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提毛泽东，有人会觉得不合时宜。在当今以经济为主题的时代，毛泽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毛泽东有什么可学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假如能将一个国家缩微为一家企业，那毛泽东无疑是最伟大、最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他的组织管理能力、他的领导水平、他的带兵艺术、他的人格魅力、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理论等等，无疑都是最值得领导者、管理者学习的。

      中国人懂得传统和智慧，也最善于吸收世界的文明成果。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代表了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水平，有着取之不尽的精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企业界、学界、政界，能够从毛泽东身上吸取更多的管理精髓，并灵活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就能占据管理的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翘首以待，本书能为之起到倡导和推动作用。

　　在一个团队中，既要有人唱红脸，也要有人唱白脸。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父亲一定要严厉，母亲则以慈爱为主，二者对子女的关系如打铁与沾水，相互配合才能锻造出人才。如果父母都强硬如锤，或都溺爱如水，子女教育很难获得成功。这又好比旧时唱戏中的红脸与白脸，角色不同，分析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样才有冲突，才能出戏，一唱一和，配合起来将戏演好。如果满戏台都是红脸或都是白脸，那戏就没法唱了。

　　部队也是这样，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了政委制度。政委通常是党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与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一位侧重管事，一位着重管人，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全面建设和各项工作实施领导。

　　有人不禁要问，一个单位有两“长”，岂不会打架吗？设置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呢？实行这套制度的实际效果如何？其实，政委制度并非毛泽东首创，而是蒋介石从苏联引进的。当年，苏联红军中不少军事指挥员是从沙俄旧军官演变而来的，动不动就哗变闹事，所以需要派一批政委监视他们。蒋介石考察后觉得这套制度不错，就在北伐军中实行了“党代表制”。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很快抛弃了这套做法。据说到了晚年，他后悔地说，要是当年不取消党代表制，可能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天下了。

　　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做法，在军、师、团各级普遍设立了党代表或指导员，专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将党代表一直设置到连，后又将营连的党代表分别改称为政治教导员和指导员，并一直沿用至今。 　　

　　政委主要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和政治工作，包括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基层建设、干部工作、安全保卫、文体活动、群众工作、机要保密、瓦解敌军、计划生育等。仅从这些职责看，对政治委员素质的要求就比较高，比较全面。政委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道德素养，而且要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实际经验。

　　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强、善于打仗，就可以被任命为军事主官；但如果其能力单一，存在明显弱项，通常不会被选派担任政委。所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同志有一个共同感受:选军事主官相对容易，选一个好政委真是难。

　　1930年春末夏初，毛泽东为安排红四军政委一职颇伤脑筋。当时年仅23岁的军长林彪需要选派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爱动脑子，善于打巧仗，毛泽东对他是器重的。但林彪这个人性格却很古怪，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处理问题时容易走极端，别人颇难同他共事。下井同山时，28团党代表何挺颖在大余战斗中负了重伤，当时毛泽东曾指示林彪一定要照顾好这位党代表，可他漠不关心，结果身负重伤的何挺颖在夜行军中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后来，担任了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又对纵队党代表谢唯俊横挑鼻子竖挑眼，把他挤走了事。

　　林彪担任军长后，因军政委未到职，代理军委书记赴党中央开会未归，作为红四、五、六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必须为其委派一位代理政委。这位人选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以外，还必须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在非原则问题上有灵活性。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恒，认为让罗荣恒与林彪搭班子，既能充分发挥林彪的所长，又能有效抑制他的弱点。果然，罗荣恒对军事训练、后勤工作都抓得井井有条，性格偏狭的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于是，军长和政委之间，一时相安无事。这是林彪领导下的部队为什么战斗力强、总能打胜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千世界，没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人。不同个性、不同性情的人适宜做不同的工作，因此，在使用人才、配备班子时，毛泽东十分重视用人的搭配术。历史上解放军绝大多数高级指挥员都曾在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两种岗位上轮替过，因而培养子一批能文能武的军事将领。如刘伯承，世人皆知他是著名军事家，曾亲自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在军事理论上颇有建树，被人们誉为“军神”。可却很少有人知道，刘伯承也很善于做人的工作，对政治工作颇有见地。他强调士气与战法是打胜仗的两个基本因素，应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教育，使军队“真正憧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懂得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才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

　　再如，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楷模罗荣恒元帅，自三湾改编后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是公认的政治工作专家。罗荣恒在军事方面也不是外行。抗日战争期间，林彪意外负伤离队，罗荣桓长期担任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挡一面地领导山东军民的对敌斗争，在作战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创。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能否引入政委制度呢？有些企业家曾经做过积极有益的尝试，发现效果不错，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大大改善，甚至在骨干员工工资比外部低1000~2000元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离开。

　　例如，对下属进行思想引导和教育，进行企业愿景、使命、政策等方面的宣导，通报一段时间以来的生产经营状况，解答员工们的疑问，像军队把理念和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将士身上一样传播企业文化，让全体员工很好地理解并认同公司的宗旨和文化。

　　又如，任何公司内部政策的变化，都可能冲击员工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发展空间等，与员工讨论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工作重心变化或能力变化，收集他们的各种意见和反馈并上传，做到有问必答，可以帮助员工转换思想，提高认识，把人为的抗拒减少到最低程度。

　　马云在阿里巴巴的管理工作中就引入了这样的“政委体系”：从组织结构上分三层，最基层的称为“小政委”，分布在具体的城市区域，与区域经理搭档，往上一层是与高级区域经理搭档；再往上直接到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总监，这位人力资源总监可直接向邓康明以及马云汇报。这些“政委”既懂业务、又代表公司进行价值观宣导，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观察业务之外的情况，看“士兵”的状态是否良好，以及“司令”与“团长”、“连长”的沟通是否到位。

　　近些年有一种與论倾向，认为成功的企业靠的是某一位企业领袖，离开了他，企业就玩不转。其实，真正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领导集体，在强人的身旁，常常有一个十分得力、与之配合默契的搭档。比如索尼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微软的比尔·盖茨和巴尔默，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和凯文·罗斯林，海尔的张瑞敏和杨绵绵，华为的任正非和孙亚芳，万科的王石和郁亮，等等。他们一红一白，一阴一阳，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能力、经验、阅历、性格等方面实现了互补。虽然为了树立企业领袖形象，对外宣传时常常只突出其中的一位，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没有另一半，企业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事实证明，“一长制”决策速度快，出了问题能找到责任人，但如果权力一旦失控，就会出现大问题，而引入“双首长制”，往往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当然，企业不可能完全照搬部队的做法，但可以汲取其中有用的成分，根据这些原理来设计组织机制，会有利于加强对组织的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