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 先行数据：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点击：作者：曹和平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5-13 1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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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一季度数据公布后，多数评论都将向好数据的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向结构变化方向延伸，寻找反映结构变化的先行数据，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季度增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回稳

　　2017年中国一季度增长数字6.9%公布后，舆论纷纷赞赏中国增长对世界的贡献。

　　英国《金融时报》的观点具有代表性[1]：康奈尔大学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增速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确确实实”。

　　加上前些时候世界银行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贡献为40%的评估，以年度增加额为计量单元的话，中国的复苏确实为世界关上了复苏所需的权重大门。

　　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是个周期性问题，严格说是个短期增长问题[2]。这类讨论的逻辑是，按照经济体在低谷区间止跌趋稳后，连续三个季度不低于最底水平，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经济已经处在了复苏惯行性区间的门槛线上。回顾一下2010年以后的情况，当年增速达到10.6%的高位，其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达到最低增速6.7%。一个经济体连续五年且以年均0.75个百分点速度下滑20个季度，如果仅仅关注增长（复苏）而忽略结构调整一维内容的话，这在世界范围150个成规模的经济体当中还是有点惊心动魄意味的。也正因为如此，自2010年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时有发生。到2016年初的时候，一些较为严肃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结局。

　　中国经济体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独特韧性。从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连续稳定了三个季度，在人们屏息静气等待之时，第四季度实现逆转，增速上扬为6.8%。虽然是0.1%的环比增幅，但可是逆转下滑的第一次上扬。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续增加三个季度，则可以判定经济在周期性复苏的意义上进入了复苏上扬的稳定惯行区间。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上扬为6.9%；如果再行上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性复苏问题将成为过去时。

　　但是，越过周期性问题来讨论结构型内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体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4个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续了5个季度，度过了了从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换挡所需三个周期稳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摆动，甚之是向下摆动，则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经济在换挡后于6.7%的中值附近摆动；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则中值参数还需在经验值的意义上再行向上调整。周期性增长在增速换挡意义上的调涨，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变迁信息。我们需要稍微追溯一下结构变迁的思想，再来讨论一季度增速背后的结构变化的经济学意义。

　　“标准结构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到发达经济的起跑线

　　经济体的规模变化是个快变量，结构变化是个慢变量。规模增加以年度单元为度量，结构变化往往以十年甚之更长时间单元为度量。不过，结构变化后，经济体的外观面貌变化很大，经济学家一般用结构变迁概念来描述。世界银行早年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思想。

　　钱纳里（1984）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世界范围101个国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的聚类性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增长都有一个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再向发达经济（结构）过度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后，大体上要经过初级（结构）、中级（结构）和高级（结构）三个亚工业化阶段，才能步入发达经济水平。钱纳里的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在结构变化时期，如果年度变化（三次产业在总量的百分比）0.3个百分点，则实属超高速度了。因为，若果工业产值为15%，十年后增加30%，则该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变迁向工业化经济的中期阶段了。

　　将钱纳里团队的指标换算到今天，处在工业化中高期阶段发展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过去年三年汇率加权均值，中国人均GDP在2016年超过8000美元；按购买力评价换算，中国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根据两种衡量体系，中国的人均美元应该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内。也就是说，以汇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在二者之间取个中间位置的话，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已经触摸到发达经济的门槛线（12000美元）了。

　　遗憾的事，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中国车间制造经济（老一轨经济）产能的调整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国内外出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观点来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个结构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视结构变迁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将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关联指标下降，比如投资老一轨经济报酬率下降，当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证明，这是犯了方法论上表层指示性数据替代深层结构变迁序列数据分析的错误。[4]这一谬误尤其在观察对象处在结构变迁的关键时点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个处在12-18岁的少年，越是接近18岁的时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据此判断该少年掉入了成长的陷阱，因为这一时刻正是人体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各系统集成结构变迁的高速时期。不讨论少年向青年成人转变的结构问题，抓住身高不放，显然是反科学的。

　　先行结构的序列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的规模增长有先行数据，比如经理人采购指数的繁荣程度如果超过50，则表明厂商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虽然在最终绩效上一时还统计不出来GDP增速，但下个季度的增长几乎是个必然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变化也有先行数据组，基于这一点，钱纳里和他的后续团队不断修正标准模型的结构变量。例如在一、二、三次产业的百分比结构（克拉克概念），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库茨涅兹概念）的变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结构中就业结构变量，增加了收入结构变量，到后来甚之增加了教育结构的变量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

　　在这些机构变量中，有三个结构性的变量数组是具有先行变化特征得。在它们变化的时候，即使人均收入衡量的同时性数据，比如说在汇率平价上还达不到12000美元段位，依据这些数据蕴含的先行信息，我们同样也可以在高概率的意义上肯定该经济体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三次产业结构总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50%且快速成长。中国经济的表现正是这样，自2012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大体持平后，2014年上半年超过制造业后，到今天短短数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6%。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在以每年结构增加0.3个百分点即为结构变迁超高增长期的世界范围观察来说，堪称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在进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时，没有因人口结构的体力红利——偏轻的劳动年龄结构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消失而出现产业机构变化相对停滞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经济部门对GDP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这是一个比发达经济门槛线上的经济体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的数字。类似高收入阶段经济中消费主导拉动经济的特征出现。当人们都在担心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硬着陆时，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结构变迁高速综合起来的发展指标，缘何不是一个优良的增长绩效呢。

　　二是经济技术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这里说的经济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概念，而是指经济的基本变量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备关系。度量二者之间变化的先行结构数据是经济体当中市场型主体的数量快速增加。例如，一季度数字公布后，舆论很少将向好的数据同早一个工作日国家工商总局的反映经济结构先行变化的数据联系起来：工商局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平均每天新登记4万户。这是一组绝佳的结构变化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宏观特征就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巨大，市场价值实现能力过小。很多占世界市场大百分比的行业没有定价权。新登记市场主体数以超过实体企业数量的步伐快速发展，联系到近年来服务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高企，而这印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是中间品市场类中介服务业的崛起。

　　市场主体型企业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定价过程的基础部分。阿里、腾讯和几十万家电商的出现是这种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被感知到的表层观察。假以时日，当这些市场主体分化出来做市主体（market dealer，非常遗憾有少数部门非常不喜欢别人用做市商这几个字），亦即让厂商中间品市场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再假以时日或者同时，有些做市主体培育出或者中介群类自己分化出独立性的成市主体（market maker），亦即将场外双边业务（信息不透明的双边交易）导入场内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体；再加上服务于两类做市商的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体（price-convergence agent，价格收敛商），亦即让场内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条件允许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体。当做市三商主体的有效构成和数量门槛性条件在一个个实点市场上实现的时候，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定价经济的成分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和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分流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观。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弥合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市场一维的良性结构变迁特征。

　　三是收入和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大家都知道我国2002年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体是这个数字）。但是，另一组数据也许被大家忽略，我国在2005年以后，每年小徐招生人数稳定在1500万人左右，但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小学教师人数还在增加（教学班级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小学招生的结构态势。基础教育入学率稳定不变，而教育设施不断提高和教师人数增加——人力资源的教育动员以达到极限水平的先行数据——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结构数字。

　　再看看在如此教育结构变化条件下上，新一届届政府对人力资源在就业深层公共品上的政策结构变化：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总结改革与“双创”关联时说，“‘双创’是应运而生，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放管服’改革，也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设来自基层，在经济成功发展后又将理念——为人民服务——变为政策服务社会的独有观察特征，世界范围非常少有。在双创政策（公共品创造性供给）连带拉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因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双创中成为投资人（投资门槛低）和在企业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高，资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和阶层见增速减缓的局势，因收入差距而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矫正。

　　透过中国经济从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触摸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时结构优化的序列先行数字，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后几个季度或几年间增速会波动，制度还需继续优化，但中国经济不仅在外观增长变量数据上，而其在里边结构变革的观察上，已经步出了让人最为忧虑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注意，这里不否认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近二十年来被经济学研究者经常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技术变革因素。根据世界各国传来的信息，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正在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新技术革命。1980年以后，地面下的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形成信息互联时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现移动互联网。地面上每五十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将人们手中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惊险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九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的话，中国经济非常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实在有点在理论上墨守陈规而忽略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了。

注释：

　　[1]参见2017年4月18日《金融时报》。

　　[2]关注经济复苏的判断，本来是个周期性问题，一边和经济的增速相关，一边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但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动力学问题上的贡献，近20年来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逐步将关注的视野放到了关于增长的短期范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3] 按照2014-16三年汇率加权均值来算，2016年中国人均美元为8000美元。按照按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GDP约15400美元（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4]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506/15359111_0.shtml，ww.guancha.cn/economy/2015_04_26_317372.shtml。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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