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六十年为一甲子，也就是一个轮回。毛泽东六十岁的时候，是1953年，新中国刚打赢朝鲜战争，重心开始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全国人民对未来满怀憧憬。接下来的六十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文革，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转折，改革开放就从这一年算起。改革开放35年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的诞辰120周年。

　　今年发生在中国的几件有意思的事，都多多少少与毛泽东有关。

　　首先是在新年钟声刚敲响时，被视为自由派旗帜的《南方周末》想搭上“中国梦”的便车，把自己的宪政梦塞进中国梦的框子里去，由此引发了一场风波。而在这场国内外都广泛关注的风波中，在《南方周末》的支持者看来，如果官方因此而对《南方周末》采取严厉的整肃措施，就意味着刚在中共十八大上接过权力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宪政和改革的拒绝。接下来，在广为流传但始终未得到官方证实的高校“七不讲”禁令中，不允许在高校宣讲宪政也被列入这个思想领域的负面清单。

　　几个月后，著名学者刘小枫在一个演讲中说，作为新中国国父，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毫无共识可言，宪政又从何谈起呢?因为这里提到毛泽东是新中国国父，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冷嘲热讽者有之，披挂上阵批判者有之，迄今未息。甚至一些刘小枫从前的粉丝和追随者也因此而破口大骂，认为刘的这种言论是为法西斯张目。

　　再就是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前外界都已经确认，这次会议将会确定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未来十年内的施政纲领，因此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像自由派期望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加速前进，还是像左派期望的那样，调转航向?但结果显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虽然已经确认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承诺减少将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但在政治上显然并没有打算放松控制，从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强国家、强市场”的道路。因此，有人认为中共的选择实际上是“以毛泽东的方式走邓小平的路”。

　　中国梦是不是宪政梦，毛泽东能不能被称为新中国的国父，中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当代中国宪政问题中的毛泽东问题。所谓的毛泽东问题，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更是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象征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回避的地位和作用。

　　这三十年来，围绕毛泽东所进行的各种争论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际上都是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问题争论。毛泽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代名词，更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人格化象征，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评价，也是对新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新确认。在希望官方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人看来，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才能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才能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毛泽东被他们视为中国走上像苏联和东欧那样改旗易帜的道路的最大障碍。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三十年来，关于毛泽东的每一次争议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争。

　　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毛泽东显然让官方感到尴尬。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不断妥协的过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工人、农民在这个崭新的国家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所领导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1949年—1978年)在人们眼里也是社会主义的三十年。所以，几乎在所有人眼里，毛泽东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代名词。也因此，每当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遭遇挫折的时候，毛泽东都会意外出场。比如在1990年代的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中，在抗议下岗的人群中，总是能够看到毛泽东像。

　　当然，作为一项政治遗产，对毛泽东的利用是形形色色的，目的各不相同。虽然在1980年代出版了大量以反思文革错误为名的批评毛泽东的报刊书籍，但1992年仍然出现了“毛泽东热”，当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流传一个故事，两辆车路过同一个地方，前一辆车出了事故，而后一辆车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像就没事。这是自改革开放之后，在民间舆论中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之后便一再出现。尤其是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战略的背景下，多次出现中美摩擦，而抗议美国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毛泽东像总是最显眼的。直到2000年后，在多次反日游行示威活动中，毛泽东像依旧大量出现。

　　不过，对毛泽东像的这种利用的政治意义与下岗工人的游行示威不同。这里的毛泽东像意味着，新中国不是旧中国，不会任人宰割，是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象征，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象征。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1949年革命本身就既是民主革命，也是民族革命，被中国革命推倒的三座大山中，就有帝国主义。但在下岗工人那里，毛泽东像意味着工人农民的拥有崇高政治地位的时代，以此作为抗议的象征，表达了他们对自身政治地位下降的不满，因为他们已经从国家的主人翁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国企包袱”。

　　与此类似的还有农民工。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限制，农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十分有限，但那个时代仍然给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发生的广州本田工人停工事件中，领头的是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年轻人，报道中说，他自小熟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

　　进入2000年以来，在各大意识形态偏左或爱国的网站上，毛泽东的旗帜都在高高飘扬，而这些网站的主体多数是下岗工人等改革中的失意阶层，或者是出身社会下层群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毛泽东不但意味着他的时代，更意味着1949年革命的承诺，即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剥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富强。正是在这样的承诺的号召下，千千万万工农子弟加入到了革命队伍，抛头颅洒热血，卫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毛泽东的时代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也出现过错误，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在努力实现革命年代的承诺。正因此，毛泽东像在今天的中国就意味着这个承诺是否依然有效，1949年革命究竟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就必须追问，为什么今天正在离她当初的承诺越来越远，甚至连共同富裕这样毫无政治意味的目标也常常受到批判，乃至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存在大量的不同意见?

　　随着贫富分化和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分化，中国社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政治诉求也不同。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争论中，这种分裂不是分成更多的不同的立场，而是越来越简化为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种是既得利益阶层希望中国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改旗易帜，完完全全走上英美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则是弱势群体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改变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取向。这也是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的关键所在，而毛泽东则被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出现在这个斗争的场域之中。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枫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国父，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是左派，而是对毛泽东的一种去政治化的处理，使毛泽东不再是某个或某些阶层的图腾和符号，而是成为“第三共和”的国父，在此基础上消弭客观存在的社会分裂，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共识。在刘小枫看来，这是中国宪政的前提，而在“中国梦、宪政梦”的支持者们看来，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1949年革命，全面拥抱普世价值，才能有宪政。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全世界只有一种正确且正当的政治模式，即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宪政，除此之外都是歪理邪说。但100年前辛亥革命之后的宪政实践告诉我们，没有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没有独立统一的国家，宪政也是毫无意义的。也正是因此，没有共识的政治共同体不可能持久稳定，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宪政。

　　在中共十八大上，官方已经明确表示，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会继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既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也要坚持改革开放。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增加了社会福利，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究竟为谁服务、保护谁的利益，这才是决定国家性质的关键。即使国家不再是工农联盟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必须保证国家能够平等、公正地保护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利益，而不是放任自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虽然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了35年，毛泽东去世也已经37年了，但毛泽东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仍在，他们已经作为一种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无法否定毛泽东。而在现实中，毛泽东的遗产正在不断地被激活，而且，每次激活都会是官方陷入尴尬的处境之中：既不能否定毛泽东，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将毛泽东的精神和原则付诸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热衷于讨论中国宪政的人们并不是希望在一次政治革命之后才实行宪政，而是在眼下的这个中国实行宪政，就不得不面对毛泽东，不得不面对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冯象说，工人的罢工权虽然早已在法律上被取消，但工人罢工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赋予的。与此相同，只要毛泽东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切反抗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动就是天然正当的，无须法律认可，无须各种精英同意，因为这是毛泽东与人民的约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的理由——这是新中国最高的宪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