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论，按购买力平价，中国早在2014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按照更为主流的汇率法，中国仍然还只是屈居第二。不过伴随中国高速发展的则是外界不断的质疑声，认为中国的GDP数字被刻意高估。不过来到美国后，中国人可能会产生另一种疑问：美国真的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吗？中国的GDP是不是被低估了？

确实，1988年时，中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王沪宁曾把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总结为五多。其中四多是四个“C”，即车多（Car）、电话多(call)、电脑多(computer)、卡多(card，比如信用卡)。第五多则是日本人多。那时说美国发达、先进绝不会有争议。

只是今天的第五多早已换成中国人，而再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也绝不会对这四“C”再有什么感觉。相反，互联网使用上的落后（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基础设施的落后（陈旧的地铁和铁路，高铁仍为零），反倒成为突出的印象。

今天中国有七亿网民，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多。再加上中国人口90%以上在东南沿海，所以互联网应用程度高和主要建设在这一区域的近两万公里高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积极影响怎么评估也不为过。而且中国的制造业2010年就超过美国，并于2012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太合理的。那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GDP因各种因素被低估了。在美国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我走出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发现除了出租、公交和租车外还有一种方式：即一起拼车，价格约为出租的三分之一。只要在柜台上报出自己的地址，交上车费，等上约十到二十分钟，就可出发。

这种方式国内也有。比如在南昌，就有从南昌西站到南昌站的拼车专线。双方的区别是美国已经纳入正规的管理，既要交税，也会被计入GDP，但中国则完全是民间行为，既不会被统计也不会交税。批评者当然可以指责中国经济法制程度低，但客观效果也可以说是藏富于民。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不会被计入中国的GDP。

应该说广泛存在的地下经济是中国GDP被低估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这种地下出租车，像网购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0.8%，超过30万亿。但基本上不会统计到GDP，也无需交税（新税法将涵盖）。至于全国各地街头遍布的小摊贩更是不会统计。

另外由于色情业、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因此也无法像西方一样进行统计。但实际上，色情行业拉动的经济人口保守估计也已达上千万，涉及的产业更多。像宾馆、餐饮、化妆品、奢侈品行业、通讯等。仅就这两部分就会形成非常大的GDP差额。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本是个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

可是，这个仅有170万人口的城市每年吸引着3890万游客，居美国各大城市之首。甚至美国第一条差一点动工的高铁也是在此。不仅是拉斯维加斯，印地安人保留地都可以开赌场。目前美国一共有326个左右保留地，可见其经济规模。

中美GDP的误差，另一个原因则是双方的构成差异。美国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有两大行业不得不说。一是律师。美国是世界上律师最多的国家，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5%左右，而律师则占全世界律师总数的35%，平均每250多人中就有一名律师。在全球律师业的100强中，美国就占了79家。所以美国戏言，一个盲人在纽约拥挤的人群中伸手一摸，竟摸到好几个律师。

美国历届总统中有23位曾经做过律师，美国内战以来的州长半数有过律师的经历。美国参议员中也总会有近60%的人当过律师。200多年前，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共52人，其中25人为律师；制定美国宪法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共55人，其中31人为律师。这不妨看作美国的律师传统。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当然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看律师，这事关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和正义，但就经济而言，是否有意义则很难讲。比如人家欠你货款1万美元，打场小官司的律师费也要近万美元。很多情况下，百姓也知道即使官司赢了，他也得不到多少钱，甚至律师费都高过讨回来的钱，但还是愿意让律师帮他打官司，就是为了出口气。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打官司，在他卸任后竟然“完全破产”（希拉里语），而且还欠着巨额律师费。但这些都会被算入GDP。

相对于美国，一向“和为贵”的中国很少诉诸法庭。而且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调解的功能也远大于美国。比如山东曲阜推广一个经验，当地政府发现如果是通过打官司解决的纠纷，往往有两个后果：一是关系破裂。二是不管胜方负方都不满意。

于是他们尝试成立和事佬委员会：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能人以及基层官员组成，遇到纠纷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当然社会成本最低，效率也高，但就是无法统计进GDP。

美国另一个产业就是监狱。今天美国人口占全球总数不过5%，但美国关押的犯人占全球该类人数的25%，高达200多万。从1970年到2005年，美国的监狱犯人数量增加了700%，而美国总人口只增加了44%。美国教育部调查发现，1979年到2012年间，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上的支出增长了107%，而在刑罚上的支出增长了324%。

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最新报告，有11个州花在监狱和拘留所的钱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钱还要多。这11个州为密歇根、俄勒冈、亚利桑那、佛蒙特、科罗拉多、宾夕法尼、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罗德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

今天美国全国监狱系统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从而创造出如此庞大的“监狱GDP”。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讲，美国监狱如此庞大的开支固然必要，从经济的角度讲虽然也会被计入GDP，但恐怕算不上是创造正面的财富。许多律师的行为恐怕也难和创造财富挂上钩来。或者说这两大行业的比重越高，美国的GDP就越不健康。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由于律师费用的高昂以及交保获释的高门槛（被告要雇用保释金经纪人，并交付保释金的10%作为对方的酬劳，这也要计入GDP），美国的司法很难讲是公平的。穷人请不到律师或者好律师，穷人交不起保释金就只能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而一个富人即使犯了案，可以交钱免坐监牢，更可以找好律师避过牢狱之灾。

枪击总统里根的嫌犯（出身于达拉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最后在高明律师的辩护下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免于起诉——辩方出具的精神病学报告认为他患有精神疾病，而控方的报告中结论则完全相反。

      美国监狱

      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共花了近1000万美元，他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最有名的刑侦专家，甚至是科学家。他们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经验，一次次地向控方发出挑战，才使此案枝节横生，旷日持久，并让陪审团对所取证据的可靠性发生怀疑。今天美国只要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

       可以说美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相当程度地被“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所取代。

      美国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行业就是军事。军事当然也有超越经济的意义，事涉国家主权安全，也是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象征和基础。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它也是纯属财富消耗而非财富创造。日本战后崛起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受益于美国军事保护的“和平红利”，免去了自己沉重的军事开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大幅削减军费，裁员百万，要军队为经济发展牺牲和服务。

       虽然军事各国不会直接计入GDP（一般是转移统计，比如造军舰计入制造业，采购可计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仍然会拉动GDP。2016年美国军事开支预算高达5850亿美元——和全球第二十大经济体瑞士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其中国防基础预算是5340亿美元，这其中的三分之二即3484亿美元用于国防部日常开支，购买原料、零部件、物流支出、设备维护。军人和非军人的薪酬支出也占了将近一半。而中国的军事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如果有人炫耀美国有十艘航空母舰，那么中国的回应就是我们有近两万公里高铁。航空母舰编队消耗的费用和中国高铁创造的效益是多么大的反差。虽然两者都可扩大各自的GDP统计，但对于财富创造而言则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