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对当下知识界的激烈争论，其实我想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之前出版过一本书《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于国家的“转型”这一话题，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有关知识界的分化问题，其实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