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时间的确定本身所带的政治意义本就比所谓尊师重教的意义大得多,每一个日子都带着不一样的符号色彩。可是,当教师队伍在实际境遇上逐步真正向工人阶级靠拢的时候,这个日子真的重要吗?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从1985年设立至今,这是第30个教师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节日?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日子?这个日子发生过变化吗?现在的老师状况是怎样的?是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了。
教师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教师节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许多次的变迁,而这变迁的轨迹,也带着浓厚的时代文化韵味。
(1)民国时期的“六六”教师节
1931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的几位教授,鉴于国难日益严重、教师工作艰巨而责任重大,倡议以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还发表了 “教师节宣言”。倡导设立教师节,目的有五:一是改良教师生活待遇, 二是保障教师地位稳固, 三是提高教师专业修养,四是逐步形成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五是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
由于 “六六” 教师节缺少官方认定,长期停留在民间倡议层面上,所以此后数年,都只是教育界人士的自发行动,规模一直不大。
(2)抗日时期的“八二七”教师节
到了 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出于巩固国统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为了表示政治上进步,开始注意教育,笼络知识分子。该年5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 拟定每年 8月 27日(农历), 孔子的诞辰日为教师节,提议 中说:“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奋群伦。”此议很快得到政府批准。
所以,“八二七” 教师节, 既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教师节,又是中国政府法定的第一个教师节。在 1939年 8月 27日这一天,当时未沦陷的省县有不少机关、学校,都按照重庆国民政府的要求举行了纪念活动, 在广西、浙江、 宁夏、 西康等地方不但召开了纪念大会,还分别推行。
(3)新中国的“五一”教师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夕,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发表书面讲话,宣布废除国民党时代的“六六”教师节, 改用“五一” 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教师节——“五一”教师节。把“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作为教师节,有其浓厚的历史背景。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劳动人民指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 而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把教师节定在“五一”, 其本意是树立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必要社会劳动的理念, 告诉人们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4)“九十”教师节
1985年 1月21 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据说教师节所以选择 9月10日,原因有二:一是 9月初,新学期刚刚开始,学校要出新气象,师生要有新感觉。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为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一个良好开端。二是因为九月份全国性的节日较少,便于各方面集中安排时间和精力,组织各种欢庆活动。此外, 有人认为选择9月10日, 还和“九十”是教师的谐音有关。
教师节的变迁史是时代发展的历史。这个节日诞生于教师本身的自我觉醒和提升社会影响的需求,确立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力量的依靠,统一于对教师劳动的肯定,转化于社会文化新的变化,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的定论。如今,又有新的声音说,要把教师节改到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这不免让人与陪都国民政府笼络知识分子所定的教师节联系起来看待。在这个去政治化、重塑文化自信力的时代里,将这节日改到孔子诞日似乎更加符合弘扬国学的潮流,在精神上重新给予老师们更大的肯定。
教师节里看教师:多少座大山在身上?
然而作为充满时代优越感的知识分子,教师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优待了吗?根据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在2015年度共同开展的关于乡村教师的生存情况调研报告,我们却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报告中显示,被誉为“红烛”“春蚕”的人民教师,身上却压着许多座“大山”:
(1)工资
老师们的平均工资普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一些地方的老师每月甚至只有一、两千元,每月根本没多少剩余,想要在乡镇中落脚,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父母的支持;同时,老师工资地区和城乡差异很大,同样在城市和农村工作三年,城市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比农村学校老师多收入至少20万;老师们的工资构成也很不合理,绩效工资的占较大比例让老师们有很多的不满;几年来的工资调整,在物价飞涨的现实下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工资增幅。
(2)职称
除了职称评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外,许多老师对职称“评聘分开”,考上了职称也只能等名额的事感到压力很大,同时,对职称评定标准并不偏重于一线教师而是将是否是校领导或是否发论文作为重要指标这点有着很大的意见。
(3)工作时间
老师长时间都陪伴在学生身边,有的老师早上七点多到学校晚上十点半才能离开,而对于这种“加班”的补贴,却少之又少。
此外,教师性别失衡,女教师面对更多生活压力、教师老龄化趋势显著、对老师的培训没有实质效果等,也大大降低着教师在社会中被定义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老师们面对的这些职业压力,工资、工时、等级评定或是性别失衡等,都是与工厂里的工人没有差别的,而工人的这些压力是来自于大生产、资本运作,老师呢?都说人民教师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责任,在老师的生存状况中,我们着实没有看出来。
知识成为了商品,知识分子自然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文革之后的这一论断使许许多多的老师松了一口气。如今,在这个教育逐渐成为奢侈品的时代,当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等重点中学相互竞争、此起彼伏,当课外辅导班开出天价,当偏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只能靠被拐妇女撑起来,当知识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老师成了生产知识的工人,在工资、工时、等级评定上受到与工厂工人无异的压榨的时候,老师,这一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形象,真真地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不是通过设定“五一”教师节实现的,不是通过政治话语确定的,而是在商品经济中被划定了出来。这个时候,老师们通过知识的生产,也实现着自身阶级的确立,生产着自身的阶级。
教师节时间的确定本身所带的政治意义本就比所谓尊师重教的意义大得多。从“六六”到“八二七”到“五一”再到“九十”甚至可能的“九二八”,每一个日子都带着不一样的符号色彩。可是,当教师队伍在实际境遇上逐步真正向工人阶级靠拢的时候,这个日子真的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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