全球化冲击

        从经济角度看，这些中东国家受到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严重冲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中东不少国家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权，它们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致力于推动工业化进程，那个时期实际上成为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蓬勃向上、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以埃及时任总统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进程，外国资本自此大举进入，民族工业日趋凋敝，埃及等国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最后只能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支撑经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这些国家逐渐沦为了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

        但这种模式却被西方金融机构评价颇高。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而在西方这种表扬背后，掩盖的却是埃及产业结构畸形、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肇始于2008年内的金融危机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恰就是这些紧随西方经济体系的弱势国家。

        西方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从战略角度看，西方大国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导致这些中东国家的战略偏差。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和媒体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塑造，一直有意无意地存在着妖魔化的痕迹。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曾严厉抨击了这种“东方学”现象。他指出，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充满偏见，倾向于抬高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形象，贬损东方人或阿拉伯人的形象。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大都沦为“阿谀逢迎”、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他举例说，“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中东学界两个重要的学术词汇。要想分析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你就不能不借助于这类词汇和形象。而这些词完全是华盛顿和伦敦这样的宗主中心的知识界遴选出来的。久而久之，被放大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带来的惧怕和恐怖感，加速了个人对占统治地位的规范的屈从。

        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重点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战略迷失，搞不清“谁是敌人”。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明显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中国)视为全球战略威胁。昔日被称为“专制政体生态保护区”的中东地区，被纳入西方整肃和拓展谋霸的重点区域。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世界成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重点。

        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奖率提高就是典型例证。冷战时期，西方为从意识形态上瓦解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当时前苏东国家(尤其是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薄弱环节的波兰)的异见人士频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攻势重点转向伊斯兰世界，此后，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旅法叙利亚诗人阿里·艾哈迈德-塞得、旅法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雷、尼日利亚作家奇努亚·阿切贝、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努鲁丁·法赫拉等人，一夜之间变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也加紧丑化伊斯兰世界。在西方媒体长期塑造下，伊斯兰世界整体形象越来越负面，甚至最后连阿拉伯人自己也接受了西方塑造的这种形象，日趋妄自菲薄，对西方文明更加仰慕。

        在学术研究领域，西方学者不断渲染阿拉伯国家威权政体的缺陷，指责其“合法性不足”，暗示其应向西式民主转型。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专门制定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强行在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奥巴马上台后，虽然“民主改造”调门降低，但并未放松在阿拉伯世界进行思想渗透、培训民运分子、训练如何进行“非暴力革命”活动等。

        精英迷失恶果显现

        在欧风美雨长期浸淫之下，阿拉伯世界部分社会精英思想混乱，价值观明显错位。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在浑然不觉中，逐渐丧失了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一度失而复得的自信，相当部分社会精英沉迷于西式理论和道路，不自觉地把西方经验当成“普世价值”，言必称“希腊罗马”和“欧洲美国”，日渐迷失自我，“自我殖民化”趋势明显。

        这种不良趋向的另一面，就是对本土道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怀疑、鄙视乃至彻底否定，由此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朝野对立，削弱了执政当局的统治基础，加大了当政者的政治改革压力，甚至部分丧失改革主导权，人为加快了政权崩溃过程。有学者感叹说，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生活半个世纪后，阿拉伯人民好像丧失了理性思考的感觉，迷失了认识真实世界的方向。迷茫的穆斯林民众极其渴望一位目光远大、睿智聪明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某种道德和思维的安全感。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身处庙堂之高，远离百姓，对当前和未来缺乏洞见。

        2011年中东原有政权垮台，以及在政权更替后不假思索地向“民主化”方向转型，就与西方这场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直接相关。而且，这场剧变甫一开始，西方媒体便抢先将其冠名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导。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林等国民众抗议中，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均出自那些发生在前南及东欧的“颜色革命”的经验，比如，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4月6日运动”组织的干部，就接受过西方背景的“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培训。在埃及动荡后，这些组织从美国得到的资金，超过它们2005年至2010年所得资金总和。

        西方起劲儿地干预中东剧变，目的是通过价值观输出，使未来中东局势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借中东大动荡重塑地区格局，将中东真正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外围地带。

    惯用武力干涉引导

        最后，西方大国还直接通过武力干涉，塑造中东剧变的进程和发展方向。自19世纪起，西方大国控制中东就采取“扶弱抑强”的办法，刻意扶植那些保守落后的政治势力，这些当权者因缺乏民众支持，而自动投靠西方，甘当西方殖民统治的马前卒。而那些强调独立自主、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政权和领导人，则始终是西方大国重点打压对象。上世纪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境遇就是典型例证。

        而这种招数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同样得到贯彻体现。当时，差不多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民众抗议现象，但西方大国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对海湾产油国明显网开一面，默许沙特、阿联酋出兵镇压巴林抗议民众;对埃及、突尼斯等世俗亲美国家骚乱则听之任之，最终从实用主义出发，站在抗议民众一边;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西方号令的国家，则从一开始便见缝插针，竭力谋求政权更替，并为此不惜武力干预。

        这种外来干涉的压力之下，利比亚由非洲最稳定富裕的国家，最终变成难民输出地和恐怖活动大本营;叙利亚危机则步步升级，最终引发全面内战，至今造成26万人死亡，1200万人无家可归。在此之前，美国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同样使伊拉克由地区中等强国变成如今孱弱的原料生产国。

        西方出于一己私利干预中东变局，使这场本来带有历史进步性质的社会政治运动日趋偏离正轨：一面是保守力量日渐占上风，另一面是曾经代表中东希望所在的国家，现在却成为处境最悲惨的地缘政治黑洞。两者相互叠加，使中东剧变日趋变成中东乱局，并孕育出“伊斯兰国”这样的时代怪胎。

        仍在困境中转型的中东国家来说，如果不认真反思和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将无法真正摆脱积弱积贫的经济状况;如果不高度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东的未来探索发展之路仍会布满荆棘;如果不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不谋求团结联合，而继续“兄弟阋于墙”，中东乱局就永无宁日，坏消息之后还是坏消息。这种对中东乱局的教训总结，对中东以外的转型国家，同样有镜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