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广西受审。曾头顶“有魄力的实干家”、“年富力强”、“最年轻市委书记”等诸多光环的万庆良在法警的陪同下进入法庭，神采全无。

　　起诉书中的指控很详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2000年至2014年，被告人万庆良利用其担任广东团省委书记、揭阳市市长、揭阳市委书记、揭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省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职务上的便利，为深圳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某某、广东创鸿集团有限公司黄某某等十五个单位和个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规划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看到这，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从担任广东团省委书记开始，万庆良换了七个职务，竟一直没有停下贪腐的脚步。更让人惊叹的是，这并没有阻碍他一路升迁。原来，中央反复说的“带病提拔”典型，就是这位万书记啊。

　　上月受审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书记阳宝华也是边腐边升。根据检方指控，1996年至2014年18年间，阳宝华历任中共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356万余元。

　　在山西官场“地震”中倒下的靳瑞林更有戏剧色彩，这位大同副市长2014年1月拟被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4个月后，他不仅没有被提拔，反而被拿下了。而他犯的事更早，没当大同副市长之前就开始搞腐败了。

　　“边腐边升”，是长期以来的官场弊病，并不罕见。云南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曾说：“干部选拔问题上，存在领导干部明明知晓被提拔者‘带病’，却因为权钱交易、熟人关系而不追究，大搞暗箱操作的现象。”

　　正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带病提拔”一直是官场上的敏感话题。大家都知道其危害之大，但谁也不去点破。巧合的是，万庆良受审的消息发布前，中纪委机关报刊发了一篇颇有深意的文章，矛头直指“带病提拔”的根源，历数了“伯乐”失职的各种表现，其核心意思是有“伯乐”考察干部只尊重程序却违背的良心，历数了伯乐失职的各种表现。

　　这其中，有一段分量很重的话：从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有的干部刚被提拔即落马，有的干部考察未过仍顺利晋升，还有的干部违纪违法时间长、跨度大，“带病”在岗一二十年屡被提拔。边腐边升一方面显示出干部选拔任用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伯乐”在相马过程中的失职渎职。

　　比失职渎职更严重的提法，是“伯乐”们在考察干部上也存在着违纪违规现象。一方面，“伯乐”有些考察流于形式，马虎草率。有的考察人员甚至是上午来了，下午走了;该开的会开了、该找的人找了、该走的程序走了。至于是否真实可靠，那就不好说了。几年或几个月后，有的干部东窗事发，再看看当时的考察报告，当事人都会觉得脸红。另外，知人善任，的确不容易。有些“伯乐”尊重了组织程序，却没有得到真相。更何况某些“千里马”往往是双面人，表里不一、善于伪装，光靠一般性的谈话和走访，根本不能得到全面详实的信息。

　　十八大以来，在拿下“带病提拔”的老虎以发挥震慑作用同时，中央也在管好“伯乐”方面作了许多积极探索。2014年1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突出强调了执行“一把手”负责制，提出党委(党组)承担选人用人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承担第一责任，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承担分管责任，组织人事部门承担直接责任。地方上也尝试了一些新做法，比如江苏省常州市在提拔处级领导干部时，实行首提责任制，将推荐者的名字白纸黑字登记在《选拔任用干部推荐提名表》上，并存入干部档案中，为日后倒查提供依据。一系列新政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用错了人，“伯乐”难辞其咎。

　　有了倒查机制，“伯乐”自然得睁大眼睛，好好给待提拔的官员医医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