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者，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文 | 关山远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不久前谈及印度边防人员越界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霸气”表态，刷屏了。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回望历史，回溯原本，回到起点，总是有些感慨：90年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失败的两支队伍，汇聚于远离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冈山时，当时舆论包括起义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认为这不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落草为寇”，结局不外乎被剿灭、招安，或自生自灭，不过又一个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

但是，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反而从这里培养了比大山更难撼动的无敌铁军?

1

走向井冈山，道阻且长。

一开始，井冈山并非目的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6万名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人用枪声做出了回答，这一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打响。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先后失败，队伍被打散，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余部和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队伍是最先到达井冈山的，之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官兵们呼喊的一个口号就是：“坚决攻克长沙!”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偏好制定攻占大城市的计划，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成功的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先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再歼灭白军，把红旗插遍广袤的大地。这是苏联的经验，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津津乐道并坚持要中国共产党效仿的。

但是斗志昂扬的秋收起义军在进军长沙途中，就遭遇严重挫败：

第一团在修水起义，第一仗就惨败，当时混入起义部队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国民党军乘机反扑，结果一团撤退下来，2000人只剩下一半，团长钟文璋失踪；

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但由于部队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

第三团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旋即又占领东门市，但被敌人兵分两路包围，撤退后，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一部分人牺牲，更多人被打散，离开了队伍。

怎么办?三路行动均失利，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退却?如果退的话，向哪里退?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时任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断然决策：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丛书如是评价：“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因为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无疑会被扣上‘逃跑’的罪名。这更是一个创新的决策……无情的事实证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要成功，只有独辟蹊径。而从进攻城市到转向农村进军，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先觉悟到的，并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史载，就在秋收起义余部做出向湘南撤退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然而，当这一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已开拔南下了。假设这支队伍继续进攻长沙，只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好在，历史不容假设。

“上山”，并非毛泽东在遭遇失败后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进攻城市，有的说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毛泽东坚持：武装上山。

井冈山，就此走进历史。

2

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这一路危机四伏，抵达三湾时，起义队伍已不足千人，最惨痛的是，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

但毛泽东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当然，枪支不能带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队伍，还能坚持多久?严峻的现实是：逃跑已经公开化，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只要再有一场失利，还会有更多人逃亡。

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没有脱离旧军队的习气。人员鱼龙混杂，有意志坚定的战士，也有一身江湖气的兵痞，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黄埔学生，也有开始满腔热情但一失败就萌生退意的年轻农民，有的人知道为革命而战，有的人却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人心涣散，思想混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上了山，也照样无法避免覆亡的命运。

在历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湾改编”出现了：“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对于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到对调整军队和党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这么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产。到了近代，湘淮军阀延续了“兵为将有”的陋习，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选拔将领、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军”，培植专属于自己的势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国民党军队亦是如此，虽然兵多将广，却派系林立，将领拥兵自重，一个个小心思小算盘，战场上见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的汪精卫，令当时占据华北的张学良出兵抵抗，后者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张学良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年与汪精卫的对话，当时汪说，日本人给的压力太大，你的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舆论。张学良如是回复：“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怎么可能不垮台?

相比之下，显现了共产党重视政治工作的优势。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已经脱胎换骨了，“党指挥枪”，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诚如历史见证者罗荣桓后来的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3

宏大的历史，总是透过一些细节，扑面而来。

今天，在井冈山，人们喜欢穿着灰色红军服，重走“挑粮小道”。几十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扁担没有变，还是用井冈山盛产的毛竹制成。

在井冈山博物馆，有一件仿制品，“朱德的扁担”。当年的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生前回忆说：他花了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一根留着自己用，在朱德的那一根上，他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1928年12月间，为了保护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发起了一场挑粮运动，朱德已年过四旬，又是军长，战士们劝他不要挑粮，但他仍然亲自挑粮上山。战士们因此为朱德编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官兵平等，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也是“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中写道：“旧军队的官兵之间历史界限分明，秋收起义队伍，在官兵待遇、部队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国民党军队的规矩。官兵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四菜一汤，官兵差距不小。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

“三湾改编”，在连、营、团各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繁文缛节，不准打骂士兵，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热情，历史见证人宋任穷曾在井冈山时代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他回忆说：“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做斗争。”

当年，井冈山本来经济基础差，加上敌人封锁，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时任28团团长的粟裕回忆说，当时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胀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

今天，来井冈山的游客，总要品尝红米饭南瓜汤，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红军官兵每天都吃这个。人们更难想象的是，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军还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因为平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写道：“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官兵平等的同时，军民关系也得到重塑。众所周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井冈山，当时叫“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先有“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有“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渔网——当年，井冈山的百姓感慨红军真不一样，喜欢!于是用这张网，捞鱼慰劳红军。

4

历史很奇妙，有的人风风火火出场，浓眉大眼亮相，却旋即没了戏份，甚至沦为丑角；有的人在历史帷幕拉开时，并不显眼，无人看重，却在接下来的时光，走进舞台中央，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

余洒度，黄埔军校第二期生，以口才、文才著称，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响当当的英雄人物，上井冈山后，对革命失去信心，悲观失望之下，选择逃脱部队，辗转来到上海，又选择了脱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他又选择了投敌，被委任为少将处长，为了满足奢侈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毒品，事情败露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枪决。

苏先骏，黄埔三期生，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上井冈山后，也是因为悲观失望，与余洒度一起脱逃部队，后来在岳阳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骏被处决。　

史载，余洒度、苏先骏在脱逃途中，被哨兵挡住，毛泽东知道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井冈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这个问题，考验着根据地的每一个人。不少人以各种借口离开了根据地，大多是不辞而别，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革命回了家，还有的投靠敌人当了叛徒。还有人信念坚定，坚持了下来。所谓“大浪淘沙”，即是如此。

关键时刻，最见定力。金一南将军在《心胜》一书中写过朱德的故事：南昌起义，“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大家纷纷脱队，“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用坚定的信念，凝聚了队伍。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共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金一南写道：“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朱德带领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有了“朱毛会师”。金一南评价说：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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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一书写道：1927年10月22日清晨，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镇，突然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毛泽东与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迅速撤退，一路上只收容起三四十人。毛泽东率领这支小部队继续向井冈山转移——这是秋收起义队伍抵达井冈山开始创建根据地的最后一战。

这就叫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者，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井冈山因此是独一无二的井冈山，而不是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