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国家建立后，是完全依靠外国援助，照搬外国经验，走外国发展的路？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走自己发展的路？这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理念。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就是要把一切工作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维护自己的主权，不受别人的控制或支配，敢于同任何外来压力作坚决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上坚决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和方针，取得了伟大成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新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孤立和封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但有条件。刚执政的中共领导人，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建设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周恩来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经济”。“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

一、 组织建立中国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建国初的二年经济恢复以后，周恩来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我国当时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的情况，开始酝酿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中国在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控制中国，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论”，要中国服从他的指挥棒，搞农业、轻工业，而重工业、国防工业、原子弹核工业等，由苏联来包。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按照苏联的路线走就行了。周恩来指出，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的国情办事，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不能说苏联怎样，我们就必须怎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发展。” 他强调，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独立地发展经济，去实现国家的富强。为此，首先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须拥有自己的镇国之宝——原子弹和导弹，必须自己掌握高科技，这是任何一个别国所不能替代的。

在1956 年中共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并闸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第一，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第二，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可能的、必要的，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量大。大小的回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第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同时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关门建设是错误的。即使建成了也是基本上完整，不可能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发展国际经济交流。

60 年代，周恩来的上述思想有了重大发展：第一，针对60 年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指出我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是30 年代，40 年代的工业水平，而应是60 年代的工业水平，是原子、电子、喷气机这样的水平；不应片面追求数量，而要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发展。第二，针对“大跃进”以钢为纲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农业没有过关的现实，指出不能只建成一个工业体系，而要建成一个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

1964 年12 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5 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一步设想，并由此向四个现代化的第二步设想前进。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下，由周恩来的具体组织实施，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一切敌对势力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第三军事强国，创造了人类奇迹，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新中国需要外援，但任何损害中国独立的外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建国之初，为了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封锁，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但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简称“中苏旧约”）。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指出，要慎重对待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的条约要废除，有的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保持对于中苏旧约，新中国领导人最初虽向苏方表示可以继承，但心底里却认为它也包含着不平等的一面，按照“另起炉灶”的方针，理应重新签订。毛泽东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赴苏联访问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苏方出于各种考虑仍想维持旧约。经过毛泽东力争，斯大林才改变初衷，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约。然后，赶赴苏联的周恩来就一系列具体问题与苏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双方各有所让步的情况下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议。

中苏新约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条约基本改变了中苏两国原先的不平等关系，中国收回了国民党政府丧失的一些重大权益，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孤立，并得到了宝贵的外来援助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中苏同盟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 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 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

在中苏结盟之后，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周恩来经常提醒说，我们对苏联不能盲从，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我们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要中方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妄图控制中国，当即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严正拒绝。此后，中苏关系渐趋疏远。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

直至１９６０年８月，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据统计，在苏方援建的３０个工程项目中，苏方只完成１６项设计任务，有９项被迫停工。仅核燃料循环后段工厂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几个工程，约有７７６项１２８２８台设备没有供货，其中主要是中方尚不能制造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和特殊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有个别外国专家断言，过不了几年机器会成为破铜烂铁，中国２０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面对中苏破裂后严峻的国际环境，周恩来指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他发誓：“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1960年7月11日周恩来在聂荣臻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上批示，发展科技，突破尖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于尖端科技国外是不会转让给我们的，只能靠自己去钻研、攻关，去拼搏、创造。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立即组织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从思想、组织、行动上转到依靠自己的基点上来。动员组织全部上下，摸关、排关、攻关、闯关，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１１月１７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９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１００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２６个部（院）、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的９０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后，他又及时提出，应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以“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1970年7月，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试验反应堆即将进行启动运转试验，周恩来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并做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重要指示。1971年6月，我国即将在潜艇上装填核燃料，做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又做了重要指示：“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取得经验。”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建成了两座核电站。

中国核工业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打破了核霸权主义者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巩固了国防，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贡献；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了我国机械、电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

周恩来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他经常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我们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最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创造了基本条件。1956年3月，周恩来派刘杰、刘伟和钱三强等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

由于周恩来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掌握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了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国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周恩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在他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他特别关心人才培养，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

在五十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这些项目的建成，为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了一个初步基础，如钢铁、煤炭开采、炼油、机床、汽车、飞机、坦克等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绝大多数的苏联专家为我国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当他们回国的时候，恩来同志还为这批苏联专家发了亲笔签名、盖章的感谢状。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的协定，中苏合作中止。

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对待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关闭大门。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未离去。根据这一动向，毛泽东提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说明，美国正在试探中共的动向，我们既不完全断绝和它的来往，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我们一定要使美帝国主义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应司徒雷登要求，黄华于五六月间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并同意他前往北平，中共领导人准备与他会面。然而，美国最高当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最终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

建国后，尽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态度，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新中国初期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了苏东国家，但一直没有放弃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应对后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功不可没。在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加快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帮助后能够不减速，也使得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周恩来提出，引进外国的新技术，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他要求，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新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技术设备的引进，要有长远打算，要在学习和利用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府有关部门从日、英、法等国家引进和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钢铁、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及其装备，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不但推动了我国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升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相应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使我国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在全社会弘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奋发图强，打破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祖国，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涌现出大庆油田、山西大寨、南京长江大桥、河南红旗渠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周恩来关心、支持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这些典型，在全社会弘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新中国刚建立时，极其贫穷落后，原油奇缺。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的专家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没有大油田。中国地质科学家李四光经过研究打破了贫油论，按照他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了大油田。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我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扔太平洋去!”的伟大创业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从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5年功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1060万吨，1960年至1963年共用国家投资 7.1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78年，全国原油年总产量突破1亿吨，从此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中国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庆石油会战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仗、志气仗、经济仗和科学技术仗。大庆油田的诞生，使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原来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农民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他们在党支部带领下，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层层梯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大寨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大寨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在当时困难重重、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爱国奉献的精神难能可贵。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三次到大庆和大寨视察。他上钻井台、到田头，进工棚、入农舍，与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与干部群众商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良策。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宣传了大庆和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此，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南京长江大桥，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克服苏联撤走专家造成的困难，自行设计建造的特大公路铁路两用长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开创了中国自己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称之为“争气桥”。大桥位于南京市西北面长江上，连通市区与浦口区，是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的大桥。大桥上层的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还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下层的铁路桥长6772米，宽14米，铺有双轨，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其中江面上的正桥长1576米，桥下可通行万吨轮船。大桥的南北引桥是一座长达760多米富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在两头接地部分共建22孔。南京长江大桥总造价2.87亿元，共使用各类钢材约6.7万吨，各类混凝土约38.4万立方米。其建桥技术、施工质量、防台风和抗震能力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并与“两弹一星”一同列入建国后国家重要成就项目。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曾重金聘请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对南京至浦口间建筑大桥进行实地勘察。可美国专家最后只能发出“水深流急，不宜建桥”的感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为满足其侵略掠夺政策的需要，也曾妄图在南京至浦口间修长江过江隧道，面对着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最后亦得出根本不可能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被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国务院批准铁道部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1957年编就设计意见书；1958年开始勘测；1959年6月完成勘测，同年9月国务院通过建桥方案；1960年1月，大桥正式动工。周恩来亲自审定方案，阅示所有的勘测、设计报告，对大桥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建设之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撤走专家，并停止供应钢材，大桥建设一度陷入困境。铁道部集中了全国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优秀建设人才专门从事研制工作。经各方艰苦努力，最终研制出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桥梁钢，并于1963年11月在鞍钢正式批量投产。1960年9月，主要工程江心桥墩动工时，大桥建设资金缺乏，建筑材料供应紧张。后受文革影响，工程一度陷入瘫痪，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坚决支持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指示不能停工，继续架设钢梁使铁路通车。广大桥梁建设者克服基础岩层破裂和洪水冲击桥墩等自然困难，制造了大量运用低合金钢的钢梁和高强度钢丝等新材料，创造了氦氧深潜水和在七十米深水下灌注混凝土等新工艺，使用了双曲拱桥和拼装式钢筋混凝土沉井等新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大桥于1968年底全部建成通车。周恩来多次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他高度赞扬大桥局建设者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建成大桥的伟大创举。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为解决用水问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全长1500公里，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可以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被人称之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建成，结束了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红旗渠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被林县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是中国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激励人们战胜各种困难，建设新中国，创造人间奇迹。周恩来十分关心红旗渠的建设，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建设中的困难，保护文革中受迫害的林县干部。他带领中央领导参观红旗渠事迹展览，他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并介绍了很多外国领导人前来参观。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带了十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放映的第一部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五、热爱中国品牌，支持民族产品

周恩来在生活中最爱民族品牌，支持中国自己制造的民族产品。周恩来生前坐国产红旗轿车，戴上海牌手表，世人皆知。他的民族自强精神和维护民族形象和尊严的立场与信念深受人民的尊敬。

他关心民族轿车工业的发展，大力支持“一汽”搞轿车，使中国的红旗轿车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国第一车”。1958年，在毛主席曾经三次提也要坐自己制造的小轿车的背景下“，一汽”开始了东风牌小轿车的试制工作。东风牌轿车的试制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由于当时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经济禁运，“一汽”无法买到更先进的参考样车。为了让“一汽”尽快摸索出制造小轿车的路子，周恩来毅然地把法国“雷诺”汽车厂特意送给他的那辆“雷诺”牌小轿车送给了“一汽”做参考样车，供他们拆卸研究。1958年5月，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东风牌小轿车诞生了，“一汽”人终于圆了毛主席“坐自己制造的小轿车”的梦想。1965年春天，“一汽”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着手红旗牌三排座高级轿车的试制工作。由于当时中央政冶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乘坐的都是苏联的吉斯110和吉斯115(保险车)，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难道就这样一直坐着外国车出出入人吗?周总理的心情无法平静。不久，“一汽”便接到中央指示，一定要试制出高级轿车，换下政治局委员们的苏联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无论是在性能上还是外观上都要超过东风牌轿车和红旗两排座轿车。可是在那个年代，要找到更高级的轿车做参考的确是难上加难，外国高级车什么样?先进在哪都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呢?“一汽”轿车厂厂长王振决定去北京亲自看一看全国唯一的一台外国高级轿车，也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陈毅同志西德的“本茨600”。“一”汽的同志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车，试乘后感觉真的很先进。大家挺高兴，可当听了陈老总司机李师傅的一番话后又感到很惭愧，李师傅说：“陈老总也不愿坐外国车，可是没办法，没有国产高级轿车！”是啊，偌大中国，竟然没有自己领袖坐的高级轿车，真是一种耻辱啊！王振厂长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告诉了首都汽车局胡亮局长，想把陈老总车借来，作为一汽试制高级轿车的参考样车。没多久，这事通过总理的司机老张反映到周恩来，他立即找到陈老说：“你坐那车太显眼，出入总有群众围观，挺不方便，把它送给“一汽”吧，让他们制造国产高级红旗轿车，那时咱们再坐上自己的轿车那该多自豪啊！”听了总理语重心常的一席话，陈老总高高兴兴地把车送给了“一汽”。

周恩来对“红旗”轿车情有独钟。“一汽”红旗牌轿车刚研制出来，他就亲自试乘，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我喜欢坐国产车。”当工作人员劝他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他经常根据乘用后的亲身体验，加上不断征询司机老杨的意见，对红旗轿车提出改进方案，红旗轿车最早的白色窗纱就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换成了庄重而神秘的深咖啡色；而“一汽”早期制造的两辆红旗检阅车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安装了隐形的超高升降式的防风玻璃。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恩来换一辆奔驰车，周恩来反问：“为什么？”建议的人说：“红旗车子有缺点。”他却说：“有缺点可能改进吗！我一直坐下去，相信“一汽”会尽快改进的”。周恩来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

周恩来不仅是唯一的一位坐红旗车时间最长的中央领导，而且还是向外国使节展示红旗轿车风采的第一位领导人。1962年6月，周总理来“一汽”视察工作，并高兴地乘坐了改进后的红旗轿车，这一坐使总理一见钟情，难以忘怀。同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总理首先想到了“一汽”的红旗轿车，何不用自己国家生产的小轿车去接这位外国朋友呢?这可是展示红旗风采的好时机啊!周恩来做出指示，要求一汽把他视察时曾乘坐过的那辆红旗轿车运到北京，接待锡兰总理。“一汽”听到这个喜讯，不仅为之振奋，而且还为总理对“红旗”委以重任而感到自豪。他们立即把车子保养、装饰一新，护送到了北京中南海。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一汽”的送车人员，并仔细查看了这辆红旗车。总理试了前座又试了后座，试了“红旗”又试他坐的那辆吉斯，边试边说：“就是红旗车敞亮么!好，明天就用这辆车接锡兰总理。”他还绘声绘色地向外交部同志介绍自己在“一汽”试坐这辆车的情况。1962年12月31日，周恩来就用这辆“红旗”从机场将锡兰总理接到市内，然后又换乘“红旗”检阅车检阅了几十万夹道欢迎的群众。在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红旗轿车第一次开始了接待外宾的礼仪活动。埋下了红旗轿车成为“国家礼宾车”的伏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他拜会毛主席时，乘坐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进入中南海。据说美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总统访问外国，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一般情况下，随机带来总统专车。访问中国，出于安全考虑更须如此。美国先行官员把总统专车进中国国门，是作为一个正式条件提交给中国。周恩来看后说：我们有汽车，美国飞机停在上海。他又指示，用国产的红旗轿车作为尼克松来访的元首座车，要确保交通安全。为了万无一失，周恩来在临近尼克松访华前亲自试坐。因为在试坐时发现了两个小毛病，后经中央警卫局与一机部驻在北京的车辆维修小组检修后才放心使用。随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的随员500多人，几乎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视着中国。当时出动了3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迎送。面对具有东方神韵，如同宫殿一样的红旗，美国人怎么也不相信长期与世界隔绝的中国人能拥有这样好的轿车。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中方参加接待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 

 建国初，中国还不能生产手表。当时实行供给制，中央办公厅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周恩来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他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周恩来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上海手表厂为周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有一次，这快手表坏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周总理戴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怀着对周总理崇敬的心情，给他送来了一块外国新型表。但是周恩来微笑着摇摇头，退了回去。上海牌手表一直伴随周恩来，直到他逝世。

(2016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