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晋：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五种评判

点击：  作者：童晋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7-11-06 10:31:45

 

 

 

　　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国外左翼学者从各层面各领域对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与走向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矛盾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这些分析批判，各有不同的角度与侧重，但概括起来看，可以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评判归结为五个方面，即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民主危机、价值观危机、生态危机和体系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方面的评判，是不同学者针对同一危机的不同角度解读，彼此间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交叠影响，为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更合理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特征提供启示参考。

 

　　一、生产方式危机：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极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在的危机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矛盾会显得尤为突出。生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获得超额利润的必然选择，但这同时又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体系带来致命的灾难。

 

　　英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通过对资本主义时空形式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将内部时空矛盾不断转向外部用以缓解国内矛盾的升级，“有限危机可以通过外力被强加于资本主义活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领域”， 这种通过剥夺性积累使过度积累摆脱困境的方式已经成为垄断资本进行转嫁风险、扩大积累的常用手段。但事实也证明“这种积累方式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困境，“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而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玛丽·沃伦（Mary V. Wrenn）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的影响下失去效用。

 

　　二、民主危机：少数人统治与治理无效率

 

　　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西方民主已然演变成少数人的民主、金钱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盖实质上政策对资方利益的严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远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响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治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跻身1%的少数群体。占低收入人群约70%的人，不论他们投票与否，对政治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垄断资本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使国家政权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垄断资本家得以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说，对于那些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是一项投资，“从中他们要求（并得到）回报。他们最终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强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 

 

　　事实上，对西方民主更符合实际的称谓应是选举式民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即便在选举层面上也出现了漏洞。参加选举投票的民众在大幅减少。加之西方民主奉行的双重标准，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客观上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因此可以有理由说，西式的自由民主的吸引力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在走向衰落。

 

　　三、价值观危机：自由平等神话的终结

 

　　资产阶级所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下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在反思危机发生原因时，会自然产生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质疑。

 

　　正如大卫·哈维对美国自主、自由的定位，美国所宣称的所谓自由平等理念在传播中凸显着霸权主义的色彩，其“对捍卫自主和自由的关心，被有系统地用来替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辩护，被证明其控制世界上许多地方是正当的。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和暴力手段。” “追求自主和自由就像提供一张许可证，使政府得以运用种种压制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只属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群体，“依靠在媒体和政治过程中的非常影响，这一阶级（以默多克和福克斯新闻网为首）利用刺激和强力劝服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制度使我们过得比以前更好。对那些舒服地住在世外桃源里的精英来说，这个世界好像确实更好了”，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只有微薄的收入和被限制、被圈定了的自由。

 

　　所谓的平等也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但却必须接受不同起点的竞争。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谈及美国所谓的“给予每个人机会”已经越发空乏，“机会平等只不过是个虚构的神话，并且美国人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61%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过1/3的美国人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一般是公平的。”

 

　　价值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危机。如果说面对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尚且可以通过国家调节、金融管制、对外输出、危机转嫁等方式得到缓解和暂时的克服，但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等价值领域的危机，则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也很难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得以恢复。

 

　　四、生态危机：资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结果

 

　　左翼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生态和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势必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系统本身的重创，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大卫·凡森费斯特（David Fansenfest）认为“那些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是很重要的内容却同个体资本家所渴望的东西相冲突”。资本家的贪婪促使其将社会和环境再生产的成本外化，这种欲望的膨胀最终会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伤害。

 

　　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W·琼斯（Andrew W Jones）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技术问题和消费问题共同导致了严峻的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当增长沦为资本积累，而不考虑自然或人的定性需求时，增长就会成为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新技术时，资源成本会被考虑进来，但生态成本却不会被涵盖进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面对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式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英国伦敦政策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资本主义那种“生态毁灭式的增长是内潜在任何可能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中的”，并非可以主观选择的，这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必然驱使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享。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模式外寻找答案，构建“一种基于人类真实需求来组织生产、严格限制特定资源能源消耗、尽力减少污染与浪费的社会主义式生态经济”，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五、体系危机：资本主义结构性崩溃

 

　　资本主义自身结构的危机及其自身施救能力的空间不断变窄，使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不禁提出“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疑问。左翼学者从对资本主义局部矛盾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关注，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限，认为以“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主导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末期”，该系统将在未来三四十年的时间达到发展的极限。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来审视这场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或者没有未来）伴随着五个系统性问题：滞涨、寡头式再分配、公共资产流失、腐败和全球无政府主义。”这些问题最终将在经历长期与痛苦的过程后压垮资本主义本身。

 

　　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Michael S.Koyama）认为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陷入系统性危机之中，它们普遍面临着三重危机，即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正趋近于临界点的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箱内”（Inside the box）操作这一拘泥于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改良政策并不能奏效，必须转向系统性变革的“箱外”（Outside the box）操作。

 

　　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对资本主义两次系统性危机进行分析时谈及，为应对发生在1875-1945年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采取了深化垄断、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三十年”，而面对肇始于1975年直至今天的第二次系统性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第二次系统性危机的一个结果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曾用于摆脱危机的手段已经不再奏效，相反，2008年爆发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恰恰是那些曾经幻想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举措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上述内容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评判简要概括为五种类型，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评判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说这五种类型涵盖了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上述五种类型无疑是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集中表现，是处于主流领域的内容。不难看出，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揭露是比较透彻的，对危机原因的探寻也是较为深刻的，许多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剖析资本主义存在的危机及其不可持续性。但也应看到，左翼学者的论述也存在着不足、甚至有失偏颇之处。

 

　　例如，有的学者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视为资本主义命运的转折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然无力迈出这次危机，资本主义的灭亡甚至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忽略了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能力。有的学者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用对破坏自然的批判代替了对生产关系的批判，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人与人的矛盾。脱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人与人的矛盾的关注，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化解危机的途径的。为此，对于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应采取批判地吸收地态度，既要充分借鉴其深刻具体的分析洞见，又要看到其立场局限、方法局限和认识局限。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阶段性成果，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左翼学者的社会主义研究及其评析”［项目编号：15CKS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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