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佛经结集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首次将佛陀所说的教法汇诵出来,并按一定方式加以编排整理,从而初步建立了佛教的经典体系,成为佛教思想发展的根本源泉。
按照佛教史料的一般说法,这次结集是由佛陀的著名弟子摩呵迦叶主持完成的,他最初的目的正如结集的意义所指明的那样,是为使佛陀的教法常存于世,以为后世粉修学的基准。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按照佛教史料的记载,第一次结集时的佛教历史绝非如上述那么简单,它实际上还暗含了一次佛教教团的内部斗争。
结集是与教团的内部争执同时进行的。涉入这次争执的主要人物是佛陀的两个弟子,一个是迦叶结集的发起人,另一个是阿难,佛陀的堂弟、侍者。现在需要提问的是这次争执的性质是什么?它对早期佛教的发展是否产生过影响?如有影响,其影响究竟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向题,我们有必要先来清理一下有关的历史材料。
在第一次结集进行之前的准备活动中,阿难明显地受到了以迦叶为首的众多比丘的严厉批评。
此事史籍谈及者甚多,如《阿育王经》、《阿育主传》、《大智度论》、《法苑珠林》、《摩珂僧祇律》、《经律异相》、《佛祖统记》、《释氏稽古略》等等,皆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另外,中国的译经家还曾以此为独立题材进行翻译,上自东汉,下迄两晋,持续不绝。
上述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将迦叶与阿难的争论看作是第一结集的并发事件而同时加以记述的。而上述材料来源干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系统,《摩珂僧祇律》属大众部,《迦叶诘经》等属上座部;这一情况表明,部派佛教前后佛教内部对第一次结集时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有着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说,它们都承认迦叶与阿难在第一次结集时存在着一场口舌之争。这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佛教典籍认为那是迦叶为了帮助阿难证成阿罗汉果所作的权宜方便。实情是否如此呢?恐怕不然。
我们知道,佛陀去世前后,许多长年追随佛陀的德高望重的弟子都已先后谢世,这对口耳相传的佛教传法事业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危机。佛教历来强调“正法”,也就是佛陀本人的原始教法,这样的教法无疑更多地保存在他的大弟子们的心中。随着佛陀及其主要弟子的先后谢世,这样的“正法”能否顺利地保持下来,确是佛教当时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迩迦叶组织比丘放在王舍城集会。
正式开始之前,迦叶却出人意料地对阿难展开了批评。按照迦叶的设想,这次结集应由500人共同完成。而且这500人必须是离欲阿罗汉,方学之人不得参加。阿难是佛陀的堂弟兼侍者,服侍佛陀几十年,所闻教法之多显然应在其他人之上,所以他便理所当然地前来参加集会。然而迦叶却提出疑问,指责阿难尚未离欲,不是罗汉,遂将阿难逐出结集的大门之外。
按照各种史料的记述,阿难是曾作力争的。他解释说,自己伺奉佛陀,未曾犯错,不该遭到驱逐,这一点更是遭到了迦叶的驳斥,他列举出阿难于佛陀生前死后所犯的种种过失,计有6条,称为“六突吉罗罪”。这六大罪状是:
第一规劝佛陀允许女人出家,使佛教正法寿命减少500年。
阿难回答:
其一,三世诸佛皆有四部。
其二,所度之女摩诃波者提是佛的姨母兼养育人,亲情深重。
逛叶反驳认为三世诸佛皆有四部,是因为过去世人心无暇秽,非今之世人可比,而阿难心有亲情,则不应是出家沙门所为。因此阿难有罪。
第二佛教认为,具有“四神足”能力的人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寿命,长达一劫。佛陀显然具备这种能力,但当他临近涅槃之际,阿难没有劝佛留住寿命,致使佛法早失佑护。
阿难辩解说他当时为魔所惑,不知祈请。迦叶认为,不知降魔反从魔教,正是阿难的又一过错。
第三阿难曾以脚践踏佛陀的金缕新衣。
阿难回答,时有大风吹过,金缕新衣有被吹走的危险,故以脚踏住,非不恭敬。迎迦叶反驳说,即使被风吹走,自有天神为佛取回。
第四佛陀临灭之际,口渴索水,阿难不与。
阿难回答,时有五百车涉河,河水污浊不净,
迩叶反驳说,即使水浊,佛陀自有神力令之清净。
第五佛陀临灭之际,曾说有些小的戒条可以舍弃,而阿难未问这些小戒所包括的具体范围,致使教团出现意见分分歧。
阿难回答,当时心中伤痛,思虑混乱,故忘记请问。
第六佛陀灭后,阿难曾将佛陀的“阴马藏”示于女人。
阿难回答说,这是为使女人厌患女身,以求来世转为男身。
关于阿难的罪过各种文献说法不一。《逝叶洁经》则列有9条之多,另加三条:
1、阿难曾对佛陀发怨恨之言
2、将佛陀的紫磨金身示于女人
3、以不净身参加此次结集大会。
上述经典尽管所记详略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记述了迎迦叶对阿难作出的激烈批评。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阿难对迦叶所作批评的回答,应该说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而迦叶的指责与反驳则近乎神话。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从经典所记的内容来看,阿难的解释并未获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当他环顾四座,希望在四周的比丘中得到支持时,居然没有一人起来为之辩护,无奈的阿难只好退出了结集的大众之外。
据说当天夜里,阿难调整身心苦修禅定,又得彼抵支子比丘解说指点,终于在一夜之问证得神通,成就了阿罗汉果,从而重新回到了参加结集的五百比丘之中。
阿难重入大会后,向迦叶表示了歉意,迦叶则向他作了解释,说他所以如此难为阿难,是因为佛陀生前曾有嘱托,希望他帮助阿难成道,如今之所作所为正是为此而设的权宜而已。
从佛教文献的记述来看,第一次结集的气氛至此才由紧张而平和,渐至融洽,迦叶与阿难恢复了友谊,遂在迦叶的主持下,由阿难诵出经藏,阿那律诵出律藏,第一次结集顺利完成。
以上是佛教典籍关于第一次结集所作的记载,按照这种说法,迦叶与阿难的那场口舌是非,不过是一场出自佛意的教化之机,并不是真正的是非争执。对此,我们应该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各种迹象表明,那极可能是一场关于教团权力的明争暗斗。
实际上,关于这场争斗的性质,有的佛经已经暗示出来。如《迦叶诘经》中提到了桥恒钵这个人,当迦叶派遣“不那”比丘请他赴会结集时,他最初的反应就是教团内部可能出现了纷争。
经文记载“于是贤者桥恒钵闻不那言一时心念,谓不那言仁者不那,有比丘僧得无斗变争讼之事,又说“恶人得无合斗变争讼,云何于世间得闻正法?”他虽然也提到了其它几种可能性,如非道侵扰等,但当他得知佛陀已灭度的消息后,便更加确认了教团内部出现了一场“合斗争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权力之争呢佛教典籍显然不会明言,但细心思考之下却可探出这一事件的原委。实际上它与初期佛教教团的构建有关。
初期佛教教团实际上是以佛陀言教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比较松散的宗教联合体,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统一教会。
随着佛教的发展,许多由佛陀的弟子率领的传教团体,实际上也已具备了教团的性质,它们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力,可以处理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只有当问题严重到它们不能自己解决的时候,才会诉之于佛,以求决断。
这就是说,在佛教最初发展过程中,教团不止有释迦牟尼本人那一个,而是有许多个。这样一来,教团中究竟以谁为权威便成了一个实际问题。应该承认,佛陀本人是反对权威的,他不主张个人崇拜,所以他多次强调比丘应阪依法,而不应该阪依某个人,也就是说教团比丘应以法为权威,而不应该以某个人为权威。然而,尽管佛陀一再如此强调,他的伟大性格却使得他在教团中树立了无上权威的地位。所以,当佛陀在世时,其弟子们的心目中无疑是将佛陀当成了最高首领。这种倩况随着佛陀的去世而发生变化,象征意义上的最高首领的地位出现了空缺。
这一空缺是否要填补呢?在佛陀的弟子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阿难便在佛陀临灭之际请示,佛陀灭后教团到底要皈依何人。佛陀的回答仍是那句老话,要皈依法。这一回答虽说是佛陀为了佛教大业所作的考虑,却未能解决弟子们急待知道的教团的归属问题,而这正是后来迦叶与阿难之争的·原因所在,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争斗实际上是与教团的最高首领地位,至少是名义上的最高地位有关。
在初期佛教教团之中,迦叶和阿难都是大有来历的人物。先说阿难,他是释迩牟尼的堂弟,父亲是白饭王,亲兄弟则是曾与释迦摩尼争夺教权、分裂教团的提婆达多或译调达。大约在佛陀出家年的时候,佛父净饭王思子心切,遂派人请佛陀回国相见。当时,“王见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靓诸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风飘,身体黑臭。在佛边侍,犹如黑鸟在紫金中,不能发起显佛大德,令一切悦。便救国中诸豪族释,端正妹好,颜貌殊异,选五百人出为沙门,侍佛在左右,犹如凤凰在须弥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
这是释迩族人出家的高潮。就在这时,阿难成了僧团中的一员。因为他是佛陀的堂弟,年纪尚小,特别是长相与佛陀酷似,所以得到佛陀的喜爱,被指定为佛陀的贴身侍者。自此之后直到佛陀去世,阿难长年追随佛陀,前后几达40年之久。
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极有可能造成了阿难的一种心理成见,即他自己在教团中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佛教组织中的二号人物。他的这种心理成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见加强,直到佛陀去世,阿难便顺理成章地承揽了教团的领导事务。
这一点可以从《游行经》的文字记载中看出。在当时处理佛陀后事的活动中,教团中的主要决策者就是阿难,虽然阿那律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的作用实际上是提醒、提示阿难,为阿难提供帮助。因此,通过处理佛陀后事的活动,阿难已俨然成为教团组织中的最高首领,尽管没有明确指定。
从《游行经》的记载中还可看出另外一点,即阿难办佛丧事时并没有将佛陀去世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佛的弟子,这一点从《迦叶诘经》中也得到证明。我们知道,初期佛教教团具有许多传教中心,如果将释迦牟尼的教团称为“中心教团”的话,则显然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外围教团,这些外围教团对初期佛教在地域上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它们在教团人数、活跃程度等方面已有超越“中心教团”之势,成为一股庞大的佛教传法力量。
然而,初期佛教教团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教团与教团之间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联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教团部是在独立地处理着教团内部的教务。出于这样一种实情,阿难可能把办佛后事当成了“中心教团”自己的事情,故而未向“外围教团”传达。这种作法显然引起了“外围教团”的不满。迦叶是“外围教团”的领袖人物,从《游行经》中可以看出,当他在途中听到消息,赶赴拘尸那迩办理佛陀后事时,就对阿难的某些作法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所以,迦叶与阿难的争斗实际上早在第一次结集进行之前就升始了。这一争斗本质上是教团最高地位之争,同时也伴随“中心教团”与“外围教团”地位升降的争夺。
初期佛教尽管有多个传教的教团组织,但当佛陀在世之时,显然“中心教团”是全部佛教组织的中枢。佛陀去世后,阿难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佛陀的位置,成为“中心教团”的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心教团”仍然作为全部佛教组织的中枢而存在,那么,阿难显然就成了整个佛教的最高权威。从佛教文献的记载来看,以阿难当时的个人声望,显然不足以当此大任,迦叶等人则更是对阿难的道德人品颇有微词。这一切都势必导致一场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终于在第一次结集时激烈展开。
第一次结集是在迦叶的倡导下召开的。从道理上讲阿难无疑是经典结集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他几十年迫随佛陀,了解比任何比丘都多的佛陀言教,佛陀所到之处,必有阿难伴随,所以理应成为经典结集的主角。
据我们的分析,迦叶的最初打算极有可能是想将阿难排斥于结集之外。这里还需提一提桥恒钵这个人。据《迦叶诘经》记载,当迦叶组织结集的最初时刻,包括阿难在内已足五百比丘之数。此时,迦叶命令阿那律以天眼观察世间,看看是否还有阿罗汉未来人会,结果看到了尸利天宫年长的桥恒钵。迦叶遂派不那比丘前去邀请,但桥恒钵罗汉听说佛已灭度,发了一通担心之后亦涅槃去了。
此后迦叶才着手结集工作,并对阿难发起了诘难。初读经文这段文字,难免使人产生一种画蛇添足的感受,似乎游离于结集的主题之外。但若细心寻味,它的含义便可清晰。实际上它所涉及的仍是参加结集的比丘人选问题,它暗示着阿难原本不是迦叶心中的比丘人选。如果桥恒钵接受邀请,阿难是否还能成为结集的五百罗汉之一呢恐未必然。因为,迦叶结集的另一个目的,恐怕就是要借机削弱阿难及其“中心教团”在整个佛教组织中的影响。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迦叶的最初打算并未取得成功,阿难仍然作为代表之一前来赴会了。到了此时,迦叶打出另一张牌,挑起争议,一举抛出阿难的六大罪状,终于将阿难逐出了五百罗汉之列。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结集的五百罗汉中迩迦叶一派的人占了明显的优势,所以,阿难在四座之中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支持。
或许,除阿难等少数人外,绝大部分的人选都是迦叶一手选定的。总而言之,这一次权力纷争以迦叶等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阿难逐步丧失了在整个教团中的影响力,代之而起的是迦叶。
纷争结束了,但结集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那就是经典的汇集。到了此时,迦叶等人便不能不考虑阿难的实际作用,至少,没有阿难的结集只能说是一次并不完整的结集。由于这种非常实际的原因,阿难又被重新邀请到五百罗汉之列。但此时的阿难已不复具有往日的光彩,只不过是迦叶控制下的一个结集工具罢了。
那么,这次纷争对佛教的发展是否产生过影响呢?我们认为,影响是明显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首先,使佛教在佛陀灭后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保持了基本统一的稳定格局,真正建立起了一种以佛法为最高权威的思想意识,佛教内部各个教团间的关系趋于真正的平等。
佛陀在世的时候,尽管他一再反对个人的权威,主张平等,但个人的权威始终存在,佛陀本人就是权威的代表。而真正的平等关系显然也没有建立起来,佛陀自己领导的教团显然在地位上要比其它教团高出许多,在整个佛教组织中有一种领袖群伦的作用。
佛陀去世之后,阿难在佛陀原来的教团中成为第一人,如果允许这一教团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便等于说佛陀原来的权威就要转移到阿难的身上。这是迦叶等人所不能允许的,他们可以允许佛陀的权威,却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人的权威存在,那怕是佛陀的兄弟兼伺者。而他们向阿难所做的批评和责难,正好使阿难正在建立的权威地位一跌千丈,不复存在,使佛教组织中的个人权威宜告终结。
与此同时,佛陀言教的结集则在个人的权威之外树立了法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在经律之中寻找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标准。因此,随着个人权威的终结和法的权威的建立,佛教组织中开始形成了真正的平等关系,达成了空前规模的团结,而这点即使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未能完成。
为什么佛陀完不成的事业在他死后反而完成呢?那是因为,佛陀生前教团的团结主要是通过佛陀个人的权威来完成,而在他去世之后,由于第一次结集以及与之同时展开的迎叶、阿难之争,对教团内部的统一应该说有着重大的贡献。当然,这种统一的得来是以阿难向迩叶屈服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通过这次斗争,不仅阿难丧失了原有的特殊地位,佛陀生前所建立的“中心教团”同样也丧失了原来具有的特殊地位。这样一来,造成遨迦叶、阿难两派对立的客观形势已不复存在,佛教教团才可能在“依法不依人”的真正的平等关系上达成统一。
然而,统一是暂时时的。佛教常说的一句话是人能弘法、非法弘人。第一次结集及迩叶与阿难的斗争虽然使得立即就要分裂的佛教教团统一起来,但由于个人权威的丧失和法的权威的建立,对法的解释也就必然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具有解释佛法的权力,都可以根据个人的理解作出适当的诊解,这就为百余年后佛教的大分裂种下了远因。
因为自那以后整个佛教教团中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威人物对佛法作权威的解释,所以,到了佛教第二次结集时,就出现了东西两大教团激烈对抗的局面。
这就说明,第一次结集以及逝叶与阿难的斗争对初期佛教教团统一的影响至少是两方面的,一是使当时的矛盾得以缓和,避免了佛教教团在佛陀灭后立即分裂的危险,二是在教团的组织形式上为佛教后来的根本分裂埋下了种子。
其次,迦叶与阿难的斗争使得初期佛教教团中家族的影响大大减弱。众所周知,佛陀成道之初的传法对法基本上都是外姓人,但在成道的第六年,他返回迎毗罗卫,从释释迦牟尼族人中选择了五百名弟子。五百显然是虚数,实际人数可能没这么多。
但从《释迦谱》等佛教典籍的记载来看,释迦族人在僧团中的人数比例显然不小,而且像提婆达多、阿难、阿那律、尤婆离、难陀等这样一些释迦族弟子,显然在佛教教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很大。
此外,比丘尼教团最初显然就是为释族妇女设立的。这些情况表明,初期佛教明显地带有家族宗教的特色,尤其是在佛陀本人的“中心教团”之内,构成教团的主要成份大概基本上是释族弟子,。而像迦叶等著名的外姓弟子,则基本上在此之外重新组建了自己的传教团体。这对佛教的传播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释族子弟的教团与外姓教团之间是有矛盾的。以阿难为首的释族子弟显然已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佛教组织的中心,这对佛教教团的自身建设又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迦叶与阿难之争以阿难失败而告终,这就使得释族教团与外姓教团站在了平等的地位上,使释迦族人失去了在教团组织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初期佛教中的家族特色由此而终。
再次,迦叶与阿难之争开始了神化佛陀的思想倾向。r>按照一般的看法,初期佛教是将佛陀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的,认为他是人不是神,只是佛法真理的觉悟者,只有到了部派佛教时,其中的大众部才开始主张佛陀寿命无边、威力无限,才开始了神化佛陀的运动。
然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按照小乘佛教的看法,佛是不可学的,众生修行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果,不是佛果。
如果佛陀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只是佛法真理发现者,那么佛的弟子悟道之后就应该与佛完全相同,而不应该有佛与阿罗汉的区别。这就反证出,将神化佛陀的倾向看成是后代佛教思想发展的结果是不可取的。
实际情况是,在佛陀去世之际甚至之前,神化佛陀的倾向就已开始在教团组织中展开,其始作俑者即是迦叶等具有婆罗门教思想传统的人物。由于他们原来信奉婆罗门教,具有神化佛陀的文化沉淀。由于他们要同阿难等人斗争,也就产生一个极力抬高佛陀性格的需要,以求达到压制阿难的目的。
回顾迦叶与阿难斗争的全部过程,我们就可以清楚发现,迦叶对阿难的批评与责难,其实全部是以佛陀为神这一先决条件为基础的。如果将佛理解为人,迦叶的一切指责就都成了无理取闹。而当时的情况却是,迦叶所有那些近乎无理的证据,全部得到了在座比丘的认可。
这表明佛陀在当时就已不再是人而是神了。因此,从第一次结集时迦叶与阿难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神化佛陀的思想倾向早已在初期佛教中展开,而不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迦叶与阿难的斗争,则使这种思想倾向正统化,成为整个教团公认的准则。因此才产生出佛不可学,阿罗汉不同于佛的思想区别。
最后,迦叶与阿难的斗争,还直接影响了第一次结集时佛教经典的组织形式。佛经开始一般均有“如是我闻”等语句,这样的语句出现在佛经篇首,正是迦叶与阿难斗争的表现。
关于这点,沙门通理所作《金刚新眼疏经偈合释》中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
其中记述道,。“佛于将涅槃时,阿难愁恼,阿泥楼豆谓言:汝是持法人且须裁抑,当谒佛所咨问后事。”阿难言:“云何后事?”阿泥楼豆告曰“汝问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谁为师?佛在世时,依佛而住,佛灭度后,依谁而住?佛在世时,恶性比丘佛目调伏,佛灭度后,如何调伏?佛在世时,说法度生,。佛灭度后,结集法藏,一切经首,当置何语?“阿难承教,一一咨问。佛告阿难:“我灭度后,当以戒为师,依四念处住,恶性比丘默而摈之,一切经首当置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大众若干等语。”建立意者有三,一断疑,二息讼,三异邪。断疑惑=者,谓如来灭后结集法藏时,一提佛重起说法,二提他方佛来,三提阿难成佛。
阿难升座,一说此言,感身相号如佛。
众起三疑,疑阿难成佛。”
从上述文字记述中可以看出阿难确实想继承佛陀的地位,成为“持佛法人”,领导全部教团事务。即使在与迩叶的斗争失败后,阿难结集佛典的权力仍然受到人们的怀疑,恐其窃用佛的名义。佛经首置“如是我闻”等字,目的是为了“息讼”。
这表明,在经典结集时迦叶等人对阿难仍有防范,唯恐他借用结集之机重塑自己的权威形象。
因此,“如是我闻”等语应是迦叶等人要求阿难使用的,是迦叶与阿难的斗争在佛经表达形式上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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