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女子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成为舆论热点。大量媒体的反应趋于一致，异口同声地将医院号贩子（黄牛）现象归罪于“垄断医疗体制”。

经过媒体持续多年的宣传，中国公立医院系统跟垄断连在一起，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再也没有比这一观念距离现实更远的了。确实，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但是，中国有着同样庞大的私立医院系统。

在中国，其实医疗领域早已全面放开，充分实现了市场化，就数量而言，早在数年前，就有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各占半壁江山之说。2013年以来，由于受到政策扶持，私立医院的数量更是迅猛增加，而公立医院总量则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有媒体认为，2014年末，私立医院的数量就超过公立医院的数量了(华夏时报：《今年民营医院数量将首超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夹缝中生存》)。这其中，大名鼎鼎的某某系私立医院，就大约占了八成。

开办私立医院，早已没有政策限制，而且私立医院数量都过半了，何来公立医院垄断？说中国医疗体制垄断，就跟说中国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电子、集成电路产业也是垄断的一样毫无根据。

尽管数量过半，但是私立医院的业务量却仅仅只占全国的一成左右，“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民营医院诊疗人次数仅占9%，资产仅占总量的7%”（南方周末：《“某某系”：游医终成王国》）。

数量占了一半，业务量却只有可怜的一成，这怎么解释？难道是由于公立医院垄断了某些医疗领域，不许私立医院涉足造成的？不是。

原因其实很简单：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私立医院治疗水平普遍较低或医术普遍较差的局面始终未能根本改观。以某某系为代表的私立医院，治疗水平远低于公立医院；而且，这类医院大都集中于不孕不育、性病、牙科、皮肤科、美容整形等不易致死的专科领域，涉足全科医院的较少。

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排队挂号队伍每日长龙不断，这很好理解：因为这些医院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治疗过程规范，质优价廉。也正因为如此，票贩子们才应运而生。

媒体说，垄断医疗体制导致票贩子泛滥，那在北京，工体的演唱会，鸟巢的足球比赛，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都常有票贩子从中作梗，这难道也跟体制垄断有关？前几年，无数人为苹果手机而疯魔，苹果专卖店发售新手机时，那队伍排得不知比同仁协和医院的挂号队伍长多少，其中“黄牛”云集，但没见媒体人抱怨这是“体制垄断”。

我也痛恨票贩子现象，但是，这不能归罪于“垄断体制”。从“打破垄断体制”出发来解决票贩子现象，那就是缘木求鱼。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认为至少应该：第一加重对票贩子的打击与惩罚力度；第二，采取挂号就诊实名制等办法减少号贩子钻漏洞的可能性；第三，加大医疗投入，增加优质医疗资源。

“女子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事件发生后，有人撰文《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不是黄牛的错，是垄断的错》，并得到了媒体的热捧。这位不愿批评号贩子且反对对号贩子予以法律惩处的大夫，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让医生自由定价”，把价格提高，这样一来，第一没钱的患者自然就不来看病了，第二票贩子们就没法像原来那样利用廉价挂号费加价销售了。当然，那些被高价治疗拒之门外的患者的生死，写那篇文章的人就不管了。其实，那作者单单要求大夫自由定价权还不够充分，或者说他进一步的要求并没能说出口：应该将公立医院私有化给他个人，毕竟有了明晰的产权，才可以自由定价。

多年来，指责公立医院的声音不绝于耳，现在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票贩子”视频热播的同时，有媒体也从“厕纸”的角度加入了批判：

 “追问公立医院厕所咋没手纸：何时才能尊重患者体验？笔者体验了北京多家三甲医院的厕所，几乎没有一家提供手纸，龙头不出水，门上没挂钩等现象比比皆是。有院长说，三甲医院能挂上号就不错了，谈体验感太奢侈。这种优越感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该报道最后说：“如何才能让公立医院放下架子、重视患者体验感呢？出路就是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促进医疗市场平等竞争。有竞争才有活力，没竞争就没动力。”

中国哪里不许社会办医了？医疗市场那里不许平等竞争了？如前所述，事实是私立医院都超过公立医院数量了，何谈没有竞争？

大多数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每日人头攒动，大多数私立医院门可罗雀，这非但跟垄断不沾边，反而是市场竞争或患者自发选择的结果。媒体人天天埋汰公立医院，为私立医院鸣冤叫屈，可生病的时候，有几个去找某某系大夫的？

三十多年来，私立医院不仅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受到了额外的扶持，如过去允许大量没有医疗资质的私人资本承包公立医院科室（这种现象至今没能根除），再如宿迁等地，前些年公立医院被全面私有化，还受到了媒体的赞誉，但是，私立医院的主流至今却不能被大多数患者认可，像宿迁医疗私有化则是彻底失败，不得不重新建立公立医院。

2014年7月13日，云南新东方一女员工去私立玛莉亚医院分娩，稀里糊涂香消玉殒。为此，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先生曾公开向该系医院开炮，更不敢对私立医院予以认可。实践证明，在医疗这一充分竞争的领域，私立医院完败于公立医院，这比当年山西的私人煤矿的失败还要明显。

遗憾的是，舆论对这些明显的事实视若无睹，仍旧“医疗垄断”不离口，并从各种角度来刻意贬低公立医院。如对“医患冲突”的报道，媒体就违背了自己应有的立场，扮演了一个极不公正、也极不光彩的角色。

曾因炮制“缝肛门”、“走廊医生门”等事件而声名狼藉的某媒体人，曾经这样来具体解读伤医事件：

“2012年4月1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一院”）3·23暴力伤医案仅20天后，中国公立医院再发两起血案：先是该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诊室内，被一不明身份人员刺伤；继而在当天晚上，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赵立众被刺伤。……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属偶发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此刺医案，真的是“制度”的原因吗？

4.13两案，乃同一凶手吕福克所为。吕福克，去天津做了手术后，竟然要求北大人民医院的大夫给他开天津医院诊断失误的证明、好去索赔，这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为此吕福克就持刀刺伤了该大夫。当日另一位被刺医生的情况也大致类似。

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恶棍，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凶手，其行凶作恶纯系其一人所为，跟医疗“制度”有何关系呢？怎么就怪到“大型公立医院”头上了呢？把罪犯、把凶手说成是体制的牺牲品，这不是美化犯罪、鼓动犯罪又是什么呢？

舆论常说，医疗体制即公立医院本身才是医患冲突的根源，伤医以及杀医者其实是医疗体制的牺牲品。到2013年在浙江温岭行凶致医生一死两伤的连恩青案时，凶手不光被舆论说成是医疗体制的过错，甚而至于被包装成了一个悲情英雄，得到了大幅的时段与版面来抒发“不平”。

反体制、反体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目前的医疗领域不存在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目前媒体针对医疗领域的宣传及其所开出的药方，如以“公益性”的名义人为压制公立医院、禁止大型公立医院扩建（好给某某帮留下市场）等非市场手段，如将医保交给商业资本运作，非但不会改善中国的医疗事业，反而会损害中国人民病有所医的权利。

临了，我谈一下我的一次就医经历，当然，我不知道该经历有多大的代表性。大家都知道，北京同仁医院是全国有名的大医院，2010年秋天，我曾在该院做过手术。整个过程中，从最初挂号、就诊、排队住院、住院后做检查直到完成手术、出院，我都是一个人按规定、按正常手续顺利走下来的，没找号贩子，也没依靠其它任何“后门”。住院期间，我自始至终没动过给医生塞红包的念头，医生们也没有任何暗示我塞红包的举动。尽管如此，整个治疗期间，我感觉医生护士们待我都不错。同仁的大夫护士们，术后我一直没去看望你们，借此机会向你们问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