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祖虎：毛泽东书法创作启示论

点击：作者：栾祖虎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有删改发布时间:2016-11-18 10:42:34

　　毛泽东书法创作启示论

　　——结合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当代书法创作

　　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特性的一门艺术，不懂书法就不能彻底搞懂中国文化，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有过这样的断言：“笔墨砚，金不换。中国书法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哪个国家也不能相比，不懂书法，等于不懂中国文化。书法艺术不仅有着广泛的使（实）用价值，也有很高的欣赏价值，钻研进去其乐无穷。”[1]

　　如果当代的中国人不能彻底搞懂中国文化，又怎么能谈什么文化的繁荣与复兴呢？习近平更是把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复兴的意义，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崛起的战略层面予以考量。他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同）

　　本文结合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精神，谈谈毛泽东书法创作给当代中国书法工作者都带来了哪些重大启示——

　　一、心血启示篇：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

　　王羲之说：“大抵书须存思”，苏东坡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者，终不能尽妙。”毛泽东早就说过：“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2]这就是说，写字要苦练、多练，持之以恒，坚持学习与思考、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有学而不能，唯有不学而能者也”，书法创作，更需要的是长期的、热情的、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古人的“笔冢”、“墨池”，正是这种投入的明证。

　　欲成书法大家，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天分、勤奋均不可少，先天基因和后天努力须相辅相成。天分非勤奋难以引爆，勤奋非天分难有大成。聪明与勤奋，苦练与巧练，毅力与方法，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归根到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勤奋苦练有毅力，是第一重要的。“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古人为什么把天分聪明绝异看作是学者的大患呢？这是为了警惕那些非常聪明、识深见广的人，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放弃了勤奋苦练，缺乏毅力，必将难有大成。

　　为了鼓励后学者，毛主席更强调以勤奋为主。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能坚持能刻苦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开始可以照着字帖练，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他又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3]

　　毛主席自己就是刻苦练字、勤奋精进的典范。据载，从1955年开始，他看过的所存拓本即近400种。“二王”帖，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时常批阅；对规范草书艺术的《草诀百要领》和《草诀韵歌》等帖，更是精研不休，把玩不止。正是这种刻苦学习、孜孜不已的求索实践，才最终成就了他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4]

　　建国之前的战争年代，毛主席更是把写字写文章当作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方便工作，贺子珍给他制作了颇具创意的多层布袋，用来装书籍和文房四宝。毛主席对警卫员要求：“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不管斗争多艰苦，环境多恶劣，工作多繁忙，一有空隙，他就抓紧时间看书写字。正是在这样刻苦勤奋的努力下，毛主席留下的书稿有一万多件（中央档案馆手稿科长齐德平统计），这是多么丰富而无与伦比的一笔艺术财富啊！[5]

　　对此李讷回忆说：父亲对书法极下功夫，除了工作、读书、散步、游泳外，就是不停地写。甚至吃了安眠药，睡意未来，就是在写字。直写到半睡状态，才上床睡觉。这样日积月累，将是何等功夫！[6]

　　总之，书法创作，勤奋苦练有毅力，什么时候都是第一重要的。“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这是一条朴实的真理。正如习近平所说，“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

　　毛泽东书法的代表作，正是其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这也是破解今天的中国书法创作所存在着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浮躁肤浅现象的首要前提。

　　二、精神启示篇：加强精神修炼，强化爱国主义

　　传统书法评论认为，书法须以神采为第一审美标准。我们认为，不能像唐·张怀瓘《文字论》中所说的：“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这样将神采论推入极端；但是，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所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还是深得神采和形质的辩证之道的。书法之妙道，精神风采是第一位的，形体结构还在其次，如果二者兼备就可以说是继承古人书法的真髓了。毛泽东书法神形兼备，神采尤上，不仅在精神笔意上继承古人，实是超越古人，以启来者。

　　这就告诉我们，搞书法创作，不仅要加强形质的训练，更要加强精神的修炼。若精神不强、风采暗淡，则无论书家创作多少作品，都不过是字奴墨猪而已。正如清·蒋和《书学正宗》中所说：“法可以人人而传，精神兴会则人所自致。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玩索；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书匠。”技法可传，但精神则重在自我表现。缺乏精神力度的书法，虽然可看但不会耐看；缺乏意趣的书法，即使字形好，也不过是写字匠所为。学习毛体书法，如果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其理亦是同上。

　　书如其人，好的书法作品是鲜活如生、浑然一体的，正如苏轼《东坡集》中所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古人素来主张 “字内功夫字外求”——精神在字内，功夫在字外。宋·蔡襄《宋端明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中说：“学书之要，惟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这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包括学习毛泽东书法，当以学习其书中的精神，乃至于学其整个人的精神为法要，而不是徒求形似，止于形似，做那些不懂书法真谛者才做的蠢事。

　　书法的神采，无疑也是和书家的性情以及书家的功力息息相关的。明·祝允明《论书帖》中说：“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有功力缺性情，书法作品就会缺乏神采；有性情缺功力，神采就会难以坚实。毛主席既有深厚准确的摹古之功力，更有济世救民的独特之性情，故其书既坚实有力，又大气磅礴，所以能震撼人心。这也启示着书法后学者，在锲而不舍的学习修炼中，改造自己的性情，活出更高更好的精神境界来。

　　进而言之，伟大的精神是书法作品达到最高境界的必要阶梯。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说：“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以吾神所着故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提出：“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书贵有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化我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入我神者为神仙。入他神者易，入我神者难，故成仙者少也。”我们这里抛开刘熙载学仙之喻不谈，只谈书法以神为贵的学习之道。

　　所谓入他神者，即是指古人精神强于我之精神；入我神者，即是指我之精神强于古人之精神。毛主席的精神是超越古今、极其强大、永恒不灭的，它附着于书法之上，成就了众多神品、极品，因而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后学者要达此境界，学习毛主席的精神正是超越古人精神、最终超越古人作品的一条重要捷径。

　　毛主席的伟大精神是深厚博大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热爱——最真挚、最深刻、最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像一条红色的主线，贯穿了其诗词、书法、文章等一切创作领域和革命实践，并成为其不可动摇、不可磨灭、不可挑战的灵魂！

　　习近平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正是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我们说，爱国主义的中国书法是铸造中国人灵魂的工程，爱国主义的中国书法工作者是铸造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

　　三、思想启示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书法是文艺的重要分支，毛泽东是热爱人民、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伟大领袖，其书法正是践行其价值观、心艺合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经典体现。

　　书法应该是给人民看的大众艺术，而不是只给自己看的文字游戏。[7]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书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在其所有题词中, “人民”一词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他特别对为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给予了崇高的礼赞。比如，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亲撰挽词，题写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当听到年仅15岁就被反动派杀害的刘胡兰的光荣事迹时，毛泽东眼中含泪，凝神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气壮山河的大字；建国后，他不忘缅怀先烈，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除了对人民英雄给予崇高的礼赞，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人民楷模也同样给予热情的题词赞颂。风行全国、人所共知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七个大字，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精品，也在思想上影响了几代的中国民众，甚至在今天依然是中国人道德品行的最高指南。[8]正因如此我们说，毛泽东书法最伟大、最独特的作用，就是对饱经内忧外患、面临各种艰难挑战的中国人民，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思想总动员。

　　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毛泽东书法的思想境界与古人书法的思想境界体现出了本质的不同。所谓古人书法的神髓，与毛泽东书法的神髓，在人民性、正义性、实用性、社会性和革命性等思想价值方面，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书法对于毛泽东而言，绝非仅有艺术价值或一般的思想价值，它更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革命斗争需要的一种有力武器与重要工具。毛泽东的很多书法作品，包括各种题词、书信、电报和书稿等，本身就是为人民工作的需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为人民事业工作的副产品。比如，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修建竣工之际，大家请毛泽东题匾。他欣然同意，当即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沉思片刻，大笔一挥，一气呵成，写上了“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从此，“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就石刻于各级党校的大门内，成为了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座右铭。[9]试问，历史上哪个书法名作能有这样的力度与境界呢？

　　毛泽东曾将自己的书法创作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以书法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性质。他说：“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10]

　　为什么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对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为什么毛泽东书法具有彻底的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性质呢？因为他热爱人民，对人民有深刻的感情，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因为他愿意并且能够以人民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以人民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以人民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甘心做人民的卫士、先锋、孺子牛；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与革命英雄主义者，他能够在思想的深处、精神的高度，自觉地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一切实践包括书法实践的唯一宗旨——这就是他给中国书法创作开启的金光大道，也是书法家所能拥有的最高尚、最巨大的幸福。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我们认为，人民的需要是书法创作的根本动力，人民的事业是书法创作的不竭源泉。今天，中国书法工作者们只有向毛主席学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践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价值观，才能创作出植根现实斗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佳作，才能满足人民的渴望与需求，发挥出最大最强的正能量。

　　四、道德启示篇：追求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完美统一

　　书法与道德是息息相关的。凡作传世之书者，必先有可传世之心。所谓传世之心，最重要的就是高尚的道德之心，即利他之心，公而忘私之心，济世救穷之心。确有此心，则人品、书品随之而俱来；确无此心，则人品、书品随之而俱去。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古人早有“人品即书品”、“人品既高书品不得不高”这样的论断。宋·黄庭坚《书缯卷后》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书法的可贵，就在于书家胸中有道义，笔下有圣贤哲人之学；无此，便是鄙俗之作、鄙俗之人。明·项穆《书法雅言》中说：“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端正书道，就是要端正人道；端正人道，就是要光大圣人之道。

　　毛泽东就是现代中国乃至历史中国最伟大的圣人，也是人类思想革命与道德革命最伟大的导师，在他的身上体现着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的完美统一。学习他的书法，或者说从其书法创作中获取重要的启示，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学习他济世救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圣人之道，就是学习他公而忘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之心，就是学习他将传统中国的利他主义道德发挥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现代中国革命英雄主义思想与行动的最高峰。

　　书如其人，人品决定书品的思想，自然是符合崇尚道德人品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崇尚道德人品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书法创作与评论领域内的必然反映。西汉·扬雄《法言·问神》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情动于中，义行天下。言语可以分辨君子小人，文字不也是君子小人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吗？宋·朱长文《续书断》中说：“扬子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扬雄书为心画的说法，在颜鲁公即颜真卿身上得到了验证。颜真卿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忠烈贤德之臣，遭人陷害，被派往叛将李希烈部劝降晓谕，凛然拒贼、绝不失节，终被缢杀。

　　这种忠烈精神体现在书法上，一以贯之地表现为刚毅雄奇的风格，加之体势严谨、技法完备，正如忠臣义士凛然于朝堂之上不可侵犯，即使面临生死之关也决不退缩变节啊！对于颜真卿书法取得的成就，苏轼赞美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这是极高的评价。颜真卿的道德操守与书法艺术，为后人仰慕效法。与此相反，奸臣蔡京的笔法虽然华美艳丽，但后人都因为憎恶他的为人，而弃之不学。与此相似，中国历史上对比强烈的两个人物：“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笃意书法，咸有深嗜卓诣，盖由书法中备有真寂玄旷，与夫雄姿绰态，可摄种种根性，令其醉心耳。”（明·李日华《竹懒书论》）唐太宗是英武贤明之君，李煜是荒淫孱弱之主，虽然同样都被玄理高远、姿态骏美的书道所强烈影响，以致醉心其中，难以自拔，但是作为今天的是非分明的中国书法创作者，我们当然应该倾向前者，反对后者。同理，对于以民族大义为旨归、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毛泽东的书法，和“攘外必先安内”、以个人权位及党派利益为第一的蒋介石的书法，我们是否也应该作出同样毫不犹豫的正确抉择呢？

　　书法创作的道德启示，既来自于书家的直接经验、实践磨砺，也来自于其间接经验、读书学习。清·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这个说法在古代是正确的，今天则要加以区别、分析。我们认为，现在读古人书确实如此，读今人书则大不然。为什么呢？因为古人书多雅，今人书多俗。今人是否也有至正大雅之书呢？毛主席的诗词论著就是这样的至正大雅之书，多读毛主席的诗词论著，下笔自然就会增加至正大雅之气。毛主席一生读过的古书很多，所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无人可比。从文明传承的角度讲，与毛主席的诗词论著相一致，毛泽东书法就是这样的至正大雅之书风的艺术体现。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书法中人向来追求书法作品的书卷气，这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和欣赏原则。我们认为，书卷气的原则是正确的，但还需补充一个原则，那就是现实生活或斗争的实践性原则。对于毛泽东而言，就是积极投身革命实践的原则。革命见本性，实践出真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毛泽东，其书法作品正是在不断地迎击革命实践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并成熟起来，而最终达到书法艺术巅峰的。这就启示我们，要使自己的书品人品达到大成之境，就不能回避现实斗争对于人格信念的磨砺，正需要像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一样，爬雪山过草地，走万里路，干极艰苦之事业。

　　“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中国书法及其评论坚持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彰显了书法的道德教化性特征。如果书家不能以高尚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来增强其书法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那么就很难发挥出宣教作用和审美意义。明·项穆《书法雅言》中说：“故书之为公，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又说极高明的书法，“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明确指出书法可护卫经典，教化世人，具有继承往圣之绝学，开启后觉者良心的功能，其价值和意义是不朽的，与天地同在。这就是说，书法是文明传承、人伦教化和道德觉悟的重要手段。古人还认为，书法能涵养正气和元气：“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清·周星莲《临池管见》）清·朱和羹《临池心解》提出：“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学习书法只是努力闯过技艺关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品行、增长良知才是真正的挑战。

　　毛泽东书法是毛泽东思想包括其道德思想和精神人格的艺术体现。毛泽东的一生是大公无私、德昭日月、与人民的感情水乳交融的一生，因而其心艺合一的书法作品总能给人民群众以鼓舞和力量，从而也受到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和崇敬。这就启示我们：对于一个有觉悟、有追求的书家来说，只是在笔墨技法方面下功夫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力争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这样力求达到人品与书品、心灵与文字、道德与事业的和谐统一，首先是努力修炼提高自己的人品，他的书艺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为人民所敬重的书法家。反之，假设人品下流，即如蔡京、秦桧之辈，尽管书技甚佳，也只能遭后人唾骂，其作品的艺术性也难以得到真正的肯定。[11]

　　无庸讳言，当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道德瓦解同时也是道德重建的时代。关于文艺的道德意义，习近平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动心，让人民的灵魂经受济世救穷、公而忘私的道德洗礼，让人民发现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圣大道中原来是最美好的，也是最有力量的。须知，追求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完美统一的中国人民，从来崇尚的都是利他主义道德观而不是西方式的利己主义道德观；经历了现实斗争磨砺和毛泽东思想培养的中国人民，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的，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与强大的意志力；今天的中国书法工作者应该努力像毛主席本人一样，用他的书法创作，用他的人生实践，筑起无数座现代中国革命英雄主义艺术与行为、思想与道德的新高峰！

　　五、创新启示篇：深入学习，高扬个性，全面超越

　　关于艺术创新的重要性，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富有哲理意义与辩证思维的话：“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2]

　　这一论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当然也具有指导作用。几千年来，无以计数的学书者，对于书圣名家之作，或盲从盲练，以似为美；或明知其不是，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不敢造权威们的反。与此相反，作为千古书圣尤其是行草书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书法是对古代书法的有力继承与伟大扬弃，既展现了书以载道的共性，也高扬了压倒一切的个性，由此开启了现代书法的勇敢创新。[13]这些创新扎根于深入学习的基础之上，达到了全面超越的大成之境。

　　王羲之有书圣之美誉，他以女人为师（师从卫夫人），用笔细腻，妍美流畅，其“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14]，为后世无数之书家所效法。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毛泽东有这样一个评论：“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15]毛泽东书法虽然有王羲之行笔流畅、俊秀飘逸的特点，但是如果毛泽东仅仅止步于此，无所发展，无所突破，那也就不存在什么毛泽东书法了。毛泽东书法的大气磅礴、豪放酣畅，是王羲之所完全不具备的。对于王羲之，毛泽东是取其形而不取其神。进而言之，对于一切古帖，法古而不泥古，继承而又超越，这才是毛泽东真正的性格旨趣之所在。毛泽东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全都一样，那叫什么世界呀？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16]

　　实际上，在历朝历代将王羲之书法神秘化的声浪中，也不乏有独立清醒的声音——唐朝张怀瓘就认为王羲之的草书，“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此论或显偏激，但实击中要害。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墨迹中带有强烈的长矛大刀金石气的艺术个性。有学者在分析毛泽东墨迹中的长矛大刀金石气从何而来时指出，毛泽东的书法不仅吸收了黄山谷的“长枪大戟，负矛扛刀”书风的力感，更重要的是缘于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缘于千百万劳动群众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这一现实生活的艺术独创。[17]这就是说，依托、磨砺、成熟于丰富的革命实践的毛泽东书法，对古人书法的临摹继承，达到了深入学习、全面超越的境界。

　　这一超越当然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具有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事物、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也持一样的辩证的、发展的、超越的态度。他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8]这就是说，毛泽东的一贯观点是，在继承与创新、学习与超越方面，更看重的是后者，或者说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后者，这就是他今能胜古的进步观与革命观。秉持这样观念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在对古人书法的学习中无所超越、裹足不前呢？

　　毛泽东书法对古人书法的全面超越，体现在神采、气韵、骨力等多个方面。神采部分，本文第二节已做了较详尽的论述，此处即不再展开说明。关于气韵。书法当以气韵胜，有气则有势，有气则有笔力之雄健。正如清·沈宗骞《笔法论》中说：“昔人谓笔力能扛鼎，言气之沉着也。凡下笔当以气为主，气到便是力到。”中国书法史上，曾流行“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的说法。那么，今人尚什么？有学者提出“今尚势”，就是崇尚“气势”。毛泽东书法最广泛地被认同、被喜爱的特点就是气势磅礴！那是正气、大气与勇气，那是民族之气、革命之气与英雄之气。那种“壮志开天地，王气贯古今”的气势，是古今任何书法大家无一能比的。[19]

　　世间有英雄气，就有庸俗气。宋《宣和书谱》说，世间学书之人，“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正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古人认为，胸怀不阔，其书法在气韵上就难免庸俗。黄庭坚甚至认为，俗是书法最难救治的疾病，主张将艺术的免俗与处世的免俗贯通一气，贯彻到底：“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书法写字正与做人一样，就怕沾染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奴俗之气，一旦如此精神低下、庸俗不堪，还能谈什么风度品格呢？今天，希望自己的书法创作能够有风度、有品格的中国书法工作者，学习毛泽东书法的创新之路，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与人生，就是一条可以将艺术的免俗与处世的免俗贯通一气、贯彻到底的大道。

　　关于骨力。古人尚骨力，骨力即笔力，推崇“多骨微肉的筋书”，鄙弃“多肉微骨的墨猪”：“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东晋·卫夫人《笔阵图》）外形是次要的，骨力才是根本。如果骨力尚未端正，而一意追求外形，就是舍本逐末了。当然，骨与肉、力与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虽然书法应以前者为主，但并不可决然偏废，须知：“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南朝·梁·萧衍《答陶隐居论书》）“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宋·黄庭坚《论书》）正如我们在《毛泽东书法历史地位论》中所指出的：黄庭坚认为，怀素的草书偏于瘦硬，张旭的草书偏于丰肥：“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毛泽东草书则完全突破了传统书法的肥瘦之论，以瘦硬为主，偶见丰腴肥壮之笔，而无论肥瘦，都是骨力遒劲，气势夺人。其作品肥瘦和谐共处，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显然进入了较之于怀素、张旭的创作更自由、更奔畅的超越物象的化境之中。

　　其他方面。关于毛泽东书法字体结构的创新，陈民府《毛体书法艺术特色探析》中写道：“毛泽东在字体结构上是制造矛盾和平衡矛盾的高手，他善于通过俯仰伸缩来打破对称，于奇险中保持重心稳定。结体中宫紧凑，点画于左下伸展，字势呈右上耸肩，根据通篇谋局造势之需要，着意夸张局部，并多取险峻之态，于欹侧中求平正，变险绝为气势，以配合营造整体章法之灵动。此结构及点画特质，既能隐约可见‘二王’、怀素、黄庭坚、米芾和郑板桥等大家之遗风，又难觅某一部分确是出自谁家。因其在传承和创作上已形神兼备或遗貌取神，善于融会百家而为我所用。”

　　不可否认，古人书法甚至包括一些名作，比如王羲之的《十七帖》、张旭的《肚疼帖》等，其内容文采绝非上品。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之所以喜欢谢缙的书法，被其内容文采所动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20此正说明，毛泽东对那些脱离人民、空洞无物、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法，是有所扬弃甚至是早已不耐的。唐·张怀瓘《书议》中说：“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评论一个人的才能，先看文辞后看书法。我们说书法工作者，如果能坚持“文在墨先，意在笔先，品在技先”——那么，由内而外，从心而书，则莫不中节。

　　综上所述，毛泽东书法在创新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入学习，高扬个性，全面超越。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创新也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可以说，今天中国书法创作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幸运的是，中国书法工作者有毛泽东书法这个书法创新的最高典范，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传承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如此能因伟大之扬弃，立独特之个性；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结语：沿着毛主席开辟的书法艺术大道前进

　　习近平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衡量当代中国的书法成就关键看书法作品。如果当代中国的书法工作者，能够像毛主席一样在书法艺术上笃定恒心、倾注心血，成为刻苦练字、勤奋精进的典范；能够学习毛主席的精神，加强精神修炼，超越古人精神；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践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价值观；能够坚持实现书法的道德价值，追求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完美统一；能够在书法创新的历程中深入学习，高扬个性，全面超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一定能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民族与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我们就一定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中国人民！

　　沿着毛主席开辟的书法艺术大道前进，这就是毛泽东书法创作给当代中国书法工作者带来的结论性启示。

注释：

　　[1]参见翟作君《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书法活动》

　　[2]参见季世昌《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下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40页

　　[3]参见杜忠明《毛泽东书法八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4]参见郝廷华《正确运用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把学研毛体书法艺术引向深入》

　　[5]参见邱锋《大气磅礴，雄视古今——学习毛泽东书法的感受》

　　[6]张铁民《笔墨狂澜》

　　[7]参见宋明政《毛泽东书法新论》，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8]参见胡学举《毛泽东与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

　　[9]参见班兵《文化毛泽东与毛泽东文化》

　　[10]参见舒关《毛泽东与舒同谈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