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点评:自从"供给侧改革"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火热的词汇。从原来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到供给侧改革是一个进步，即由原来铁公鸡的低效浪费型投资，实际挤压消费的恶性循环，进入到改善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可以降低重复建设和浪费，这标志着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衰落，当然这主要还是政府实在没钱再投资倒逼出来的。诚然真正有效的供给端改革必须依靠市场，否则政府一主导很可能又搞出了光伏发电的大跃进闹剧。不过，要真正再造中国经济活力，还是要靠政府转型，由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进而大大降低政府投资浪费，减税让利于民，建立养老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内需，如果内需培育不出来，供给侧改革最多只能优化供给结构，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总量增加和持久的发展动力。

　　供给侧改革如何维稳资本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盘古智库 作者 李勇(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我国资产市场的参与者种类众多，由不同部门进行分业监管，难以实现对风险的统一管理。因此，监管体系改革应该构建“大金融监管”，加强监管协作，稳定资产市场，切断风险向实体经济供给侧的传导。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需求管理产生了诸多弊端，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化解积弊、激发经济活力是本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金融系统的革新推动供给侧的改革，以资本供给的改善引导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

　　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我国政府过去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工具，通过改变社会总需求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一宏观调控模式在两个层面积弊已久。

　　首先，增量弱化。历次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批僵尸企业依靠信贷“吸血”而苟延残喘。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则因融资成本高、渠道少而裹足不前。这种错配导致实体经济创新乏力，难以形成新的增长点。

　　其次，质量恶化。通过刺激总需求产生的经济增长往往“有量无质”，伴随着高杠杆、高通胀等风险，因而难以持续。这导致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频繁转换，资产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周期不断缩短。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在总需求管理的框架内进行了诸多尝试，但是收效甚微。例如，部分地区曾采取多种政策扶持了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但是由于政府行为变相扭曲了资源配置，反而造成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

　　正是由于旧疾重重，目前亟需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寻求化解之道。供给学派指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在各个要素中，资本的作用最为重要。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而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则立足于资本供给的改善。金融系统应当充分发挥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大力提高资本供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以下两个方面为供给侧改革奠定基础。

　　第一加快制度创新，激活经济增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打出了一套内外组合拳。对内，国务院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形成新的供给，培育新的内需。对外，通过“走出去”战略抢占国际市场，利用海外需求转移过剩产能。

　　但是，资本供给的滞后限制了这套组合拳的威力。作为“双创”主力军，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能力不足，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高昂的国内融资成本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导致优质项目难以实施。

　　例如，国内企业即使获得了“两优贷款”，其融资成本也不低于2%，而欧洲、日本企业的信贷成本则能控制在1%左右。如果该企业求助于国内尚未成熟的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往往会被要求支付优先股，其融资成本不降反升。

　　因此，必须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进一步提高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在直接融资领域，可借鉴美国模式，通过发展股权众筹、股权与产权交易市场等，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合理满足企业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下的融资需求。在间接融资领域，可借鉴香港模式，降低单牌照银行业公司和有限持牌银行的准入门槛，正确疏导民间资本进入间接融资渠道，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第二体系，提升增长质量。吸取总需求管理的教训，供给侧改革应兼顾“量”、“质”，重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这对资本供给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监管体系改革应当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核心内容。只有合理吸引、保护并激励民间资本，才能实现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持续供给，进而充分发挥资本的财富创造能力。缺少了这一点，即使融资渠道放得再宽，资本供给依然“有渠无水”，实体经济依然难为“无米之炊”。在当前形势下，尤其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提高透明度等方式，消除监管权力的寻租空间，从根本上避免金融腐败和市场操纵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

　　另一方面，监管体系改革应当以维护资产市场稳定为重点目标。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资产市场的“风险加速器”作用暴露无遗。一旦股票、房地产等主要资产价格出现暴跌，就会引致企业的杠杆率骤升。融资成本随之上升，资本供给趋于枯竭。

　　为了维持运营，企业被迫抛售资产。而大规模的资产抛售又会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如此恶性循环，企业将纷纷出现财务危机，社会总供给将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资产市场的参与者种类众多，由不同部门进行分业监管，难以实现对风险的统一管理。因此，监管体系改革应该构建“大金融监管”，加强监管协作，稳定资产市场，切断风险向实体经济供给侧的传导。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着重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新的宏观调控模式，供给侧改革务求有的放矢，直击传统总需求管理的弊端。无论对于激活增量还是提升质量，资本供给的改善都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当坚持金融系统的革新与完善，以此推动其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能给百姓啥实惠

　　“双十一”当天,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旗舰店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是当天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跨境商品。同时,日本纸尿裤、美国坚果、韩国美妆、澳大利亚婴儿奶粉都是最畅销的“海淘”单品。

　　“海淘族”对外国产品趋之若鹜,不少是因为心上有本账:同样款式的纸尿裤,日本产的透气性好;同样配方的婴儿奶粉,孩子喝澳大利亚产的奶粉不上火……国人更多选择外国产品,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内一些同类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双十一”之外,人们还能看到各种“海淘”奇观: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新西兰买奶粉,去荷兰买剃须刀……

　　不过,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老百姓舍近求远、万里“海淘”的日子,或许有望逐步结束。近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提“供给侧改革”,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国家经济调控的着力点将从由需求端入手引导消费,转向从供给端着力推动产品品质提升,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升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在经济新常态下,“三驾马车”已经显出颓势:投资收益下滑,国际需求低迷,国内需求亟须升级换代。“海淘族”兴起,正是国内需求被挤压的表现;大量外贸企业的破产和转型,则成为国际市场萎靡的风向标;而各地建设项目投资增长趋缓,也表明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的担忧。社会需求侧的疲态尽显,恰恰源于供给侧的结构不良。因此,推动“供给侧改革”,正是对症下药,抓住了当前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纺织工人常说,老机器织不出新花布,换花样还得换织机。当前,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和土地。有的产能过剩企业不仅效益差,还要依赖政府的补贴养人,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相比之下,有的钢铁企业转而生产新型特钢,有的水泥厂转型制造绿色建材,都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因此,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才能为产业升级创造空间。

　　贯彻“供给侧改革”的新思路,应当转变传统以需求调控为主的管理手段。以楼市为例,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曾陷入屡调屡涨的怪圈,多是因为过去以限购限售等方式控制需求,导致买房难、卖房难,而房价地价却在暴涨。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制约了需求的升级换代,让房地产投资下滑、库存高企。同样的情况可能在汽车市场上演,未来将有更多城市实行限购,而清洁能源汽车及适合广大农村市场需求的车型仍然不多。限购推动汽车生产逼近拐点,某种程度上并不利于汽车制造的升级。

　　需求的聚焦点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海淘”热潮反映了柴米油盐方面的民生需求,工厂内迁、投资外流反映的是税费体制方面的企业需求,棚户片区、雾霾围城则反映了社会保障和生态治理的社会需求……因此,从供给侧出发的结构改革,不仅涉及宏观经济的发展,还应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着力点应该是调整各方面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供给结构,使之与各类需求的正常增长保持同步。

　　“供给侧改革”思路的提出,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正视需求和供给错位这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推动者,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把转变职能、提供服务、满足升级的需求作为工作目标。另外必须看到,以需求倒逼供给升级,不能等待市场效应的传导,思路提出后还需有相应的顶层设计,以确保“供给侧结构改革”目标的落实。杨绍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