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总理两度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财政部长鼓励灵活用工模式，极目所见，能体现中央新弹性就业计划，滴滴10万车主创业计划可谓供给侧改革标本，分享经济的新型就业模式期待写入明年总理报告。经济学家张五常有关计件工资合约的叹息，竟如此巧妙化解。

　　滴滴10万车主创业计划——中国自由“行”新供给

　　克强总理2015年两会总理报告中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我观察一年来，真正能面向大众、又颠覆旧有机制束缚，体现两者有机结合最大价值的就是专车平台。今天看到滴滴平台“伙伴创业计划”的10万车主详细计划，只需缴纳少量保障金，即可免费领取一辆汽车成为滴滴车主，在当下经济下行景况中，这可谓就业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典范，政府与社会关切的大事，专车平台以“有形的手”的方式启动了。

　　从今年两会财政部长楼继伟针对08年新劳动法固化提出“非固化用工模式”，到克强总理两度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极目所见，能体现中央新弹性就业计划又不颠覆现在就业管理规则，滴滴10万车主创业计划可谓就业市场供给侧标本，分享经济新就业模式期待写入明年总理报告。

　　两任总理 无分享经济大势难破出租车垄断

　　出行行业按理说是多层次吸纳就业人口、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需求的最大服务业市场之一，也是和餐饮、旅游行业并列为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现金流”与“现金牛”。但当下出行行业已经成为流通最不畅、垄断最严厉、广泛遭诟病的行业。我观察、报道出租车垄断行业改革已近十五年，针对利益集团“份子钱”机制打破垄断、针对出租车垄断车牌限制创造供给、针对用户体验创新需求，从2001年至今其实有两次大的机会，第一次机会遗憾错过了。

　　那是2002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历时六月刊出重磅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朱总理、温总理皆有批示，更要求“以北京试点，对出租车业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

　　当时一向多疑的我也充满信心，还有什么元素能比两任总理的明确要求有力度?出租车行业必将改革将超额利润分享给司机，更多的司机、更好的出租车、更有竞争力的出租车公司必将涌现，市民的出行将更舒适、更有效率。

　　可惜，我错了。

　　这一晃逾十二载，撼山易撼出租车垄断难，我亲历十二年出租车垄断两任总理批示难打破，南振中提出著名的“两个舆论场”难题受困于垄断无解，一直等到快的、滴滴、易到等互联网专车平台涌现，一夕间移动互联让当代骆驼祥子恢复尊严。针对封杀专车的文件与交通部门的怠政高官，我从2014年先后写下《总理不如快的——移动互联打破垄断记》等，呼吁总理再次出手，当制止内阁部门对互联网+创新的扼杀。

　　10万车主计划 新常态下的互联网+创业+就业

　　整整两年后，今年两会上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就专车服务模式方有一个四平八稳的表态：“鼓励创新 规范管理”，当然这可算做对专车平台合法身份的的首次正名，专车平台的政策不确定性与查办专车司机的风险有所降低。值此时，滴滴正式推出“伙伴创业计划”，可谓专车平台第一次大张旗鼓招募司机，即利用“互联网+”促进就业，首批面向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和成都五地招募10万车主。符合条件的车主只需缴纳少量保障金，即可免费领取一辆汽车成为滴滴车主。当然，从交通部门既往从自身部门利益制定政策的一贯特性观察，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有没有第二批、第三批，要看总理的智慧、眼光与决心。

　　2016滴滴伙伴创业计划启动，但是能否在全国更广阔范围推开，这就是我说的打破出租车垄断、创造司机供给的第二次机会。从我这两年的在北京亲身体验观察，每一次我打滴滴、易到专车时，都和司机交流，其中发现一个秘密，即司机身份的准入限制打破了。过去必须拥有北京户籍方能开出租，现在非北京户籍纷纷加盟专车，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麦当劳经理模范干警

　　专车平台打破户籍就业限制

　　今年两会后，我遇到包括薪资下调的麦当劳经理、轮班的地铁公司机工、处于实体经济不景中的服装店店主，在涿州给娱乐夜场老板开车八载如今北漂的老司机，甚至当选全国优秀干警工作逾十年但转京籍无望而辞职的老公安。从快车到顺风车——专车平台以分享经济的新形式提供给他们弹性的工作时间与较自由选择的工作合约。

　　我有时在想，如果没有专车平台，他们去哪里?

　　在出租车垄断改革的两次窗口期，2002年左右与2016年左右，这都是政府、社会和个人面对的大问题。2002年出租车垄断改革未果，但幸运的是2001年12月11中国加入世贸，当时香港文汇报独家提前曝光中美世贸谈判达成，当日港股暴涨，海内外的目光聚焦在经济繁荣之上，但有识之士当暗自庆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崛起吸纳超量的就业人口，入世令中国避免了大量失业人口的涌现。而当下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不景气挑战，类似“入世”的外部大事件可谓不再，吸纳人口需要国内新的供给侧改革，更需要汲取08年新劳动固化劳动就业弹性的教训。而此次滴滴推出的灵活弹性就业的全新计划平台当是就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抓手之一。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司机们不像2014年我首次体验一号专车时那种轻松分分钟入帐，移动互联创新平台初期的红利在消失。但专车平台与垄断性的出租车行业相比，它不粗暴垄断个人入行的牌照，不剥夺性垄断性锁定司机的“份子钱”，更有意味的是它不垄断司机的劳动时间。这三个不同，必然令大量的司机持续涌入专车平台，平台吸纳大量城市有一技之长的就业与待业人口已成为现实。

　　滴滴伙伴计划 自我就业 灵活就业新常态

　　从劳动时间上观察，正如滴滴平台的统计，75%司机都是兼职司机，不同于传统企业雇佣模式和劳动力的全职就业模式，这些司机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以一种更加自由和灵活的方式实现额外创收。数据显示，滴滴平台直接为社会提供了超过300万个就业机会。分享经济鼻祖罗宾•蔡斯就认为，以滴滴为代表的分享经济企业对促进就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为自我就业、灵活就业的人们提供平台。

　　与出租车行业相比，司机们在工作合约的选择上弹性大增，可进可退，如果海内外经济界有识之士能深入观察体验专车平台司机的工作合约安排，就会发现08年新劳动法“工资固化上涨”的问题不复存在，就会发现财政部长楼继伟2016年两会所指出的08劳动法的弊病，包括 “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标准用工的模式”、“对于新入职的就业带有歧视”，都自然化解了。

　　相反，楼部长期待的“非固化用工模式”、“对新入职就业的鼓励”在滴滴快的平台上一定程度实现了。这其中的奥秘，不得不归功于总理强力推动的“互联网+”、“大众创新”两者有机结合的必然大势，更契合经济学中深层次的历史必然逻辑。

　　关于就业，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新劳动法的批判，有其对当下国情变化未深入了解的一面，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过度并非实体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张五常没有观察到企业负担过重，其实在于五险一金社保税费负担过重与社会保障不足这两样新问题。但张五常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包括新劳动法在内的当下就业供给制度中一个大问题，即计时工资制度已经大面积、多层面取代了中国经济腾飞之时行之有效的计件工资合约制度。当下，国家与企业管理制度偏向锁定“劳动时间”而非“劳动计件”，这不但损害了自身经济发展，更与移动互联分享经济大势不符，而专车平台的新制度恰恰是移动互联时代自然催生的以计件工资合约取代劳动时间合约的就业制度创新。

　　目前，对灵活就业模式的官方规划很多，比如“随着经济社会、互联网的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由此产生，并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就业空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将成为未来五年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让就业者直接与市场进行连接的“互联网平台型就业”有望成为主流就业模式。”而滴滴伙伴创业计划是目前看到新常态新理论指导下平台自发主推的少见的大规模就业新模式。

　　滴滴推动中国自由“行”新模式 就业制度改革新标本

　　而今天我们看到程维主导合并后的滴滴快的专车公司，不但更名为“滴滴出行”全面创新中国人“衣食住行”中尚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中国自由 “行”的商业模式，而且在先进的工资合约机制上更主动推进一步，从制度供给上推出“伙伴创业计划”。

　　从恢复就业工资合约弹性角度观察，滴滴平台“伙伴创业计划”，从以下两方面看是既是滴滴所言“该创业计划在国内尚属首例，滴滴也有望成为继电商后第二个热门创业平台”，更关键的是它是中国用工制度、就业制度改革的新标本。

　　创造新型式的弹性就业个人——零成本拿车开滴滴。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车辆，此前不少希望加入平的车主不得不通过租赁公司租车或贷款买车，除去每月数千元的租车费或月供，收入并不理想。滴滴“伙伴创业计划”将为这些没有足够资金，同时希望通过滴滴平台就业甚至创业的人提供方便，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拿到一台车。参与创业伙伴缴纳仅需缴纳最高2万元的保证金，即可通过与滴滴合作的汽车厂商领取一台崭新的汽车，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后正式成为滴滴伙伴上路接单。滴滴伙伴仅需要最高两万元保证金即可免费拿车上路接单，首次投入最高节省3.8万元。三年合约期满后，车辆可归车主个人所有，享受车辆残值收益，同时车主还可以选择退还保证金将车退回。

　　创造新的联合就业团队——滴滴还鼓励有团队管理经验的创业伙伴加入该计划，平台鼓励一拖多、通过组建车队的方式获得更高收入。根据服务、安全及流水三个标准，一个车队最多将拥有50台车，伙伴每增加一台车，滴滴平台将给予每台车2000元的扶持激励，服务满一年兑现。

　　从第一点上看，滴滴创业计划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所言“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的典型支持对象。同时，滴滴计划也有着政府责任担当的影子。即“滴滴欢迎退伍军人和下岗工人加入伙伴创业计划，并额外给予他们每台车2000元的创业基金减免支持，最低只需要缴纳1.3万元保证金。 ”随着军改、国企改革的深入，政府在保障退伍军队和下岗工人方面出台相关计划必将推行与滴滴相似的做法。

　　而第二点比较特别，即就业大平台上创新的小平台，即滴滴提到的团队可自行在平台上创业组建“小车队”。如果“小车队”模式能实现并推广，既往“出租车”垄断型公司模式将彻底土崩瓦解，专车大平台上有自由合约的个体司机，有与平台通过合作计划结盟成合作伙伴的半雇佣式司机，还有子公司模式的合伙人，这三种多维度的模式将彻底解决了2002年王克勤调查暴露出的15年悬而难解的出租车垄断难题。

　　2002年后的第二次机会 期待总理再次出手破除利益藩篱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马克思当年从分析“劳动时间”入手，发现产生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剥夺劳动者的秘密。但对于垄断型的出租车而言，它表面上是看似也实行计价工资，但它垄断牌照以高额不能议价的局部市场统一“份子钱”方式彻底垄断了出租车司机“劳动时间”，令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分离。

　　而以滴滴专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新常态就业模式，则一定程度上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自由的计件方式还给了劳动者。从这个角度观察，专车平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司机的自由联合”，滴滴伙伴计划同时以钱款补贴、时间贴现的方式给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尤其是没有车的较专业的司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机会，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景下在“行”的大行业中真实践行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克强总理2015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2016年总理报告中再次誓言“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这两年，总理的愿景中依然缺乏有着成熟商业模式的新兴就业实例，如果滴滴平台“伙伴创业计划”从今年的10万车主扩展到百万车主，如果在2016年我再次遇到的麦当劳经理，服装店店主，没有北京户籍辞职的劳模干警们，他们不再为分享经济的政策风险担忧，而是彻底放手在专车平台上在“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中自由抉择与创业，我相信明年的两会总理工作报告将真正写入分享经济的就业模式创造。

　　BUT：“自我就业，灵活就业”的愿景真的能突破当下包括交通部在内的专车政策不确定性的瓶颈吗?

　　这和2002年一样，出行困境需要总理关注，需要总理果断出手破除部门利益藩篱、督办部门首脑转变旧思维。这一次，相信针对出租车垄断的改革不会夭折，因为历史大势已经站在分享经济的大潮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