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仍处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历史氛围中，每个民族国家都在这个总体背景中，思考和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对抗和冲突，充满风险和危机的过程，没有什么铁的必然性可以保证每个民族国家都能成为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这就使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者们不能不普遍关注全球化的未来走向。特别是由于现代化与全球化本身就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毫无疑问，也就是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关乎到任何一个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我国，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问题上，国内许多学者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在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不无忧虑地提出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就是西方化，甚或美国化。这种忧虑包含着对现阶段全球化发展态势的评断，同时又涉及对全球化进程未来走向的预测，需要我们对之做出审慎的研究。

　　本文认为，全球化在其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机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深化，亦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地增强，由此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也相应导致各国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

　　基于这种理解，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长期以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全球化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占据强有力的优势地位。马克思当年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剖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和渗透能力：“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p831)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的这个判断似乎并没有过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依然是当今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跨国经济等各个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全球化的游戏主角，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握有引导和规范全球化进程的“指挥棒”，并借助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科技、通讯等各方面的优势，试图使全球化朝着资本主义化的方向迈进。更需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经济—技术实力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这就必然会使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舞台中扮演君临天下的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优势地位至少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发达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永久化？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然而，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差别的体系，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尚可以通过政府过程形成控制市场体系的内在差别和矛盾的有效机制和方式。但是，在市场体系向全球拓展的同时，其内在差别和矛盾也必然超出民族国家的解决能力和起作用的范围，成为诱发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冲突的深层根源。因此，对于把握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研究市场体系本身的内在差别和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演化形态及其所诱发的全球性问题，探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可能途径。本文认为，市场体系的全球化过程所蕴涵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国际社会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努力，有可能决定了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可能趋势。在这里，本文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即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问题、国际秩序问题、文化冲突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应当说，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恰恰对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

　　1.全球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问题

　　从根本上说，世界范围的内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全球拓展的自然结果。市场经济是一个包含内在差别的体系，贫富分化是市场体系运行的自然的和自发的倾向。不过，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市场的这种自发倾向可以通过政府这只“可见的手”加以遏止。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利用有效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福利政策等手段把贫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摩擦，保证市场的活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的世界化，也就使市场本身造成贫富分化的自然倾向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经济的自然倾向，而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着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政府，这就使贫富分化的自然趋势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沃勒斯坦和霍布金斯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商之间为争夺劳动力、原料和市场所进行的日趋复杂、激烈的竞争，最终将世界划分出贫困地区（边陲国家和半边陲国家）和富有地区（西方中心国家），把世界各国纳入到不平衡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之中。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结构要素。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就是世界体系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和结果是，“经济剩余”不断从边陲国家和半边陲国家转移到西方中心国家，以至后者越来越发达，前者越来越不发达。这是世界体系的总体规律。应当说，这个总体规律就是市场自发倾向在全球范围内难以遏制的自然结果。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用“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进一步说明了资本利益的不平衡分配。他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收益最大的地方,因而从表面上看，自由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而能够提高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的自由流动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利益的判断,只有当某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使资本的流动获得最大利益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资金才会投向那里。因此，最大受益者只能是投资者，而非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资本自由流动所追求的“更好的”投资，一般来说，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以落后国家的落后状态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真正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缺乏技术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会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遭遇双重困难。首先，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的经济位差，不可避免地带来二者间的利益抗争和政治博弈。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广大的市场，通常是吸引外国投资的手段，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约发达国家的手段。这就使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充满了限制与反限制、掠夺与反掠夺、制约与反制约的矛盾，使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与经济一体化趋势相悖的经济策略总是不断地被应用于国际经济往来中。如果发达国家试图寻找各种借口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行动之类的强制手段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政府，就会直接把这种利益冲突转变为政治冲突，乃至军事冲突，必然使整个世界陷于不断备战的紧张和恐慌中。

　　其次，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如果国内贫富分化趋势的加大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那么政府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暂时的和被动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本的发展本性就是不断使自身最大限度地增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就像“铁律”一样，吸引国内资本集团进行跨国投资，这无疑是把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使国内劳动力价格由于受国际市场的牵制而难以提高。这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自然增长，而要遏制这种趋势，避免在全球范围内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就必须遏制资本扩张的本性，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无论怎么说，这种改变都与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相反的。

　　2.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秩序问题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以古典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秩序建构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一方面国际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跨国公司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日益增长等几乎完全打破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界限，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不断强化各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与此相应，各种跨国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在协调、控制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不断深化和扩展了各国之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互动。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二战以后和平主义的意识已经得到世界公众的普遍认同，但并未能有效地阻止大量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国内战争。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曾一度使人们产生对世界和平的憧憬，但很快这个憧憬就被更为频繁的冲突与战争蒙上厚厚的阴影。有关民主与专制、领土与主权问题的传统争端与种族冲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而有了非同以往的形式和内容；在世界经济或国际性交换体系中，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竞争加强了各种扩张势力之间的相互角逐，使谋求国家安全、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努力屡屡受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常规的方式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不仅使人们感到世界的不安宁，而且感到这种不安宁的根源和方式是如此地不确定和难以控制。从这方面看，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非社会性”或“不合群性”、对抗性依然十分深重，以至我们至今看不到彻底遏制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希望。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成为全球经济的共同的运行机制，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客观上就需要形成能够使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得以健康运行的世界性经济秩序。在一个民族国家自身当中，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是建立市场秩序的关键，而且这种有能力建立市场秩序的政治体系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强大的国家暴力机构为后盾，但在全球范围内，则并不存在着一个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有能力建构和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体系，更不存在能够使这种政治体系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国际性强制机构。目前已经存在着的国际性、区域性经济、政治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作为协商、协调与合作组织发挥建构和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但其强制性制约能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全球化本身就必然是一个矛盾重重的过程，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必然要求建构符合世界市场运行机制和适应跨国经济发展要求的世界秩序，这就意味着要制约、限制甚至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迫使民族国家遵从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世界秩序的建构又必须依靠民族国家之间平等的协商与合作，这就意味着必须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必须使世界秩序符合主权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之间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或多极化的态势。

　　很明显，由于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平衡性，这个态势不可能是稳定、协调的世界格局，而是一个充满纷争、遍布危机的格局。在缺乏有强制性制约能力的国际政治机构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就有可能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推行单边主义、单级主义、霸权主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左右全球化的进程，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必然会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引起强烈的反弹，这种反弹可以是有序的，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但由于国际社会缺乏制约强权国家的能力，这种反弹就极有可能被无序化，从而冲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秩序。

　　从国际秩序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秩序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表明，应当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结束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但就目前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明显地力图把国际秩序的建立纳入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轨道中。这种变相的“帝国策略”只能不断加重国际秩序的混乱，因为任何国家作为主权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从客观上说，全球化必然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有能力建构和维护世界秩序，有能力协调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政治机制。这种政治机制能够真正着眼于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并有充分能力制约任何违反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使全球化最终成为利益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但如何构建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设想。他的设想大致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建构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将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转让给这个共同体，以便通过“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2］(p.82)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问题、跨国军火贸易和跨国犯罪问题等），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第二，将西方国家的具有普遍主义的民主机制扩展到国际范围，对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驯化，并使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从而把自身视为一个只能互相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第三，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并不是世界国家，而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合作的政治体系。为此，哈贝马斯提出所谓“商谈伦理”的思想，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建立全球化经济和政治的世界秩序。对于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国内学界多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尽管哈贝马斯的设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从全球化所蕴涵的矛盾来看，他的观点表现出建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机制来解决全球化问题必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尽管如此，没有完备的全球性政治机制，就不可能有完备的全球性市场体系，就不可能克服目前市场体系内在差别和矛盾所诱发出来的严重问题。因此，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应当说，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走向。当然，要能够实现这一设想，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必须“驯化”资本主义。

　　3.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后已逐渐成为一种特别值得重视的政治倾向。文化的多元化或多样化本身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的殊异性。这种殊异性通常与文明的起源相关，有着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在不同的地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各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劳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的长期演化中形成了与其生活方式相吻合的独特的语言系统、规范系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审美情趣、艺术形式等。这种文化的殊异性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宅居、饮食、服饰、休闲娱乐、婚丧嫁娶等，明显地表现出来，并通过文化传承而构成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文化的殊异性不仅体现出多方面的文化情趣，而且在思想和心理的深层还饱含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自尊感和认同感。

　　文化的殊异性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从理论上说，差异与和谐并不必然构成一对矛盾，正是由于有差异才能产生和谐，没有差异的和谐不是和谐，正如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调的乐曲不是乐曲一样。但是当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现为和谐共存，而是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3］(p.7)  也许亨廷顿的结论并不十分准确、全面，但他的观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内在矛盾。

　　依笔者之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导致文化冲突的基本根源主要由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抗拒。

　　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世界体系并不是一个利益均衡的体系，这种不均衡性同样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知道，有关全球化、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念乃至话语方式大都源自西方，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化就是被理解为“西方化”。当然，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并不一定就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舞台和文化交往中，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恃踞于文明的制高点上，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干预别国内政，扩充自身的势力范围。它们利用自身在科技文化、市场规范文化、商业文化和人文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力，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以期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征服其他的民族和国家。这就不能不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强烈的文化反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对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谴责，能够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的内在联系。

　　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抗拒。总体上说，这种抗拒是针对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因而在维护世界的体系的公正、平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市场经济机制在全球的拓展，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那些市场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尚不完备的国家中，引发张扬人的自主性与自由性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扼杀个人自由的专制文化传统之间的激烈交锋。在这种交锋中，某些非西方国家固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表面上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侵犯”，而实际上却是维护自身的文化专制和政治专制。很多文化批判理论家们（如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对文化差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们很难注意到衡量人文文化进步状态的价值尺度，从而在强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优越性的同时，多少淡化了改造民族文化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在论证和倡导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能具有的共性特征，不能忽视用科技尺度和人文价值尺度衡量民族文化进步程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本身对体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的推进。虽然有关“自由”“自主”“平等”“人权”等一系列文化观念最初是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得到诠释，但这些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事实上，某些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在极力推行文化霸权或话语霸权时候，它们就已经在用行动证明它们自身不但没有占据文明的制高点，而且是竭力向全球专制主义倒退。真正体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同科技文化一样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拒绝任何支配关系、否认文化霸权或话语霸权的合法性。因此，对于彻底地解除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支配关系来说，最根本的策略就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力的过程中，彻底改造民族文化，使之真正成为有助于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先进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经改造的民族文化是不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也不可能真正抵挡住西方话语霸权的侵犯。

　　4.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资源和环境危机更有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关于这一点，当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见识。如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通过梳理和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成功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切入现实的路径。他认为，物质变换既有“自然内涵”，又有“社会内涵”，前者所面对的是人类一般劳动过程，而后者面对的则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劳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具体劳动方式，它把一切都卷入了生产和再生产，把包括人的生产劳动和自然的产物在内的一切都贴上了商品的标签。资本主义作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在管理、调整现实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存在着巨大局限性，使物质变换产生了裂缝，给人类社会和自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破坏就是它的现实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使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造成人以衣食形式消耗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到农村土地中，破坏了人和土地间的物质变化；另外，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化学肥料的使用，都反而使土地更为贫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经济目的，破坏了人与自然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最终导致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首先是人与外部自然间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间的异化；其次是人的内部自然的异化，即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活的基本条件和身心的异化，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类生存的无机条件和人类自身的积极的生存状态相分裂，这种分裂从物质基础上看就是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异化，同时也是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中介的劳动异化。福斯特认为，裂缝产生的原因决定了其无法弥补性。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发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在当代仍然没有被消除，反而随着城乡的进一步分离、全球化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人与自然间的异化已经成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表明，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整体上是对抗的，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所有尝试都将是徒劳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不可修复性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一位美国学者奥康纳通过对生产条件的这一理解，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包含的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矛盾。他把后者称之为资本的“第二重矛盾”或第二种类型的矛盾。这两重矛盾的融合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部动态过程。他指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条件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性能力的破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无法逃逸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而且必然遭遇日渐深重的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破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国家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第二重矛盾激发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还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和行政职能方面的政治危机。这意味着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第二重矛盾的关键。据此，奥康纳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所蕴含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

当然，生态危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同样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某些发达国家却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至少暂时地找到——摆脱威胁的途径，即利用技术转让、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的运作，把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极力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把大量的工业垃圾也拉到别的国家进行排放。这种把生态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做法，确实使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生态质量，但却使落后国家成为生态危机乃至生态灾难的受害者，并且第三世界国家为加快经济增长而大力发展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也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重。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向其他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不可能持久，因为以牺牲自身的生态质量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迟早会变成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事情。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已经明显地暴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因此，尽管在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的努力，却有可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催生和培育各种非资本主义因素。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然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如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那样，由于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以克服市场的局限性，由于对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以谋求经济增长的利益能够普及整个社会，等等，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明显表现出脱离资本主义逻辑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的种种努力可能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策略的形成。

　　之所以在这里要“重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理论原本就是马克思全球化理论的一个最有特色的部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市场的发展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全球的同时，也合乎规律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及其所引发的激烈竞争、商业危机普遍化，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世界性危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会使“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4］(p.554) 。此外，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必然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5］(p.252) 使每个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否定性因素——无产阶级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恩格斯推论说，世界市场的发展终将导致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他说：“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6］(p.312)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5］(p.252)根据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是世界性的革命。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一样，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7］(p.86)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在今天引起了颇多的争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依据对当时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分析，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一国或若干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后的发展也的确验证了列宁推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又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由此认为马克思的论断“过时了”却不一定有多少根据。20世纪以来，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均不是马克思所言称的那种足以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共产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具备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个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并没有证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或几个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

　　事实上，马克思在晚年已经在探索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1881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从经济形态自然的发展过程上来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8］(p.145)针对俄国的情况，马克思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8］(p.465)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不否认像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历史环境中，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但他从来没有设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可以跨越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并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p.10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就是指市场经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使任何个人得以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0］(pp.108-109)这里，所谓“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就是指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通达共产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忽视了马克思的告诫，在选择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错误地采取了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其结果是使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徘徊在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使社会生产力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地域性”的，并且由于不能真正掌握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能力，从而面临被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所消灭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事实上论证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当然，至20世纪末，在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也不意味着列宁的论断是错的。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政治革命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能够“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能够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告诫，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交换手段充分发达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对于没有完整地经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补足市场经济这门课。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是能够真正消化和吸收现代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社会机制。任何绕开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企图，都会使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成为十足的空话，并因此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就是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途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提供新的历史性证明。

　　“共产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说，就是要追求“每个人的发展使一切人发展的前提”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对于现今全球化进程中，一个人发展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必须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国家为代价这样一种现实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依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尽管在全球化最终会不会导致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历史还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指出的是，全球化的现有模式使发展中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这种依附性使发展中国家不断地为发达国家的发达付出代价。为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社会学家早已呼吁要切断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联系，走一条自主的、本土化的现代化道路。从上述这些情况看，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毕竟向世界提供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能够在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方面，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在建立公正、互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方面显示出强大的优势，那么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将出现不同于现在的新前景。

　　应当说，中国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确逐渐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条发展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已经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已达到8 00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2013—2015年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美国又以微弱优势超过了中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达到1 830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又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流入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等等。从这些成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由于中国的崛起，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出现新的态势。

　　中国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因而它为非西方国家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对于这个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和论证。

　　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以来，习近平在绝大多数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交场合反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方面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强调世界各国唇齿相依，谋求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愿意同世界各国分享自身的发展机遇。这个理念同以往以竞争式博弈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这个理念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新的发展趋向。

　　当然，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系列更为更为严重、更为棘手的问题，在惩治腐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我们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甚至相互对立的观念。能否解决好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关系到中国道路本身的成败，关系到这条道路的世界影响力，最终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因此，中国应当把自己的这条发展道路走好，既能切实地解决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能为解决全球化问题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方案，最终用中国的成功给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希望。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德］贝克，等 全球化与政治［Ｍ］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美］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