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点击：作者：孙代尧张艳萍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7-07-15 11:58:19

【摘要】：中国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的“跨越”，而且是包括内部结构转型及外部关系处理的双重“跨越”，这种“跨越”不仅具有“量”的意义，更具有“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内部结构转型和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新探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一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还包括解决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将其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二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的二元困境，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妥善处理好本国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等收入陷阱；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五大发展”理念；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艳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中国经验”及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协调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6JD710081）的阶段性成果。

“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① 到2020年，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我国的未来发展至为关键。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在跨越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不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更关键的是要继续探索中国道路，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出自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报告指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往往会出现停滞状态，相比于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此时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②，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国民收入水平也逐年提高，200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010美元，进入中低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NI增长至4340美元，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我国人均GNI达到7930美元。但按世界银行2013年公布的分类标准③，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12616美元以上）的标准还有差距（如图1、图2），进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关头。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④。这与世界银行只是从经济指标的角度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标准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个系统过程，不仅需要经济快速高效增长，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一方面，我国内部发展结构问题突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发展方式以及结构、动力等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我国全年GDP比上年增长约6.9%，2016年增长率约6.7%⑤，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我国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如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问题仍然突出。如何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解决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并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经济发展长期低迷、财富分配失衡的背景下，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更加凸显；同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这些都对我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提出了挑战。习近平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6}具体而言，“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7}，例如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不利于抵御经济风险、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也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能否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有效利用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对能否实现跨越至关重要。

　　总体上看，中国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的“跨越”，而且是包括内部结构转型及外部关系处理的双重“跨越”，这种“跨越”不仅具有“量”的意义，更具有“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看，这两个问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试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少数国家应对得当，顺利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多数国家则被困“陷阱”无法自拔。针对这一现象，一些研究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误区

从历史脉络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殖民主义阶段。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使一些落后国家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落后国家沦为先发国家的殖民地。第二是经济依附阶段。这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探索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但由于缺乏自主权，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主要代表地区是拉丁美洲。拉美国家在依附型发展模式下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发展方式的转变困难重重，进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低度发展”状态{8}，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不仅国内贫富差距悬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第三是自主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在全球化浪潮下，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代表是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据世界银行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3个。{9} 除了欧洲边缘的一些小国、东亚的几个城市经济体，真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其他后发展国家都没有完成这个跨越。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在依附发展过程中，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也未能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以依附发展、中心—外围、不平等交换发展等为视角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保罗·巴兰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各种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内部发展中普遍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低下的生产效率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这会使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反过来又进一步造成更低的生产效率。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根源在于不能有效利用“经济剩余”（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10}，因而会长期处于“封建主义黄昏和资本主义黎明的昏暗时期之中”{11}，兼有二者弊端。要实现本国发展必须能够打破这些弊病的束缚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形成一套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使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后，并没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失去联系，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反而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较以往更紧密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西方资本主义……不可估量地扭曲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12}。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利润，将资本主义因素强制带入这些国家，并将这些国家的经济剩余转移到本国。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一直被困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之中，发达国家依然在剥削发展中国家，虽然剥削的形式与手段均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剥削依旧是存在的。

　　在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提出了两种思路：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走“依附”发展道路，即保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发展关系，依靠发达国家获得经济发展机遇；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与发达国家“脱钩”，即完全脱离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实现自主发展。德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岗德·弗兰克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宗主—卫星”的结构模式，不发达是殖民主义的历史产物，而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困境也是由于外部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因此要割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13}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处于“边缘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依附发展，二是自主发展，要实现自主发展首先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脱钩”，实施“自主中心的战略”{14}，建立一个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影响的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关，大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在依附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却丧失了自主权，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完全“脱钩”的发展模式，历史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从根本上说，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存在问题，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存在问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不发达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本国经济体制结构的变革和转型，同时转变参与国际交往的方式。单纯的“依附”或“脱钩”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些发展中国家未能跳出“陷阱”，也与没有能够跳脱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误区有关。

　　作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落后国家的分析为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思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落后不发达状态，落后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首先需要在全球的普遍交往中向先进文明学习，再谋求超越资本主义以实现自主发展。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扩展对落后国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5}，但在这个过程中，“征服、奴役、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很大的作用”{16}，给落后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传播了先进的科技和文明，加速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由此，“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马克思在分析印度历史时指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18}，英国殖民者在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掠夺本性的同时，也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

　　总体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过殖民统治阶段之后基本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依附资本主义的状态下谋求本国发展。但很多国家都没有正确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路径，不是陷入了“依附”发展的怪圈，就是陷入了“脱钩”发展的泥淖，错失了发展的机遇，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三、“五大发展”理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路径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又包含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性。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经历了被殖民侵略的历史，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但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在不断探索中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并向更高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叠加，亟须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新探索，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方案。“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解决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两大难题：一是跨越的过程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还包括解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将其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二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的二元困境，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妥善处理好本国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三大发展理念着重从内部结构转型方面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放发展理念则侧重从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视角，树立21世纪的对外开放观；共享发展理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具体地说，创新发展理念侧重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问题，“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0}，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理论、制度、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促使一系列创新驱动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蓬勃发展，同时不断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整体均衡性，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21}，实现全面小康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22}。实现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宏观上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平衡发展，还需要微观上促进产业结构均衡，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并通过不断缩小差距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23}。绿色发展理念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同时推进低碳循环发展，建立现代能源体系，补齐生态短板，同时不断改善民生，“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24}，形成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打下坚实基础。

　　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开放发展理念主张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掌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完全“依附”或“脱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与外部世界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在交往中发展壮大自己。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25}“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26}同时，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互利共赢，致力于“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27}；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面临的局面也会更加复杂。这就必须倡导“更具包容性、更加强调共赢发展的新型全球化”{28}，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确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29}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妥善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积极融入全球体系，并着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共享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和归宿。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本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经验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享发展，是实现“跨越”的应有之义，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过程中都出现了内部阶层分化，社会发展失衡，民生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实现跨越的能力缺失。中国的“跨越”之路并不单纯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层次的整体提升，这是一个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统领，致力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既注重把“蛋糕”做大，更强调合理分配“蛋糕”，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

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既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理念，也不同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念，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个内外联动的清晰思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是实现跨越的内在基础，积极融入世界并处理好与外部文明的关系是实现跨越的外部保障，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道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人类探索理想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不但解决了中国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注释：

①{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

②[美]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迪帕克·巴塔萨里著，黄志强译.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