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种大张旗鼓地做法，必然最终打击共产党教育的合法性，损害政治稳定，所以被叫停了。中小学教科书其实没有放弃革命话语，而是吸取了上海那个事情的教训，保留了革命话语，但是让革命话语无害化，甚至成为一个个空洞的口号，通过这一的方式最终让所谓的‘极左’势力边缘化。”

　　一、阶级斗争史观主导下的历史教科书

　　我国最早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1949年3月华北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节录成《高级中学中国历史》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再版。建国后，教育部确定它为高中历史课本，共三编。上册两编，由远古至南北朝，下册一编由隋唐至鸦片战争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教育也进行“改革”，中宣部的领导批评现行的学制和历史教科书，教育部派人到人教社蹲点，指导编写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由于是简装本，没有封面，被习惯上称之为“白皮书”。在征求意见时，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认为该书过于美化农民起义，贬低帝王将相，因而没有出版。

　　1960年，人教社还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历史》，共三册，中外历史合编，按社会发展阶段分编，因而社会发展史的味道较浓，农民起义占很大分量，且多溢美之词;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内容多，且放在章节标题上。这套教科书仅在少数学校使用。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高中的历史课程、教材也发生较大变化。高中的历史课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开现代史。1960年，在原《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的基础上，修改成《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到1956年。后来，下限又回到1949年。同时，在原《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基础上，修改成《高级中学课本世界现代史》，从俄国十月革命讲到苏共二十一大。1963年，下限又回到1949年战后世界形势。这两本教科书大量引用语录和政治术语、政治评论，还有不少专节、专目介绍和分析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等。

　　在1961年之后，史学界的名家认为之前的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只讲现代、不讲古代和近代的问题，而且对历史的表述只有空洞的理论、缺乏具体的史实，他们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由于这种形势的影响，依据教育部1962年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人教社由邱汉生、苏寿桐主持编写了十二年制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一至四册。课文采用两种字体，大字叙述主要内容，简明扼要;小字是主要内容的展开，生动具体。与之相配的，由李纯武主持编写的《世界历史》试教本两册，已经编成，但未能出版。

　　“文革”开始后，人教社的教材受到“批判”，文科教材更被指责为宣扬“封资修”的“黑教材”。不久，大中小学停课，教材停止印行。“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当时代行教育部职责的科教组令七省市编写和出版教科书，人教社的编辑只充当科教组的联络员。其中的历史教科书，七省市实际上主要采用北京市教育教材编写组由赵恒烈主持编写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一、二册。书中不分章节，一题一课，有少量小字，下限至新文化运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委托上海师大也编写了一套《中国历史》课本，体例分章节。这些教材体现了文革期间的意识形态，突出劳动者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 “阶级史观”与“文明史观”的冲突：上海历史教科书事件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大力加强教材建设。1977年，教育部以人教社编辑为主，调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承担各科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任务。历史学科由苏寿桐主持起草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书中采用了大小字编写。中国史下限至新中国成立，世界史下限至二战结束。这套教科书初步清理了文革中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加强国情教育，国家教委制定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规定高中增开中国史课程，分为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中国古代史。据此，人教社历史室于1990年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现代史专家彭明，编写了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讲座》全一册(必修)，在高二下学期使用，每周两课时，分专题讲述中国近代现代史。这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教师教起来有些困难。同时，历史室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委意见，将原有的初中中国古代史内容加以概括，并补充少量适于高中要求的内容，编写出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选修)，作为高三文科班的课本。但这本书的内容过于简单，不太符合高中教学的要求。

　　1996年人教社依据新高中历史大纲编写出高中历史教材。这是人教社编写的第九套中学历史教科书。这套初高中历史教科书，面向21世纪，体现出新时代精神;采用新型的框架结构;注意到初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层次性;教学内容富有弹性;减轻学生负担;注重开发学生的智商、情商，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等特色;同时在思想观点上进一步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逐步减弱。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教育系统也开始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编写相应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2006年前后出版的历史教科书。

　　1998年起，上海开始实行第二期课程改革，集中了上海部分大学和中学各学科的骨干力量，分别制定了行动纲领。2001年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据上海市教委制定的历史课程改革行动纲领竞标，取得编写权，由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担任主编，组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进行紧张的编写工作。

　　2003年开始，新课本在上海近百所中学陆续推出试用，不断修改，至2005年8月，九册新教材试验本全部编写完成。随后，上海市教委根据各学科课本的编写和试用情况，决定于2006年9月新学期开始，上海地区全部试用二期课改的新课本。该历史教科书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写盖茨的篇幅要大于毛泽东;大幅削减古代史内容，用所谓当代文明史取代中国史;营造所谓“和谐史”，革命、战争、苦难内容被大幅删减，南京大屠杀内容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高中部分完全抛弃传统中国、世界编年记史的方式，改用一部笼统的“人类文明史”代替……

　　当年9月1日，美国记者周看(Joe Kahn)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一文，认为上海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 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该文发表后，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对该版本的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认为该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

　　而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沙健孙等人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比如，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又和社会形态分不开。但该教科书不讲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不讲社会制度，不讲社会形态的更迭。文明的历程与社会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离开阶级关系，离开社会形态，孤立地、抽象地讲文明，是讲不清楚的。

　　比如，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但该教科书在讲法律、法系时，连阶级这个词都没有提到。在讲中华法系所谓“以礼入法、礼刑结合”思想的时候说，礼是“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高一上册第95页)。这就抽掉了礼的本质内容，因为礼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区别上下尊卑、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的就是这种关系。“以礼入法”，就是用法律条文来规定这种关系。

　　比如，教科书在讲工业社会说，“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丰富了社会财富，使发达国家大多数人口首先摆脱了贫困”(高一下册第8 页)。“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丰富了社会财富”这个判断是对的，但不加分析地说发达国家大多数人口首先摆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这就明显地歪曲了历史。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财富不仅由于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而且由于其殖民扩张，由于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第一次国际大分工是如此，现在的第二次国际大分工也是如此。

　　比如，教科书在讲“中国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时说，“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长期战乱，步履维艰，进展缓慢，东、西部地区发展很不平衡”(高一下册第15页)。这里只字不提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剥削，只字不提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屈辱。正是这些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

　　比如，教科书在讲战略与技术时说，“到90年代，美国开始组建‘数字化部队’，并制造了相应的武器装备。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中，大量运用精确制导的空中打击，摧毁了伊拉克的战略设施”(高一下册第52 页)。这种描述不仅掩盖了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反对，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且起了炫耀美国武器装备的作用。……

　　虽然该版的教科书最终在舆论压力之下于2007年被叫停，但毫无疑问，用“文明史”来取代“阶级斗争”史已经逐渐成为历史教科书编纂的主导思路。

　　三 “新课标”：蹩脚的“文明史观”

　　近几年来，在高中历史“课改”以后，出现多个版本的新教材。业内专家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历史教材，其最大特点就是从“革命史观”到“文明史观”的转变。简言之，“革命史观”是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如今时代已经不同，无论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局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学历史课程也应该与时俱进，进行全面革新。

　　但是，鉴于之前上海版历史教书的“历史”教训，新课标在用“文明史观”来改写历史教科书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个别问题上做出一些调和，以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之嫌，这就使得这些教科书显得非常混搭，不伦不类。

　　一位高中历史教师在网上发表评论，吐槽新教材史观混乱 消极处理敏感话题，淡化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面目可疑的文明史观

　　笔者理解的文明史，应该讲述世界上主要文明的兴衰及其相互关系。但从三本必修教材所选取的素材来看，基本上内容只有中国史和西方史。换言之，通常说的“世界文明史”，在本教材体系中基本上只剩下了“西方文明史”，以及西方文明影响下的世界史。

　　旧版高中历史教材的世界史方面，除了西方历史，其叙述的范围至少还包括非洲(如埃塞俄比亚抗意)、拉丁美洲(拉美独立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及之外的亚洲国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不管叙述的主题是什么，笔者以为传统教材从视野上比新教材更开阔。

　　这让以文明史观挂帅的新教材显得名不副实。……

　　笔者的困惑是，难道因为 “民主”和“法治”是当代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所以编者才这样叙述西方古典政治文明的吗?“民主”和“法治”是很好，可是西方古典文明后来的确是衰落了，原因不需要对学生稍加解释吗?……

　　而且笔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病常常作怪，总觉得这种编排极易给学生造成如下印象：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就是专制集权，西方政治文明的传统就是民主法治;中国的传统经济就是小农经济，西方的经济就是工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就是儒家思想(总是与三纲五常和君主专制连在一起的儒家思想)，西方精神文明的主流就是人文精神，自古以来就如此!　革命史观今何在　　教材在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描写中，采用的词汇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教材编写者应该是有意避开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传统的社会形态分段法。

　　而在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史的讲述中，也没有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被以前的学生背得滚瓜乱熟的术语。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怎么定性五四运动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呢?

　　当然，三本必修教材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解释什么叫做“帝国主义”，导致我的很多学生以为“反帝”是指“反对帝制”!……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教材编写者没有正面面对的。而且，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一个认识，即新教材并没有真正贯彻所谓的“文明史观”。新教材的史观更像是一种混搭，而且具有随意性。

　　阶级分析法的尴尬

　　这些都说明，采用革命史观把近代欧美政治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新教材比较一致的观点。因此，“阶级”一词才会一再地出现在教材中。但笔者发现，“阶级”一词在教材中的使用，基本上只具有修辞的作用，而毫无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功能，更不用说批判功能了。

　　倘若我们认定近代欧美政治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政权，首先代表的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旧教材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本质都有具体分析，这种分析往往暗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不只是表明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

　　而新教材呢?新教材关于近代欧美国家政体的部分，都在大讲特讲英法美的政体如何彰显民主和法治，但对这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时如何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却很少有具体的分析。笔者在给学生讲述政治模块的时候，常常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在历史课上大讲特讲欧美选举制、代议制，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讲解，这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教育效果呢?

　　四 破土视点：革命话语无害化

　　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房博士在接受破土采访时认为：“上海那种大张旗鼓地做法，必然最终打击共产党教育的合法性，损害政治稳定，所以被叫停了。中小学教科书其实没有放弃革命话语，而是吸取了上海那个事情的教训，保留了革命话语，但是让革命话语无害化，甚至成为一个个空洞的口号，通过这一的方式最终让所谓的‘极左’势力边缘化。”

　　房博士认为，“实际上改开以来的政治转向长期没能体现在历史和政治教材中。政治教材基本还是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常识，加上当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历史则发生了吴玉章范文澜(人民大学)体系向郭沫若(科学院)体系的转化。但两个体系都是遵从苏联教科书的，不过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和革命的具体经验。

　　而对于历史教材改革处理的办法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历史叙述与当下现实的割裂，即叙述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古代史，基本上可以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在学术界影响太深了，脱离了这个，叙述都困难。但是，对于当代问题却事实上不再讲历史唯物主义了。

　　第二个转向是就是将历史教学边缘化。将主流的历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割裂开来。师范生在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往往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性的、碎片化的，最后导致中学教师和学生集体将中学历史教学当做一套落后的说辞、受人鄙视的意识形态任务，而不看做科学，事实上让历史教育边缘化，而历史教育边缘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化。”

　　一些网友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

　　网友“东方大睡猫”:

　　新课标都执行很多年了 。新课标中的历史教材刚使用时，就已有人在网络中告诉大家，那套教材打破了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暗含西方文明中心论调。我问过一名学生，学完历史后什么感受，他说觉得中国自古以来处处都不如西方。

　　某些学者，极端崇洋，否定中国的一切……

　　网友“天涯孤旅”：

　　无意间看了儿子发的现今版历史教科书，感觉对农民起义和名族战争的观点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以前学的历史，课本上说农民起义是是封建统治的不满，农民起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历史教科书对农民起义基本是正面的，加以赞扬和歌颂。

　　当今教科书对农民起义进行大面积删减，一笔带过，甚至连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都没有。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是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经常妨碍国家的统一，在摧毁一个统一王朝时往往造成国家长期的分裂和动荡。农民起义只是封建统治者的更替。

　　对名族矛盾，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略说成是少数民族的南迁，有利的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当然岳飞文天祥不是名族英雄了，他们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破坏了名族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不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是名族内部矛盾，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即不是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或破坏。当然成吉思汗也中原地区的侵略也谈不上侵略。

　　网友“天天向上”：

　　问：现在的历史课本上农民起义为何不再作为重点了?

　　答：社会的稳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