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君：为什么刘贺墓证据确凿，而曹操墓却众说纷纭？

点击：  作者：正经君    来源：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16-03-12 08:49:45

 

 

千呼万唤始出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墓主人身份终于确认了。

距离正经君上次分析为何就当时出土文物的情况、大家都将矛头指向了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已经将近4个月了。

在这4个月时间内，考古人物又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考古专家迟迟不确认、然而现在又出来公布消息呢？

这就是正经君准备和大家探讨的问题。在考古学中，考古人员发掘墓葬时，哪些东西是确认墓主人的确凿证据，这是考古学、历史学的基本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规则之前，刘贺墓是“众望所归、众口一词”，然而大家应该也记得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却一直众说纷纭、质疑不断。

私印为证！

首先，先来看看为这位家财万贯墓主人刘贺身份提供最直接、有力证据的物件吧。

这三宗直接证据分别是，第一件“刘贺”玉印。

 

 

 

 

 

 

开棺后，内棺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遗骸下有包金的丝缕琉璃席，席上整齐排列着多组金饼，遗骸存股骨的上半截，接近盆骨的一段。在遗骸腰部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刘贺”名字的玉印。这枚墓主随身携带的私印，是确认刘贺的最重要证据。这枚“刘贺”印的印纽是蟾纽，玉质。

历史学者熊长云认为，蟾、龟，都属蛰伏之物。因此，蟾钮印可能包含同样的臣属寓意。相对来说，西汉蟾钮印比较少见，此前出土的“大刘印记”是龟钮，《汉官仪》对龟纽印制的解释是，“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蜇藏，臣道功成而退也。”

 

 

“大刘印记”是去年12月时考古人员在清理主椁室的过程中发现的，龟纽，玉质，1.7厘米见方；制作精细，应为实用器，篆书铭文四字，“大刘记印”。当时玉印出土后，引发了很多关注。重要的一点是玉印证实了之前考古人员的部分推测，墓主人出自刘氏宗族。从“大刘”两字来看，海昏侯属于王子侯，所封者皆为刘氏宗族，与印文相符。

据熊长云解释，汉印中有“记印”者，例见罗福颐《汉印文字征》著录的“齐有记印”“ 记印”等，均属私印。

他还指出，汉印中多有“巨+姓氏”之例。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著录汉印“巨张千万”、“巨董千万”。上海博物馆藏有汉印“巨蔡千万”。此外，也有“大+姓氏”者，“巨”与“大”之间可以互通，扬雄《方言》所言，“巨，大也。齐宋之间曰‘巨’。”目前所见冠以“巨”、“大”等字的汉代印章，均属私印。而汉印称谓中仅包含姓氏，则表明称谓中的家族指向性。基于这样的解释，“大刘记印”应属私印，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又与一般所见汉印具有类似的一面。

同理可证，棺内墓主遗骸腰部所清理发现的“刘贺”玉印，符合汉印的基本规制，与“大刘印记”相互印证，为墓主的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海昏侯墓考古专家信立祥一再强调，“尽管诸多证据链将墓主身份指向刘贺，但没发现‘刘贺’字样的私印，我们不会贸然公布墓主身份。这是考古学的严谨。”

后来，据考古人员称绍，这枚私印的出土也堪称“惊险”，如果印章正好滑落到墓主身下，被压住的话，鉴于目前棺内遗骸的现状，可能就无法看到这枚玉印。

第二件物品是在内外棺之间出土的90余块重达汉代一斤的金饼中，考古人员发现其中4块金饼上刻有清晰的 “……海昏侯臣贺……酎黄金……”墨书汉隶字样，根据文字整合，得到较为完整的语句为，“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这些字样也可与墓主随身私印相互印证，说明墓主人是刘贺。

 

 

第三件物品是出土木牍上的一则奏章，上书“海昏侯夫人”、“臣贺”等字样，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海昏侯刘贺与夫人上呈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章。这也将墓主的身份直接指向海昏侯刘贺。

 

 

 

 

刘贺身份的确证，也让此前出土的漆器上书写的“昌邑十年”、“昌邑十一年”的铭文有了直接解释。除此以外，出土的众多精美器物，也可与墓主刘贺这个信息互相对照，为考古专家解开更多历史之谜提供了很多条件。

去年11月间，正经君已经为大家分析了种种指向刘贺身份的物件，但也只能说有很大可能，最终确定仍缺少直接证据。这是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当下出土的与墓主身份有关的文字证明是最直接证据，比如私印等物件。王国维曾提出过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文书材料与地上文书材料的互相印证，但是对于地下文书材料这一点，绝没有扩大到无文字的文物上。其实，与刘贺墓确认方式相同的情况在考古学界非常普遍的，正经君可以再举几个同是西汉墓葬的发掘状况。

西汉南越王墓也是西汉时期在南方的一个地方性墓葬，发现地点是在现在的广州，后来当地在原地建造一个南越王墓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引起很多人兴趣的是，这个墓葬是却出现了很多“僭越”的情形。这与史书记载中南越国与西汉之间关系的变化相关。

南越王墓墓主人是西汉初期南越国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当时在考古现场可见到，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此外，还有螭虎纽“帝印”，龟纽“泰子”金印以及“赵眜”玉印等。其中“赵眜“这枚玉印便是墓主人的私印，可以说明墓主人的姓名。此外，“文帝”正是印证了第二代南越王称“文帝”。

 

“文帝行玺”龙纽金印

 

南越王墓葬出土的刻字印章

 

 

这枚龙纽金印，颇为“吸睛”之处，不仅可以说明汉初地方制度的问题、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变化，从“帝”、“玺”、龙纽这三点，还可以看出墓主、及南越国“属性”的特殊，这种“僭越”在西汉地方列侯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枚金印是我国考古中最早发现的一枚帝印，也因此成为南越王墓的“镇墓之宝”。

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的秦汉印章中，从未发现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纽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墓主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长、宽均为3厘米左右，高1.8厘米，重148克，印文是“文帝行玺”。 因此可判断是南越国自铸、墓主生前实用之印。

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右夫人玺”龟纽金印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一般臣属的印章不能称“玺”。皇帝用“玺”的情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常被视为“传国玺”，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不过赵眜的“文帝行玺”金印似乎是个人专用，没有传给后代，死后用于陪葬。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也与赵眜后期愿意与汉修好有关，赵眜统治后期开始向西汉释放“臣属”信号，而未将金印传给下一代南越王。

不过，印玺虽然成为确认墓主人身份的铁证，但又给考古学家带来了另一个头疼的谜团。“文帝行玺”金印与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眜”金印，从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上来看，并不一致。

一直以来，历史文献资料都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赵眜”却从未有过记载。一般而言，考古学家将墓主人赵眜与史书记载的赵胡认为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眜”和“赵胡”这两种说法是怎么回事？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也算是确实墓主身份之后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吧。

不过，对于南越国本身的历史、以及南越王墓所带来的未解之谜不仅于此。

南越国，约于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小国。秦朝将灭亡时，秦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大约在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赵佗是该墓墓主赵眜的祖父。

 

 

公元前196年，赵佗向汉高祖刘邦称臣，南越国成为西汉的一个“外臣”。这与汉高祖刘邦时期推行的地方制度——郡国并行制有关，既有郡县划分，同时在地方分封诸侯王，当然汉初地方诸侯也经历了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分封的变化。但这个制度出现的问题是地方诸侯势力不断扩大，威胁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最著名的是吴楚“七国之乱”。也就大约在公元前183年，南越国与西汉交恶，赵佗开始称帝，其后，闽越、夜郎、同师等国皆臣属于南越国。前179年，因为受到其他外部种族的战争压力，南越国与西汉修好，希望汉朝能出兵援助，赵佗再次向汉朝称臣。

赵佗去世后，第二代南越王、第三代南越王与汉朝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暧昧，虽然没有直接宣布“臣属”，但是对汉朝逐渐强大的情形比较恐惧，因此并未直接挑战汉朝。直至公元前113年，南越国第四代君主赵兴因向西汉请求“内属”，而与南越国权臣吕嘉发生争议。吕嘉杀死赵兴，立其兄赵建德为新君，并与西汉对峙。前112年，汉武帝出兵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并在前111年灭亡南越国，设置了九个郡。

关于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的墓究竟在哪里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关于赵佗墓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蕃禺杂志》曾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历史上曾有很多人寻找或“垂涎”赵佗墓。

南越王墓还有一个为学术界争论的疑点是，出土有一枚“赵蓝”印，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右夫人的姓名是赵蓝无疑。可是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怎会使用区区象牙质名鉴呢？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制印章。或者也有可能是，右夫人真名赵蓝，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只是一名普通宫女。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还有的可能性是，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关于“赵蓝”印也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定论。

不过，从西汉南越王墓的考古认证中，可以发现的问题是，即使有发现墓主人随身的私印，甚至还有别的印章作为相互解释的材料，但还是会存在一些与历史文献出入之处，这其中为考古学者带来的困惑和疑问还是非常多。有些问题悲观地看，如果没有更新的材料被发现，很有可能只能做可靠推测，很难断定，距离真相一步之遥。

当然，南越王墓发掘时期得到如此大的关注，除了墓主人的这几方珍贵印章之外，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文物出现，比如丝缕玉衣。

 

南越王丝缕玉衣

 

通常，汉代的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而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这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比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有学者认为，当时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至少应该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很有可能是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

此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一件铜虎节，这件珍品非常难得。铜虎姿态生动，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

《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虽然铜虎节曾在其他地区发现过，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南越王错金铜虎节

 

贺墓与南越王墓最后的确认方式基本都是依靠墓葬中的直接文字证据，如墓主随身私印等，并与历史文献材料、以及其他出土文物之间相互印证，考古学家才能确凿地宣布墓主身份。无疑，墓葬中的直接文字证据是最最关键的铁证。没有这些直接文字揭晓谜底，会为考古学者的确认工作带来非常多的困难。哪怕这个墓葬中有墓主人保存相对较好的遗骸。

遗骸不足为证 私印、墓志铭等地下文字是铁证

正经君可以为大家对比两个例子，一是西汉长沙国马王堆墓，另一个是辽代凤棺古墓。

马王堆汉墓是上世纪70年代挖掘的重要考古工程，辽代凤棺古墓是在2003年时被发现的。从影响力来讲，毫无疑问马王堆汉墓是远远超越于辽代凤棺古墓之上的，无论从墓葬规制、出土文物等方面来看，辽代凤棺古墓显得有点“潦草、寒酸”，但是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放在一起对照，一是虽然两座墓葬都能看到保存较好的遗骸，当然马王堆女尸的影响远在辽代古墓之上，但最终的身份确认却并非依据于此，而且正是因为缺少重要证据，辽代墓主人究竟是谁，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界也只是给了一个相对比较可靠的推测，并非最终定论。第二，也是因为辽代凤棺古墓是契丹族的墓葬，既有北方民族的特点也融合了很多中原文化，而且因为墓主人身份的特殊性，也使得墓葬内出现了很多异常之处。

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都能有保存较好的墓主人遗骸了，确认身份还不好办嘛，验DNA啊！假如事情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方便就好了，考古学者也不用四海为家风餐露宿了，更不会有清理完一座墓葬、编完一个考古报告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了。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古人的DNA序列，无从确认比对，其次时代太过久远，再加上保存环境、保存方法的问题，要提取到有效的DNA是极其困难的。（关于DNA的这个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还会和大家聊）

当时考古学家在马王堆墓葬挖掘过程中，从 1号汉墓中清理出非常多令人震惊的精美器物，其中有很多成套漆器；对考古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有些漆器上清晰书写有“轪侯家”的字样。

 

 

 

 

根据史书记载，轪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

首先能肯定的是这些漆器与长沙国“轪侯家”有关，由此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墓主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后来在马王堆1号墓中发现了一枚印章，上书“妾辛追”三字，基本可以确定墓主名为“辛追”。

 

“妾辛追”印章

 

但是，这仍旧让考古学家内心有很多疑虑，一是作为一个汉初地方丞相的夫人怎么会有如此豪华的墓葬，而且汉初经济困难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国家要求地方诸侯的陪葬墓中不得使用青铜等物件，在马王堆1号墓中，虽没有任何青铜器出现，但却有如此大规模的漆器出现，要知道当时漆器甚至是比青铜更矜贵的东西；二来，墓主人尸体的保存手段十分高明，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此外还有大量的丝绸、帛画。马王堆丝绸衣物出土的数量以及丝绸工艺，在目前中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三，有一些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湖南地方志等记载，西汉长沙王刘发在长沙县东侧十里地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称“双女冢”。这让考古学家面对如此规模的墓葬规格时，有了另一种推测，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写有“轪侯”的漆器可能是当地丞相上贡的物品。

考古学家一方面希望从1号墓出土物件中找到佐证材料，另一方面也开始发掘紧邻的2号墓、3号墓。不过2号墓的状况非常糟糕，基本在唐代已被盗空，但恰恰在这个墓中发现了证明马王堆墓主身份最重要的铁证。

 

 

 

 

工作人员在筛洗墓葬淤泥时，打捞出三枚印章，分别为：玉质私印一枚，上书阴体篆书“利苍”二字；铜制明器官印二枚，分别用阴文篆体雕刻“长沙丞相”、“轪侯之印”。这样一来，之前的问题迎刃而解。1号墓主人便是利苍之妻辛追，2号墓主是利苍本人 。

而3号墓中还发现了价值非凡的东西，成批的简牍，共610支，遗册内容可分医术和遣策两部分；纺织品，包括帛书、帛画。帛画与1号墓出土的大体类似，帛书出土时有所粘连，宽度为18厘米，每行宽约6-7毫米，字体的方向与帛的纬线方向一致，字体大多为早期隶书，少数为篆书，从字迹来看出自多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有《易经》、《老子》、《战国策》、部分天文历法五行占卜方面的著作等，以及两幅地图，其中文字记载部分与现传内容有大量出入。从2号墓、3号墓的出土情况来看，史料价值相当丰富，为汉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修正了部分《汉书》、《史记》中的记载，如墓主的名字“利苍”，据《汉书》记载第一代轪侯名为“黎朱苍”、《史记》记载第一代轪侯名字为“利仓”。

根据3号墓出土简牍，遗册开头的第一支竹简记载有“家丞一人”，再次证明墓主人身份起码是位侯爵；墓中还出土了“轪侯家丞”封泥（1号墓中也有发现），这在汉代考古中即可定为列侯墓，为侯爵身份加道保险；另外还出土了“利豨”封泥，即利豨用自己的印章印的封泥，这与2号墓出土的印章“利苍”价值相同，证明墓主是第二代轪侯利豨。特别重要的是墓中出土的纪年木牍记载：“十二年二月乙己朔戊辰，家丞奋移主葬郎中，移葬物一编，书到先质，具奏主葬君。”这说明，轪侯利豨的丧事，是由他的家臣奋操办的。轪侯利豨死于汉文帝十二年，而不是《史记》和《汉书》所记的汉文帝十五年。

1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的封土，年代较晚些，三座墓葬的时间相距约20多年。而且，三座墓的大小来看，1号墓最大，3号墓次之，2号墓最小。其中，2号墓下葬年代最早，也许当时轪侯家还不富裕，而且利苍去世较突然，可能是在与周边小国战争中死亡的，下葬比较仓促；3号墓比1号墓早，最后葬的是1号墓，此时轪侯家已大富，时间相差10年至20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

但是，相比之下辽代凤棺古墓就没有如此“好命”了。

一座看起来仓促下葬的千年古墓，墓室规格略显寒酸，一具契丹族无名女尸，孤独地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吐尔基山埋葬了这么多年。仅是这些信息，就已经让考古学者“嗅到”墓葬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性。

这座墓葬中没有任何与墓主生平有关的文字出现，在墓室进口的封门石后也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墓志铭，让考古专家对墓主身份、生平无从知晓。

进入甬道边的墙壁上，一些斑驳难辩的壁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在壁画中，还有一处看似文字的奇怪符号。当时的考古队长塔拉让助手将图案拓下来后，送到北京语言文字专家处辨认。

古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断定，这是一种已经消失了700多年的契丹文字，遗憾的是，墓道墙壁上神秘的文字至今未破解。有专家认为，有可能是墓主人随葬品的清单。内蒙古大学契丹历史专家薄音湖也提出，通辽地区是在辽上京，靠北一些；这里是契丹人和奚族的本土，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地。所以，在这里发现了重要的契丹人的墓葬。

而且根据墓葬形制，考古人员判断为辽代墓葬，辽代墓葬与北方民族墓葬的区别主要在于，辽墓比较接近中原唐、宋时期的墓葬形制，墓室前留有墓道，而一般其他北方民族墓葬没有墓道。

更令人激动的是，当考古人员第一眼看到墓室时，一座描绘金凤的红漆彩棺放在墓室中央。但这也是让人感到诧异之处，一般辽代墓葬是不使用棺木的，死者被安放在尸床上，或是有一个木制的小房屋，称为小账，死者放在小账内，小账则放在棺床上，通常棺床或尸床的材质为石头或木制。

这是墓主人身份的一大疑点。此外，两层棺椁上的金凤和团龙也让考古专家震惊，通常能使用龙凤图案的一定是契丹的皇家贵族，通常平民无法使用这类图案。墓主随身衣物、饰品中也出现很多龙凤图案。如果按照这条线索去推论的话，凤棺主人应该也是一位皇家女性，契丹王朝延续近300年，前后共9位皇后，16位公主，难道是她们中的一位吗？

 

 

如果按这条线索的话，墓室中又有太多不能解释的矛盾之处。比如，第一，墓室面积非常小、显得“寒酸”，以往发现的辽代公主墓葬有前中后三大墓室，周边还有两个较大的耳室，耳室内放有大量精美的陪葬品，但吐尔基山这座墓葬长宽不足四米，相比之下奢华的陪葬品似乎与墓室规模并不相符。第二，没有墓志铭，为何一位皇家女性没有墓志铭？第三，墓主人遗骸的骨骼发黑，尸体胸腔出现大量的水银，究竟是中毒致死还是死后灌入水银，这也是一个问题。第四，在本该存放墓志铭的墓道附近没有发现墓志铭等文字说明，反而在墓道尽头找到了大量的球状铜铃，在棺椁上也装饰着一圈精致的铜铃，棺椁内墓主人身边、脚踝上都散落或戴有球状铜铃。第五，在墓主人的腿部旁边放置有一个鞭状物，这在其他辽代墓葬中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物品。第六，死者头部戴有一个黄金打制的头箍，虽然按照契丹墓葬，一般贵族脸部都会蒙上特制的面具，但是这位墓主人没有通常用的面具、金丝或银丝网衣，却又拥有一副罕见的黄金头箍。 第七，随葬品中发现了两件银质号角。

这些疑点让考古学家开始思索另一种推测，这个人如果不是皇家贵族女性，但她的特殊身份或是特殊职业让她享有非常高的待遇。这从墓主遗骸的骨骼可以做出大致的判断，骨头的形状非常好，钙质沉积比较密实，可以看出墓主生前身体状况很好，生活质量也不错。

从大量的铜铃、鞭子、银号角等器物，契丹史专家王大方认为，这些东西是用来舞乐、驱鬼、祈福的，和契丹人信奉的一种古老的宗教有关。根据中国宋代史书的记载，契丹人信奉着一种叫萨满的神秘宗教，而且萨满巫师通常是由女性来担当的。所以，王大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墓主人有可能是位萨满巫师。

 

墓主人头部戴有黄金打制的头箍

 

 

 

 

 

 

 

考古人员还在墓主人肩部发现两块金银牌，银牌上是月桂树、兔，金牌上是一只三足鸟代表太阳，而这些图案又恰好与墓室顶部的壁画相符合。

根据贵族待遇与神职色彩，王大方在《辽史·65卷·公主表》中找到了一位兼具这两种身份的人物，即耶律阿保机与述律平（萧皇后）的女儿、也是耶律阿保机唯一的一位公主质古。王大方认为质古公主的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

根据史料记载，质古公主也是一位女萨满奥姑，曾下嫁萧室鲁（也是自己的亲舅舅），但是后来萧室鲁参与了辽太祖时期的一场政治叛乱，叛乱失败后，萧室鲁自杀。记载中，质古公主虽然没有遭到自己的父亲阿保机的制裁，但是不久后因病去世。考虑到其生前牵连的政治叛乱，质古公主仓促下葬，没有墓志铭，且一个人孤独地葬在吐尔基山墓地，又由于她奥姑的身份，有成套的萨满神器陪葬，这一切似乎也可以自圆其说。（注：奥姑，在早期契丹社会中具有神女色彩，由族中尊贵的女性担任。“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奥”是方位词，特指契丹人所居穹庐毡帐的西南角。质古在幼年时被推为奥姑。在契丹神话中，有“青年与白马”的传说，把执牛角、驾牛车的女子尊为契丹女神，有“青牛妪，曾避路”的歌谣。而驾青牛的契丹女神所使用的法器，就是牛角号与牛铃。）

为了更进一步确证，考古人员希望能从墓主遗骸中找到DNA，可以与此前出土的契丹贵族耶律羽之的DNA样本进行对照。耶律羽之是辽代贵族，是阿保机的重要丞相。耶律羽之与耶律阿保机的祖父是同一个人耶律曷鲁，这样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吐尔基山墓主人身份应该可以与耶律羽之有共同之处。同时，也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方式对墓主人的骨骼进一步考证。但是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墓主人的骨骼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与质古公主的推测相差较大，此外DNA的结果是，墓主人属蒙古北亚人种，纯正契丹血统。

这两个结果就基本否定了质古公主的推测，因为据史料记载，质古公主的母亲述律平皇后有西域血统，当时的西域人应该不同于蒙古北亚人种，这样墓主人纯正的蒙古北亚人种与契丹血统，就不符合质古公主的混血血统。

面对这种种证据与考证，考古人员无法最后确定这位墓主人究竟是谁，但可以断定的是这位墓主人生前是一位为皇室服务的萨满教巫师，她可能要为皇室的一些礼仪活动、或者政治性活动服务，因此能够享有贵族的待遇。至于龙凤图案，在辽代，龙凤使用并不像清代那样严格，此前在其他的辽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团龙、金凤纹，耶律羽之墓中就有，只是对龙爪的数量有规定，一般贵族就是三只爪，吐尔基山墓主人的随葬品中，出现的团龙便是三爪龙。

至于墓主体内的水银，这在北方的一些地区，有这样的风俗，在人死后会灌入水银

写到这里，虽然不符合史学考证精神，但实在忍不住开个脑洞，这位吐尔基山墓主人与质古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质古公主有萨满巫师的身份、最终命运受政治叛乱牵连而结束，这位吐尔基山墓主人会不会也有可能随着公主人生而沉浮呢？虽然墓主人三十多岁死亡在当时是正常现象，但从墓葬中表现出的一些仓促下葬的迹象，让人浮想联翩。

没有墓志铭、没有印章、及其他文字材料的证明，吐尔基山墓主人身份到目前为止仍无法水落石出，考古专家只能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不断的推测考证，常常一个考古发掘之后需要投入的精力甚至是整个学术研究生涯。

“曹操墓”的证据在哪里？

但最后，正经君想提出另外一个例证，虽然此前确认了墓主身份，但仍旧众说纷纭，疑点重重。这就是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

曹操墓即安阳高陵，位于河南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在曹操王都邺北城西12公里处。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

目前该墓的发掘中缺少有力的证据，比如没有私印、仅有的直接文字仍解释不一、一片头盖骨，据说后来还传出墓中男性尸骨面部有被砍迹象（河南考古队曾出面说没有被砍），尽管发掘单位和国家文物局仍将此墓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和民间还有非常多的争议

据了解，墓虽然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出土了器物200多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内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龟、石壁、石枕、刻名石牌等等。

极为珍贵的随葬物品一共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三个棺椁残痕，其中后室一个，葬具疑为石棺床，后室南北侧室中各有一个，均为木棺。对这些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初步鉴定后，专家认为其中一具为男性，另两具为女性，中墓主人为男性，并认定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

 

 

其中，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争议最大。支持方认为，这就是文字铁证，但是反对方则提出“武王”谥号不可阴阳混用，此外历史上称为魏武王的人有三位，一是曹操，二是五胡十六国姚襄，三是五胡十六国冉闵。甚至还有人对石牌真实性提出质疑。

支持曹操墓判断的以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为代表，提出六大证据以证明曹操墓的真实性。一，墓葬规模巨大，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一致；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曾写有《遗令》，主张薄葬，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五，最重要的证据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岁数吻合。

但是反对曹操墓的人士，以一些历史学、文字学、包括一些民间人士为主，他们提出了质疑之处，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为代表。

1、西高穴墓葬与曹操所处年代墓葬形态不符，可能晚于东汉末年。墓葬规格与曹操身份不相符，规模虽然不小，但内部修饰粗糙，与曹操王侯级的身份极不相符。

2、墓葬地貌与历史记载不相符。曹丕曾称曹操葬在“山窝处”，而西高穴墓显然不是。位置也与高陵历史记载不相符。

3、支持派的一项重要佐证鲁潜墓志不是从墓内出土的，不可作为认定曹操墓的旁证。

4、“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不能作为曹操墓铁证。一是石牌来源不明；二是铭文写法、风格有嫌疑；三是内容与史实不符，历史上曹操没有打过老虎的说法。况且，“魏武王”的称呼不只有曹操一人使用。

5、60岁的男骨未必是曹操本人，仅靠一块头盖“很难说”。据文献记载，曹操妻子卞皇后应与曹操合葬高陵，在此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卞皇后遗骨。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并未发现。还有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墓一般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

6、出土物与曹操“薄葬”意愿不相符。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该墓葬却出土了金银珠玉。

7、根据已公布的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有古文字学者考证上面的篆体文字为“奂”，印章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有考古价值，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是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

同样，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袁济喜认为，有关方面公布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应当谨慎严肃公布相关消息。如果与同样是曹氏家族的曹休墓来对比，曹休墓为何没有争议？因为在墓中发现了曹休的印章，而在曹操墓中，却没有找到。

民间人士倪方六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对墓室出土文物的说法，“曹操墓”中出土的文物数量由250多件增加到了近 400件。“所谓的‘翡翠珠’，当初只是一粒，现在变成了数粒。宣布考古结束了，还能再出土 150件东西，可见西高穴墓葬考古是如何地不严谨。更荒唐的是，在考古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曹操墓”还能当选 2009 年十大考古发现，而且是在徐苹芳等多位中国考古界元老强烈质疑和反对之下当选的。”

“目前绝大部分出土物都还没有公开，最早公开的都是他们认为对‘曹操墓’认定有利的东西。后来又公开了一些，其中有陶井、陶猪圈，常所用盾什么的。这些东西一公开，立即引起了新一轮的质疑。因为这些东西太普通，与曹操的身份、地位严重不符。我可以肯定，在许多还没有公开的出土物中，一定还有不利于曹操墓主认定的东西。”

“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比如墓志、随葬的印玺、铭文墓砖、惟有墓主生前才有的东西等。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

此外，在谈到墓中男性骨骸是，倪方六先生认为，“DNA从理论上是可以揭开西高穴墓葬出土男骨身上密码的，但事实上无法证明他是曹操。所以，别寄希望在生物高科技上。但解决西高穴争议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如利用热释光、碳14等断代手段，结合出土物、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还是有可能弄出此墓基本信息的，这些信息有利于揭开西高穴墓葬真相。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比较靠谱、也不花多少钱、简单易行的测试手段，有人就是不去做。”

DNA无法最终确证曹操本人，碳14等能做断代工作，如果考古队将这些文物公布，各路专家结合这些物价确实能作出可靠推测，起码能排除相当多的错误信息。正如上文中谈到的辽代凤棺古墓是一样的道理，需要大量考证工作。

然而，在讲到“曹操墓”、讲到DNA的时候，正经君又想起了另一个与曹操有关的事情，也是质疑声与赞扬声同时涌现。这就是复旦大学历史学韩昇与生物人类学李辉所做的跨学科研究，测定曹操家族DNA。

2009年，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拟用DNA技术开展对曹操家族DNA研究。韩昇与李辉认为，如果能通过现代人的基因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基因，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比找到谁是曹操后代意义更大。

最关键的是锁定曹操家族的DNA特性。首先，人类学家李辉需要可靠的样本，从而绘制出一幅遗传图谱，看看曹姓到底来源于多少个祖先。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在全国征集曹操后人。专家组在全国各地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同时，历史学家韩昇则通过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民间家谱等各种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找出曹操后代可能的线索。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韩昇对全国各地258部曹姓家谱（其中118部在上海图书馆）做全面的梳理研究，并与史书和地方志参照，找到曹氏迁徙的线索。比如曹氏各个分支的祖先以及现居住地与历史记载上曹操后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合等等。经过这一步骤的研究，课题组筛选出8支持有家谱、经过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其中也包括了夏侯氏、操氏等族群。

找到这8个曹氏族群后，再对他们的DNA进行检测，最终发现其中6个家族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年至2000年前——这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

李辉说，“这些家族共同检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染色体类型，这个比例在全国人口只占5%左右。假定他们都是仿冒的，那么巧合概率就等于这个基因型所占人口比例的乘积，也就是5%的5次方，所以说，他们假冒的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三。因此在法医学上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后代。”

2011年初，韩昇、李辉到曹氏宗族墓所在地安徽亳州。课题组专家在库房内找到两颗牙齿——均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从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中出土。据研究确定两个牙齿均来自曹操叔祖父河间相曹鼎。课题组带回一颗保存较好的牙齿回到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开展古DNA测试。经过6次同样严格的反复测试，每一次间隔一个月，该牙齿中的古DNA中Y染色体类型就是之前从6个曹氏家族中找到的罕见染色体。

2012年底，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课题组最确定曹操家族DNA。安徽亳州的曹操祖辈墓葬“元宝坑一号墓”的遗骨也属于此类型，与现代曹操后人紧密关联。夏侯氏、曹参后人都不是该类型。由此说明，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该家族也非西汉曹参本族。

但是，这看起来似乎科学论证的实验本身也遭到很多质疑与反对。正经君虽然不是生物学出生，不懂DNA，但是从实验过程看，也存在很多疑点。

韩昇在谈到为何选择曹操家族时说，因为曹操后世评价不高，修谱冒认曹操后代的人比较少，首先这只是一个前提假设，无法拿出确切证据说明，或者说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

第二，关于曹操父亲曹嵩的过继问题，韩昇认为按照一般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宗族内过继。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并没有为这个假设作出一个实质的确证。而且有记载认为曹嵩是从夏侯氏过继的情况。

然而，实验组的测定却是基于这两个假设。等族群DNA测定结果出来后，再去找曹操叔祖父的牙齿DNA来做对比，发现序列相同，因此确定曹操家族DNA。

这里就有逻辑上的问题了。因为曹操父亲曹嵩的过继问题并没有定论。复旦实验组在假设了曹操父亲的过继应该是曹氏内部过继的前提下，用测出的DNA序列与曹氏宗族的DNA对比，发现是一致的，由此就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并再次确证曹操父亲的过继是宗室内过继。

这不就是个逻辑死循环吗？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做实验，最后证明了这个假设的前提。如果根本没有为这个假设的前提提出确凿的证据，那就无法说明测验结果的可靠性。

这也许确实是曹氏家族的基因序列，但并不是曹操一支，因为无法证明过继的曹嵩与曹氏家族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想证明曹操的生世必须要找到确认的曹操父亲曹嵩的DNA或者曹操直系（有血缘关系）儿孙的DNA样本才可靠。

况且，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灾、人祸、改姓、抱养、赐姓等各种因素都可能存在，要寻找确切的曹操后代的DNA样本是个难题，即使用家谱，其中也有很多不可靠性因素。虽然韩昇说这就像“谈了一场浪漫的婚外恋”，但是这场婚外恋究竟是浪漫还是疑点重重还不好说啊。作为方法论，这种人类遗传生物学可以探讨，但是一旦针对实际某个案例，还是得谨慎选择与论证。

话说回来，为了这个DNA检测结果，河南安阳高陵墓的考古工作也紧张了一下。有舆论呼吁检测安阳高陵墓的此前被认定为“曹操”的男性头盖骨，但屡遭安阳相关考古部门拒绝。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DNA考古不一定权威。然而，这种回应在质疑曹操墓一方看来都是“心虚”的表现。很多专家也表示，为何不试一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河南安阳曹操墓之争中被认为是“挺曹派”，他表示复旦大学积极探索的精神应该肯定，但“若要验骨，也得经过各方同意，那已经是文物了。”

看到这里，正经君想说，安阳方面也没啥好怕的，测出来不符合，你也可以反驳对方确证曹操DNA的可靠性嘛。反正，这双方在学术过程中，都没有做到绝对的谨慎与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