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研究中，学术界主要的看法是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理由是民族意识特别强烈的“华”“夏”“华夏”“诸夏”“诸华”的称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流行，在《左传》等史书中频频出现。

　　
　　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更主要的是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在这种鲜明民族意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华夏民族已属一个自觉民族；华夏民族间的强烈的文化一体性；以及当时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或部族交往中，也即在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来到中原时，所引起的华夏民族的人们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荣辱、安危等等方面的关切和维护。对于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华夏民族，笔者称之为“自觉民族”。
　　
　　从民族发展史来看，在“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阶段。民族形成的起始应该从“自在民族”阶段算起。所谓“自在民族”就是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的状态。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异族的人们，致使“华夷之辨”思想和危机意识凸显了出来，它进一步强调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当时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民族，是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同体。它以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多元一统的民族国家。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和外在框架。
　　
　　在秦汉至明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文化民族。秦汉时期的汉民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的基础上，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和部族而形成的，因而它已不是一个纯粹血缘的族共同体。秦汉以后，无论是因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因汉民族政权南移，都使得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融入汉民族之中，其中，一以贯之的汉民族特征就是汉文化（华夏文化）。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再到当前包括汉民族在内主要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民族。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化始终是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血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在形成过程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外敌的入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就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