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被用来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借鉴西方理论不能照单全收，以防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国家间竞争实际是国家战略的竞争，战略竞争又是战略境界和价值观的竞争。政策来自战略，战略来自哲学，哲学又与价值观相联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看似仅仅是观念之争，实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旦国家的理论体系出现偏差乃至颠覆，其战略和政策也将发生180度转变，在不知不觉中推行一种有利于别国的政策。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谁的理论和战略误入歧途，谁就可能遭遇国家衰亡的命运。

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追随西方道路，最终却出现了“去工业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在2011年一些中东国家爆发政权更替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道路上误入歧途，犯下颠覆性错误而不自知。中东国家出现这种状况，除了自身治国理政能力不足的内因外，还与西方长期进行“战略忽悠”和战略误导直接相关。

      西方学术话语暗含意识形态陷阱

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西方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诱导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道路，使其继续保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依附，就成为西方大国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成为西方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忽悠”的重要战场。表面看，学术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谋求“客观中立”，实则不然。学术研究使用的概念与理论，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观点与结论，进而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理论出发点。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并有意识培养一批专门“忽悠”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学者。这些御用学者们，有意无意制造和强化某些概念和理论，并借学术交流之名，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几年前，美国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根据该书作者揭露，美国有这样一批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主要以经济而非武力操作别国，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勒索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最终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大多数中东国家是西方“战略诱导”的典型案例

大多数中东国家是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理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权，起初并未从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贸易”等经济教条出发，而是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高度入手，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矢志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那个时期是整个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时期。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不断诋毁“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话语霸权长期的“战略忽悠”下，中东国家不知不觉被牵着鼻子走，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进程，由此导致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民族工业日趋凋敝，埃及等国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最终日渐沦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讨经济”。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饭，成为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

然而，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这种线性思维的现代化理论，而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相反，很多国家不顾国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结果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最终爆发革命，导致政权垮台。例如，伊朗巴列维国王因推进“白色革命”，最终在1979年引发伊斯兰革命。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因经济困境难以自拔，而在短期内相继出现政权垮台。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对这种畸形经济模式却赞扬有加。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西方这种“哄死人不偿命”的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中东产业结构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恰是这些按照西方发展观行事、经济指标不错的中东国家。

      防范“战略诱导”任重道远

当前，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即凡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概念、体系，无论正确与否、前提条件是什么，总是很容易被接受、拥护乃至广泛传播。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并用这些无厘头的指标去衡量、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方向。

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些“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的误导，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处境，即只看表面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味强调经济数量，还掩盖了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和所有权关系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在误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时，仍无法清晰认知自身面临的困境。

例如，在2011年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先后发生政权更替。然而，直到政权动荡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述两国评价却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诸国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经济竞争力指数”中，突尼斯排第32位(领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领先于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而在2010年评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数”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别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经济指标并未揭示出这些国家的真实困境。这种不能反映经济真相的概念指标，实际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无助于经济发展本身。

总之，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常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国捆绑，形成依附性关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西方理论必须学会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单全收，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