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第一名的美国智库数量为1830家，中国429家，排名第二，英国287家，位列第三。不过，我国智库的发展以往多重视数量，不够重视质量和创新，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较大差距。

　　2014年在“全球顶级智库前50位”中，我国仅有三个席位，同时我国智库的规模较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国际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也偏弱。智库的发展还受到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以及人才匮乏等方面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这样评价：“中国的智库很多，但多数智库是有‘库’没‘智’，建‘库’是相对容易的，投资几百万就可以完成，但做到有‘智’却比较难。”这样一番话怎不令国人汗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然而，在加快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制度安排、平台打造、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等方面都有待破题：

　　1、制度安排

　　当前新型智库建设只侧重眼前布局，缺乏中长期规划，对智库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和保障没有准确定位和具体要求，各个研究单位之间相对独立，各自分散，没有形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集体，高校、社科院及各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决策尚未进入法定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家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在制度安排上，虽然很多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出了很多积极而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但是却难以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以致在智库与政府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默契，出现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库却投报无门的情况，从而造成知识与思想资源的浪费。

　　2、平台打造

　　目前许多新型智库建设缺乏重大项目资源，智库研究数据和信息仅靠政府部门发布，缺乏智库独立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和信息。同时，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论文专著发表数量多，但真正进入党委政府视线内的很少，导致许多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独立的民间智库在生存竞争中更是能见度极低。要切实解决这类问题，政府要为智库发展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思想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至于怎么样处理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不要过于敏感化，很多时候的确是自我敏感化了。一方面，这在高度考验智库学者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平衡能力。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考验官方对于智库的包容力、包容度。这在现实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3、管理体系

　　由于官方、大学、民间等智库种类多样，存在多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标准，管理职能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重复性、同质化研究较多，比如最近一窝蜂出现的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概念泛化，空洞无物，缺乏实操性，浪费研究资源。智库管办不分的现象也相当突出，管办不分往往牵涉到课题经费等利益问题，随着近年来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水涨船高、力度越来越大，课题经费利益争夺也在不同智库之间、智库成员之间变得激烈，这样其实不利于智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真正转化落地。

　　4、能力建设

　　智库建设中存在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相脱节的现象，很多研究成果大而空，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操作性不强，甚至是百无一用的学术泡沫和语言腐败，导致智库研究成果时效性、针对性都比较低，“有库无智”现象极为明显。一些智库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经常提出一些“半生不熟”、“水土不服”的咨询建议。从“专家”变“砖家”、“教授”变“叫兽”的社会舆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很多智库思想产品，根本经不住政策分析的市场竞争的检验，或没有能力将复杂的观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咨询建议，社会公众对那些逻辑混乱、不知所云的晦涩论点根本不买账。

　　智库的职能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向治国理政者和企事业高层提供专业政策分析和决策咨询。随着当下复杂性社会的内、外部决策事项日益复杂，决策者越来越需要来自专业智库的智力支持。很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此，智库里既要有跨专业的通才，也需要很多关注相同问题但又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集体攻关，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进行专题研究。传统观点认为，智库要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和政府之间建立直接渠道，以便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因此一直有中国智库“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的说法。但是，影响力并不仅仅依靠智库和政府间的直接渠道。除了通过直接渠道获得专家建议外，政府目前都设有信息中心进行社会信息搜集和过滤机制。这些间接影响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决策者了解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舆论的声音。同时，专家也可以利用媒体平台主动传播自己的见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代中国智库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多种组织形式的智库共存于一个时代。不同智库都有各自的优势。例如，官方智库往往行政资源丰富，和政府之间建立了稳定的沟通渠道；高校智库往往学科齐全，善于把握前沿科学理论动态，并培养了丰富的后备研究人才；社会智库则组织形式灵活，社会经验丰富，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联系。因此，合作能够促使不同智库之间优势互补，从而提高研究水平，拓宽影响力渠道，突破单个智库人力和技术方面的瓶颈。但真正的相互合作谈何容易，连血缘最近的高校智库和社科院智库之间都貌合神离，促进智库间合作需要整个决策咨询体系努力营造共赢的制度氛围。近年来，国家倡导并推动协同创新中心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组建了一些协同创新中心，其实质就是鼓励智库针对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组织间合作，甚至是智库和其他科研院所、企业间的协同合作，但当前的协同创新合作面还是非常狭窄，不乏近亲化、圈子化、师门化现象。

　　在美国，每年进行智库评价报告和年度排名，其作用是让智库资助者了解他们所支持机构的业绩，通过监督机制促进整个智库体系良性发展，这一点在当前中国是缺失的。没有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帮助政府和其他政策参与者更加科学地评判不同观点，出现决策失误、产生重大负面社会影响、造成重大损失，也不会根据相关法律追究智库连带责任。中国的智库要改变现在“有库无智”的现象，亟需引入智库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建立基于组织实力、研究质量、政策建议被采纳情况、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等的智库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还不能只有一套，鉴于智库评价体系本身也是相关智库的研究产品，我们要鼓励社会上出现多套智库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之间存在竞争，就能提高决策者对智库产品的鉴别能力，也能提升学界对智库的科学评价水平。

　　智库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其创新能力主要来自于集思广益，来自于深入调查基础上的洞察社会，以及敏锐切入时代重大问题的时机把握。面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智库应积极适应，探索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行动策略，从组织结构上探索新机制，以吸引各方面资源增强持续发展动力和影响力。我发现如今大量智库都在新兴社交媒体开设了公共账号，并开展众多线上线下交流活动。这说明新型智库渴求来自广泛社会领域的独立思想，独立性将直接决定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的质量与智库的社会声誉。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对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而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在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与运作机制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两者既存在竞争也有着合作的潜质，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多元的思想可以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现在智库受到中央高层重视，我们历史上从来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传统，会不会出现惯常出现的“智库大跃进”，甚至会进一步把中国智库的名声搞臭？我已经看到了智库遍地开花的某种趋势。在中国，名称带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万家。目前，中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都试图建智库，这种心愿与决心是值得鼓励的，但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有明显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学术创新，偏于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影响决策，长于应用性研究。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智库要立足于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渠道与传播方法，构建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备智库的功能、架构，片面泛化“智库”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现教育与研究资源浪费、离谱观点贻笑大方、高校与学者形象均受损等风险。当下中国很多智库虽然建起来了，但是依然是一个空架子，同时智库学者在中国太缺少了，不是随便一个学者就能当智库学者，他必须是有统合能力、有问题导向、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的人才。

　　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由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的崛起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希望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之路能走得稳健，千万不能大跃进发展、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位卑未敢忘忧国，数量全球第二的中国智库，何时才能真正步入成熟正轨？

　　（作者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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