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北大月刊”，在这份95年前的月刊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19人，他们中有14名成为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马克思学说的思想魅力，把这些年轻的先驱者凝聚在一起。他们一起阅读马克思，学习马克思，在读懂马克思中找到救国图存的道路。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考察，在看到这份启事时，感慨说道：“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啊！”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扩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为党的成立定下雏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专门拨了房间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室，他们亲切称这个小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义于“共产主义”的德文音译。在亢慕义斋里，李大钊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做一个马克思的读者。他们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进行宣讲。聚拢在一起的火种发出金色的光芒，照亮劳苦人民的心田。

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触与学会有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回忆说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直至今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依然能够看到盖着“亢慕义斋”印章的共产主义文献。“亢慕义斋”，这个名字，把博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文明典雅简洁地结合在一起，“红楼雪晴读书窗”，思之令人神往。

时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95周年之际，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寻访“亢慕义斋”的旧址。根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亢慕义斋”位于景山东街2号，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带着对那段峥嵘历史的向往和崇敬，我们来到景山东街，笔直的马路绿树成荫，两侧是整齐的民居。经过岁月的洗礼，“亢慕义斋”不见任何痕迹，彼时的郎朗读书声已掩藏进老百姓锅碗瓢盆的生活中，我们也只能对着这灰砖瓦红窗棂遐想当年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这里的意气风发的身影。

亢慕义斋旧址

没有找到“亢慕义斋”的“一鳞半爪”，带着未尽兴的心情，我走进位于石驸马后宅胡同的李大钊故居。这里既是李大钊和家人的居所，也是他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在这里居住时，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这里见证了“亢慕义斋”的成立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故居里的摆设极为朴素，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1918年，时任北大经济系和历史系教授的李大钊回乡省亲，一位亲戚见他穿着简朴，李大钊的女儿更是穿得土里土气，就问李大钊，“你在北京到底是干啥啊？”李大钊说“点种”。这位亲戚不解，“乡下人点种，你个大学教授点什么种啊？”1916年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主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并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够救中国。他发表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驱。

北京的李大钊故居

1919年，李大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公开阐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年三十整。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更洋溢着青春的激情。马克思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也只有三十岁。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写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李大钊点的这个种就是共产主义火种。“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想信念和践行信仰的行动是统一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熔铸在自己的信仰中。

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兼任经济系历史系教授，每月能到200-240多银元的收入，按当时的物价，两元即可买25公斤面粉。毛泽东曾说过：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每月有8元的工资，解决了生活问题。按照李大钊的收入，他完全可以过富裕生活的。但他的收入不用来置办家业，更不讲究吃穿。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我对此很不理解，建议他多注意营养。”甚至于，他的夫人赵纫兰无法处理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亲自告诉学校会计，每月都要直接给夫人赵纫兰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好用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那么，李大钊的收入都用在哪里了？根据考证，他把一多半薪金交党费，用来维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日常活动，购买共产主义文献。截止到1922年4月，已有英文书籍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还有一部分收入用来资助学生，李大钊还经常到工人中宣讲共产主义，给工人买糖果茶叶。这样算下来，留下来给自己的就微乎其微。

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回答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1927年４月６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对共产党员进行抓捕，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在狱中写就《狱中自述》。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企图获取更多党组织的信息。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竟剥去他的指甲。李大钊从容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随后，蒋介石密电张作霖立即处决李大钊。面对死亡，李大钊从容镇定，他拖着被酷刑折磨的身体走向刑场。站在绞刑架前，他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你们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撤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架，张作霖使用从德国买来的绞刑架，采用“三绞法”，历时长达28分钟，将李大钊绞杀，牺牲时不满38周岁。在随后的日子，我们的党正如大钊同志所断言的那样，从建党初期的50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600万党员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纵观李大钊的一生，他生活拮据，没有任何物质享受，甚至在人生最后时刻受尽折磨，但我们能说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嘛？！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真正的真理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天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每个时代，不乏这样的天才，正是这种天才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传奇，为大多数的幸福而舍弃自己的利益。这种天才不是从降生就注定其天才的身份，他们与常人共享一样的身体结构，不同的是他们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理想信念。

李大钊用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李大钊一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认定了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为了这个信仰，他们英勇无畏，勇于献身，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离开李大钊故居的时候，正值傍晚，在李大钊故居不远处是北京繁华的西单商业圈，霓虹闪烁，人流如织。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信仰似乎成为稀缺品，“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的人比比皆是，不用说甘为信仰而献身，就是为信仰坚守也难做到。人们比的是金钱多少，比的是职位高低，却很少有比比信仰的。幸福产生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征着对美好事物和崇高价值的追求。当我们觉得信仰可以有可无，甚至为了物质而丢弃信仰时，也这正是我们背离幸福时。所以，做一个幸福的人，从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开始。

（来源：红色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