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方向问题是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握好这一问题。在改革问题上长期存在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观，其实质是要改变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争论大多与此相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我们党推进改革的实质和方向，也就是说，中国无论如何改革，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方向变了，改革的性质必然就变了。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党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政治保证，“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视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将四项基本原则视为最大的“意识形态阻力”。

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的人将国有企业的存在视为改革的障碍，有人甚至提出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同“世界发展潮流”相违背，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教训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强国论’都是难以成立的。当前，正值中国朝野推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我们需要走出传统思想的束缚，反思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在强国环伺的当今世界重新思考强国之道。”【曹正汉：《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这一观点的实质和要害就在于它用所谓的“国际经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定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我们之所以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否定国有企业的主张，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最重要的内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础。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些人总是将是否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评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认为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是虚假的，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才是真实的。有些人提出，当代中国所有问题都应归结为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进程与其他可行的统治人民的方式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优越的：“首先，它可以促进自由的发展……它鼓励并允许在道德自治水平上的自治，它促进更多其他和更特殊的自由，这些民主内在于民主进程，或者是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或是因为那些支持民主进程思想和实践的人们也常常赞同其他自由的存在。其次，民主进程促进人的发展，不仅仅发展实践处决能力、道德自治和为自己选择负责的能力。最后，它是人们得以保护和促进与别人共享的利益和好处的最确定的方式。”【[美]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看，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势只是学者的自我感觉而已，人的自由发展和利益共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国有些学者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性和根本缺陷，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将它视为医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当代中国，有许多人对西方所谓“自由选举”制度推崇有加，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却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有没有“自由选举”是西方民主理论界定“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如何认识西方“自由选举”的实质和作用，有西方学者指出：“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说成搞‘自由选举’。对民主制度的衡量，全看它有没有充分的能力提出社会需求，并使社会的需求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界说为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制度上的反应能力，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是生活在前面所说的民主制度倒退的时期。”【[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0页。】事实上，选民的权利极其有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没有决定权，“在实践中，我们知道，被称为民主的那些政治体制只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间。他们被赋予在定期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偶尔有重大宪法问题需要决断时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允许他们结成团体就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游说议员，但这些就是公民权威的极限了。决定民主社会之未来的真正权力显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政府部长、公职人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国会议员或其他立法机构成员——的手中。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民主是政治决策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现实，让人民自己对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人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文化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有学者认为：“如果当下的中国谋求文化繁荣，不能不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彻改阻碍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文化勃兴创造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首先，这要求给文化松绑，让文化不再为政治服务，让文化不再是宣传的工具，让文化脱离意识形态的桎梏，让文化获得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王建勋：《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存在许多抽象文化观，其核心就是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改革就应该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指导。有的人甚至提出，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这种改革主张无视基本事实，盲目崇拜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是洋教条在作怪。

以上种种在改革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其实质都是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面对形形色色的改革主张，特别是“全盘西化”的改革观，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

姜迎春，察网专栏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论“四个全面”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关联》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