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历史教训：苏东剧变的无尽思考

点击：  作者：文林墨客    来源： 察网  发布时间:2017-04-22 09:52:19

 

              [摘要]:东欧各国和苏联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发生剧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失去了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因而没有采取相对应的预防性措施。以至于现在有些共产党人才醒过腔来，但已为时太晚!

苏东剧变已经过去1∕4世纪了，人们做了无数的思考和分析，总结出许多令人警醒的深刻教训，很值得人们记取。但是，时过境迁的一些总结概括，或许带有某些附加成分，甚至掺杂某些个人的倾向性感受，其真实程度会大打折扣。本人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苏东剧变当时所做出的综合分析和总结概括，其保真程度也许会更加令人信服。故此，拿出来供大家参考借鉴。

一、改革偏离正确方向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和以集体农庄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通过清除剥削阶级旧政权的基础，建立起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1936年12月，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确认了这一客观事实，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苏联共产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苏联新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正式确立。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确立的初期，即3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它的消极作用就日益暴露出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其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主要以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其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全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缺少有效的人民监督机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上盛行个人崇拜;在对外交往上，实行大国和大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8国先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经过1944年～1948年革命转变时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使各国的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体制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从1948年开始，到1955年为止，东欧各国在这个期间，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当时东欧各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经验，有一种神圣化的倾向，加之当时处于美苏冷战开始，苏联加强对东欧各国控制的国际背景下，东欧各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实行了苏联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

在实践过程中，有的东欧国家已经发现苏联的体制不符合自己的国情，因而萌发了改革的念头。第一个突破斯大林模式，提出对照抄照搬的苏联体制进行改革的东欧国家是南斯拉夫。经过艰苦探索，南斯拉夫创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自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的改革成功，对其它东欧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东欧各国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1956年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这种呼声的实际反应。如果我们从改革的角度来研究这两次事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两次事件显然是由斯大林模式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破坏民主和法制等弊端引起的。它深刻地反映了两国人民改革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要求，反映了改革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特别是从匈牙利事件中，反映出这样一个关系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即改革有一个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路线发展前进的问题。

匈牙利事件的主要角色纳吉，因主张改革在1955年被反对改革的拉科西集团开除出党。在遭到贬谪期间，他曾潜心从事理论研究，写了大量文章，详细地论证了他对改革的思想、方针和政策。其核心思想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的、基本的，因而是共同的规律出发，根据我国国情运用和进一步发展以其它道路和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并以新观点代替旧观点来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匈牙利的独特条件，”从而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模式。(《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第33页)由于纳吉具有明确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因而为赞成改革的人们所拥护，使他于1956年10月重新回到党内，并在动乱已经出现，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担任了政府总理。纳吉虽然具有改革理论家和改革者领袖的双重身份，但是，他并没有把握住改革的正确方向。一方面，在改革理论上，他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例如，实行多党制等。另一方面，在国内改革与反改革、对苏控制与反控制、对西方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缺乏无产阶级政治家应有的谋略、果断和应变能力，因而听任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势力到处泛滥，以至于使局势不断恶化，不仅酿就了纳吉个人的悲剧，而且酿就了匈牙利全民族的悲剧。

匈牙利前总理纳吉·伊姆雷

纳吉的悲剧并没有引起东欧各国和苏联的足够重视，他们并没有从中引出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30年后，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全面改革，由于没有把握住正确的发展方向，又重蹈历史覆辙。不仅葬送了东欧各国，而且葬送了苏联，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挫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倡导并主持的改革。在初期的改革实践中，其发展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从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看，还是要通过改革来改进和完善苏联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这就是说，还是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正确认识的。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他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加速科技和经济发展、实行改革的主张，开始探索经济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途径。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要坚持马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组织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当今世界的五大矛盾，并突出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戈尔巴乔夫关于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大会提出并确定了苏联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经济发展战略规定，通过进一步增加积累和把投资重点放到机器制造业上，争取以年平均4.7 %的速度，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本世纪末翻一番。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改革的意义归根结底在于考虑各种利益，影响各种利益，利用利益并通过利益实施管理。”(《苏联东欧大事记》第37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讨论了国营企业法草案。企业法草案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要转入全面经济核算，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治中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比较稳妥的改革措施，1986年和1987年苏联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稳定。

从1987年冬开始，苏联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思想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向民主社会主义倾斜，并很快形成了他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的这种变化，使他失去了把握改革正确发展方向的必要思想基础。错误的思想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他沿着自己的思维逻辑，把苏联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引向了死胡同。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错误，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点：

一是民主化。他把民主看作是改革的实质，认为只有通过民主与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民主化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的灵魂、也是改革的首要任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民主化、再民主化，甚至把苏联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看作是现有政治体制变革的纲领。这样过份强调民主，必然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定集中和统一。从而导致在党内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上形成了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二是公开化。公开性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首创，而是列宁提出来的。他说：“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47页)列宁曾经设想，革命胜利后政权应当实行公开原则。因为“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会回避群众。”(《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287页)戈尔巴乔夫接过公开性这个原则，把它推行极端。他多次强调扩大公开性是个原则性问题、是政治问题，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要使公开性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并要着手制定保证公开性的法规，以便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由于公开性强调到无边界的程度，因而导致了舆论的失控，使舆论导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新闻工具过多地揭露社会阴暗面，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刊登和报道大量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使广大苏联人民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苏联舆论把1800万各级党政管理人员列为改革的保守势力，看作改革的阻力，使他们在舆论的压力下难以开展工作。而对非正式组织则加以大力支持，把其成员当作改革的拥护者加以对待。

三是多元化。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开始号召批判僵化的、停滞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起初，他主要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超越发展阶段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这对推动改革、调整理论，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事情后来逐渐起了变化。第一步，从解放思想发展到意见多元化。允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自由地、公开地发表各种观点，其中包括与中央不同的政治观点。第二步，从意见多元化发展到意识形态多元化。苏共宣布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并把全人类价值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一起共同作为苏共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三步，从意识形态多元化又发展到政治多元化。随着苏联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上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团体组织。在某一阶段就会导致建立新的政党。进而提出实现多党制、建立总统制，走三权分立的道路。

四是人道化。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要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要克服人与政权、与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要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因此，革新社会主义，就是要使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保证整个社会制度向人的转折，即使社会结构人道主义化。由此，必然导致阶级合作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轮，对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而使敌人得以积聚力量，乱中取胜，使劳动人民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被推到了苦难的深渊。

在东欧6国没有发生剧变和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断言，公开性和民主化背离了强调自上而下实行全面控制的传统的列宁主义原则。它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将改变这个制度本身的性质。现在的事态发展已经表明，确实让他的言中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错误的政治理论观点和政治改革实践，不仅毁灭了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具有70余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断送了他本人的政治生命。正如美联社所评论的那样：戈巴乔夫下台具有讽刺意味，他被他自己实施的改革葬送了。戈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在最后一次电视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他所进行的改革都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东欧作为他的新思维的试验场所。多次干涉，甚至直接插手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不但没有帮助这些国家把改革引上正路，相反，却为这些国家帮倒忙，使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丢掉政权，并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对于东欧各国的这种性质的变化，他不是感到痛心疾首，而是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从他的这种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的戈巴乔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应有立场，而蜕变为不折不扣的社会民主党人了。

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东欧有些国家搞过一些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没有引起过更大的乱子;有些国家改革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卡达尔在匈牙利主持的改革就相当成功。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又陆续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改革热潮。为了使改革收到更好的成效，各国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实验，并相互交流情况。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们两国都在搞改革。“我们两国情况不一样，所以具体方法也不一样，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无非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44页～145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根本标准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问题，为改革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可惜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并没有认真听取这些正确的意见，东欧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也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正确的意见。遗憾的是，他们却接受了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其它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东欧各国共产党自身缺乏科学的改革理论、反和平演变意识和足够的战斗力，因而难以把握住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不能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东欧各国经过40余年、苏联经过7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保加利亚自建立人民政权以来，国民收入增长了近7倍，工业生产增长近46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民主德国按工业生产总值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的行列，按人均生产水平在机床和电力生产方面已超过高度发展的西欧国家。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达到61%。波兰已发展成为工业农业国，在化学产品、褐煤、铁路设备、锌的产量方面，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国家之中，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已达到50%以上。匈牙利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25% 但其工农业总产值和出口却分别占世界的0.5%和0.8%;农业耕地只占世界的0.15%，但其农业产量却占世界总产量的0.7%，是世界平均产量两倍多。1972年匈牙利40天的工业产量等于1948年全年产量。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比1937年增加了3倍，工业产值增加7倍，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近3倍。工业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已达到2%，钢和铁的人均产量已超过美国、英国和法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60%。罗马尼亚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农业国，已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2∕3的各种生产设备。南斯拉夫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5倍多，年均增长6.2%，其中工业1981年为1950年的12.3倍，年均增长8.9%，农业1980年为1950年的3倍，年均增长3.4%。到70年代末，南斯拉夫是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苏联在1937年4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即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37年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表明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从工业总产值看，当时的苏联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由于经济决策失误较多，苏联的经济发展起落也较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由于推行新经济体制，前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期陷于相对停滞，但总的来看，经济实力还是翻了一番。从1965年到1981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总产值增长1.46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年均产值第十个五年计划比第七个五年计划增长50%，国民收入增长1.44倍。经济实力的增长奠定了苏联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的基础，成为可以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抗衡的强大力量。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发生，使改革放慢了速度，有的国家甚至被迫中止了改革，使经济发展受到了一些影响。从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东欧各国又开始掀起改革热潮，并注意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80年代前期，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即协调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加强宏观管理与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理顺分配和工资制度。经济建设，主要是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制定长远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修改和完善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匈牙利制定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南斯拉夫制定了《经济稳定长期纲领》、《联合劳动法》;保加利亚制定了《经济机制章程》、《农业经济机制特殊规则条例》;捷克斯洛伐克制定了《关于1980年以后改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由于东欧各国的国情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所做的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民主德国在80年代前期，国民收入年均递增4.4%，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递增7.6%，重要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年均下降5.3%，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0～11位，国民收入总额居世界第12位，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上与世界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保加利亚1981年～198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7%，国民收入1981年～1984年年均增长4.2%。到8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收入已占世界第30位左右。有的国家经济大有起色。南斯拉夫80年代初经济陷于停滞甚至下降，到80年代中期已开始回升。1984年和1985年社会产品量分别增长2%左右.能源和出口商品的生产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电力、煤炭、造船的增长率连年都在8%左右。人民生活水平到1985年也由下降转为略有上升，市场日趋稳定。波兰经过80年代初的军管以后，国家生活逐渐趋于正常化，国民经济从低谷开始回升。1982年工业生产比1981年增长4%，农业生产从1982年起连续4年喜获丰收。从1983年起，国民收入开始增加，1983年为6%，1984年为5.6%，1985年为3%，1986年为5%。但也有一些国家，象匈牙利、罗马利亚，经济发展一直不见起色，并潜伏着深刻地危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增多，并最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深刻危机。南斯拉夫1986年以后，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9年高达2665%，成为欧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外债负担已超出国家的偿还能力。最近几年每年必须偿还的到期的外债约占全年社会总产值的8～10%，占当年外汇收入的40～45%。经过多年还债以后，到1990年外债总额仍有160亿美元。失业人数到1990年达到135.8万人。长期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昔日被高速发展掩盖着的矛盾表面化，而且日趋尖锐。由于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广大群众的不满已经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蜂拥而起，举行各种罢工和集会等抗议活动，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民族矛盾，从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波兰从1986年起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经济改革。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未获通过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作为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就是从1987年1月起，提高零售商品的物价，平均提高27%，其中食品价格提高40%。由于在第二阶段经济改革中，采取了“价格—收入行动”，造成了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局面，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罢工、集会不断，甚至连波兰官方工会也首次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政府辞职。1987年国民收入比1986年增长2%，未完成计划指标，农业净产值下降。欠西方国家外债376亿美元，欠社会主义国家外债66亿卢布。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1987年增长4.5～5%左右，国民收入已接近1978年的水平，但按人口平均仍低8%左右，物价和服务费平均上涨60%以上，工资平均提高77.5%。欠西方外债达到389亿美元，欠社会主义国家外债68亿卢布。1989年1月28日，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曾这样谈论当时的波兰经济。他说，波兰经济已处于深渊的边缘。他指出，波兰经济有三大灾难，即巨大的外债负担;每周工时减少和缺乏劳动力;对工资的疯狂压力，工资和物价的轮番上涨，已陷入了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团结工会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统一工人党步步退让，并在大选中失利，丢掉政权，从而导致剧变的发生。

匈牙利从1985年以来，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87年7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决定加速进行经济改革。经过努力，使1987年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主要的经济增长指标没有完成。1987年外债已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3%，处于危险境地。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科学技术，实现产业现代化，提高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同年10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企业联营法，建立混合型经济。随后又通过了承包利润税法。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效;相反，1989年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国民生产总值比1988年下降2%，工业总产值下降3%，轻工业产值下降6.6%，加工工业产值下降3.7%，农业和畜牧业产值下降2%。通货膨胀率为20%，财政赤字达540亿福林，国际支付赤字14亿美元，外债总额高达207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就达3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5%。由于匈牙利经济困难不断加重，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内部分歧公开化，党的威信下降，形成党派林立、纷争不已的局面，从而导致政局发生剧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86年3月举行十七大，明确提出新的改革。1987年1月，公布了《国民经济机制改革原则》。这个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拉开了自1948年以来最大规模改革的帷幕。改革方案的实施未能有效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从1986年～1990年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看，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收入增长2∕3的目标难以完成。国民收入，1986年增长2.9%;1987年增长2.2%;1988年增长3%;1989年增长1.7%。除1988年因外贸顺差使国民收入稍好外，其余年份都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到1988年，捷经济中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一年有将近1∕4的企业没有完成计划。基建规模虽然增长6.5%，但住宅建设只完成44%。到1989年，问题就更为突出了。生产过程中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严重，约有1∕3的企业亏损，基建战线过长，外贸出口困难，财力、物力浪费等问题都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捷当局动荡，生产秩序受到干扰，使经济明显呈下降趋势。1989年12月份的工业生产比1988年同期下降6.2%。1989年财政赤字高达55亿克朗，到1989年11月底，捷欠西方外债已达74亿美元。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在北部邻国民主德国政局突变的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动。

保加利亚自1985年以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农轻重比例失调,1987年，工业产值增长4.9%，农业产值下降3.8%。保加利亚每年约4.5%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靠通货膨胀和举借外债维持的。到1988年6月，外债总额已达108.2亿美元。从80年代以来，农业连年徘徊。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和畜牧业不断减产，农畜产品产量下降，使市场供应紧张，造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整个经济陷入危机。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增长，对政府的批评增多。在这种经济状况下，保加利亚政局发生了剧变。

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由于受齐奥塞斯库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重大失误的影响，从1980年以后一蹶不振。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6%，农业总产值增长2.9%，国民收入增长3.2%。1989年，工业总产值比1988年下降2.1%，农业总产值比1988年下降4.3%，社会总产值则是负增长2.2%。从1985年到1989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早在1981年，即已欠外债110亿美元。齐奥塞斯库采取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搞建设，还外债，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处于一触即发的地步。加之他独断专行，实行家族统治，早已众叛亲离。因而一旦条件具备，倾刻就会瓦解。

从经济发展来看，只有民主德国是个例外。它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顺利，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到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1873亿美元，联邦德国为1336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16105马克，相当于1万美元;人均住房面积26平米，53%的家庭拥有小轿车，每百户拥有电冰箱152台，洗衣机105台，电视机122台。但是，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从问题来看，民主德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还比提高较缓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不够强，社会福利的补贴太高，每年达400亿马克。到1989年底，欠西方外债185亿美元。因而必然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难。从差距来看，民主德国由于只占有战前德国工业设备的30%，而且战争中遭受的破坏又比较大，苏联又从其领土上迁走600多家工厂，运走价值120亿美元的实物。在40年的经济发展中，又受到苏联和经互会的制约，因而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方面，还不可避免地落后于联邦德国。1988年的人均收入，民主德国是16105马克，而联邦德国是27000马克。1989年的人均个人财产，民主德国是10028马克，而联邦德国是13890马克。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政局发生剧变，则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即柏林墙违背了民族愿望。民主德国的主要领导人又不能顺应改革和统一的历史潮流而造成的。

苏联的经济状况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恶化。198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其中包括煤炭、石油、钢铁、化肥已开始下降。粮食产量比1987年减产1600万吨。财政赤字440亿卢布，通货膨胀率为8～9%，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8%。1989年，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出现绝对下降的势头。例如，1989年能源产值只有1988年的99.4%。主要能源产品的绝对量一直在下降。石油1987年为6.24亿吨，1989年下降为6.07亿吨;煤炭1987年为7.6亿吨，1989年下降为7.4亿吨。财政赤字920亿卢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财政收入的20%。对西方的出口额只增长7.6%，而进口额却增长23.6%，外贸逆差20亿卢布。货币发行量，1989年为180多亿卢布，比1988年增加50%，流通中货币的商品保证，1985年为44戈比，而1989年则下降为18戈比。这一年的内债达到4000亿卢布，外债560亿美元。整个经济发展速度下降2.4%。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7%。1990年，苏联经济急剧下滑，开始由低速增长转入负增长阶段。工业总产值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3%。农业丰产不增收，棉花、甜菜、土豆、蔬菜等作物普遍低于1989年的水平。多数食品的产量也比1989年减少。其中，肉类减产3%，鱼类减产7%，人造黄油减产7%，砂糖减产9%，无酒精饮料减产7%。许多轻工产品的产量，其中包括各种布匹、针织品、鞋类也低于1989年的产量。外贸下降7%，贸易逆差达100亿卢布。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国民收入下降4%。通货膨胀率为20%，财政赤字为581亿卢布，内债达5000亿卢布，外债达700亿美元。整个经济下降4%，出现了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生产严重滑坡的先例。1991年，苏联经济又进一步恶化，已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业生产下降14%，建筑业下降9%，交通运输业下降13%，农业产量下降5%，贸易额下降15%，外汇收入下降53%。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2%，国民收入下降15%。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财政收入减少300亿卢布，财政赤字高达3000亿卢布。内债高达8000亿卢布，外债高达700亿美元，还有到期应偿还的债务和利息150亿美元。由于市场上供应的2200种基本消费品中，有1500种经常断档缺货，导致物价上涨9～14倍。居民实际收入下降12%，而最低月生活费则由130卢布上升到320卢布，因而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剧增。前几年，按人均家庭收入81卢布为最低标准计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就有41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到1991年，按320卢布计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已达16000万人，占总人口的56%。在经济频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又无力解决的情况下，苏联的演变与解体是难以避免的。 

三、共产党失去人民支持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69年～120年，苏联共产党93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曾长期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夺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当之无愧的执政党。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又领导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和人民摆脱了贫穷和落后，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人民群众不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且得到过巨大的经济实惠。因此，人民群众感谢共产党，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共产党也会在实践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只要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不但不会对共产党产生反感和厌倦，更不会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相反，只能会使共产党的威望更高，执政党的地位更巩固。如果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又固执己见，不思改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不但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就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情绪，酿成社会危机和政治悲剧。1989年下半年以来，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丢掉国家政权;1991年苏联共产党被解散，就是这种情况的现实写照。

第一、共产党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决策中多次发生重大失误，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普遍遇到困难，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此，仅以两国为例，即可窥见一斑。

一是在罗马尼亚，由于齐奥塞斯库在经济决策中发生重大失误，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贫穷化。在1965年召开的罗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到198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到1990年或2000年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要求通过提高积累比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罗马尼亚多年来一直把1∕3左右的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因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实际上，罗马尼亚经济的高增长率，是以人民勒紧裤腰带为代价换来的，因而难以持久。进入80年代，这项计划就难以进行下去了，不得不靠大量举借外债加以勉强维持。到1981年为止，外债猛增到110亿美元。为了在1990年之前还请全部外债，齐奥塞斯库不听专家劝阻，采取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进口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的方针。为了还债，大量出口农副产品，造成食品供应长期紧张。以至于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国营商店里很少见到肉制品，只有内脏和骨头。难怪老百姓讽刺说：罗马尼亚的猪都有一份爱国心，身子可以出国，心却可以留下。由于煤气、供暖、供电严重不足，冬天的布加勒斯特，室温只能维持在零度上。老人、儿童都冻得受不了。到了晚上，街上很少有电灯，全城一片漆黑。电视每天只能播放1.5小时，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看到一次电视剧。在人民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还在继续兴建纪念碑式的大工程，还在高级干部中实行特殊供应制度。在各城市中都设有特供商店，专供高级干部购买西方进口的食品。这样的经济决策和消费制度，必然要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态度。1987年11月15日，当党的负责人来到布拉索夫市大型红旗卡车制造厂传达由于该厂没有完成生产定额而要削减工资的指示时，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冲进市政府大楼，撕下墙上的红旗和齐奥塞斯库的画像，高喊“打倒独裁者!”“打倒党!”“我们要自由!”“打死齐奥塞斯库!”工人们还砸了特供商店。从这起自发的、没有人利用的示威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们的矛头所指，已不单单是工厂和地方的党组织，而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及其领袖齐奥塞斯库。这说明罗共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深刻了，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罗共确实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是在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中连连失误，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苏联的经济改革已整整6年。这6年的经济改革，大体上可以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改革急于求成，措施上存在失误。在后一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演变，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经济改革朝着非国有化、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现了严重失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989年的调查表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有4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婴儿死亡率是美国的4～6倍。到1991年，苏联已有5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就是说，已经有半数以上的苏联人民生活陷入贫困化。与此相反，也有一些人成为暴发户，成为百万富翁。有人估计，莫斯科就有百万富翁2500人，也有人说可能达到1万人。苏联的经济改革，造就的百万富翁队伍正在发展壮大。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首都50位百万富翁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百万富翁中最年轻的仅有21岁，最年长的也不过54岁。其中，有3∕4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原来就是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领导者，有的原先是工程师、自然科学家、记者，也有的是头脑灵活、手脚快的业余包工头和无业流民。他们的致富门路，主要是当中间商，倒腾电脑和消费品，经营银行和出版社，经销宗教书籍和黄色书刊，从事投机生意。他们多数人认为，在今天的苏联挣钱容易，每4个月捞100万卢布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短短6年时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强国，搞得国散民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使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18页)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已经陷于贫困状态的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对苏共显然已经失去了信心。

第二、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历史积怨太深，必然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东欧各国和苏联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本来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需要的。但是，由于受东西方冷战的影响，东欧国家还要受苏联压力的影响，使之发生扭曲和变形。不但没有很好地发挥保护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作用，反而使之有所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各民主党派不允许其存在或不发挥其作用。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被取缔、解散、改组和停止活动，有的领导人被逮捕，甚至被处死。匈牙利以叛国罪逮捕了小农党领导人，使该党自行解散，国家农民党被停止了活动。罗马尼亚以间谍罪逮捕了国家农民党领导人，该党被取缔，国家自由党被解散，其它党派也停止了活动。保加利亚处死了反对党领导人，除农民联盟改组后继续存在以外，其它党派均被解散。战后初期，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张实行多党合作制，同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结成政治同盟。但从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斯大林1925年提出的关于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论点后，多党合作制实际上不起作用。

二是对某些党员和群众实行清洗和镇压。苏联曾多次在党内搞清洗，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尤以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前期，苏联又在东欧导演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目的是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清除异己分子，致使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清除、审判、监禁和处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捕入狱，斯皮哈尔斯基将军被监禁，十几名高级军官被处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代总理科斯托夫被处死，上千名高级干部被判刑，近10万名党员被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其它10名高级干部被处死，捷共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将近1∕2被清洗。在这个时期，以拉科西为首的领导集团，在匈牙利推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大权独揽，专横武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按照斯大林的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理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对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拉伊克处以绞刑。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国家元首的萨卡什奇，当时的内政部长卡达尔，以及一大批军队领导人，被监禁或被判刑。在匈牙利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上述错误。但拉科西充耳不闻，竟动用安保力量，并借助苏军力量进行镇压，终于酿成了匈牙利事件。

苏联党内清洗运动

三是对干部和群众的合理政治要求加以拒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等人，拒绝重新评价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同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必然为人民所抛弃。

第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造成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必然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机关内部，上起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下至基层干部，许多领导干部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盖莱克曾动用200万美元修建私人别墅，其夫人到巴黎购买珠宝首饰，一次就花4万美元。前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在巴黎赌博，一个晚上就输掉5万美元。1980年7月，波兰最高检察院曾宣布，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并得到确认的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或副省长。据1981年的调查，波兰出现了许多暴发户，仅百万富翁就有800个，被西方称之为波兰的红色权贵、红色资产阶级。

二是作风专断，特权盛行。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长期以来，以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号施令，使大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很难正常行使权力。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有21处别墅，40多处高级住宅。他个人崇拜十分严重。年年为其过生日祝寿。每当他的生日都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为他歌功颂德。各机关、企业的办公室都要悬挂他的头像。开会要三呼万岁。在1989年11月举行的罗共十四大上，齐奥塞斯库在长达5个小时的讲话中，全场起立欢呼竟达60多次。

三是任人唯亲，独揽权力。日夫科夫既担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他在任期间，任用亲信，排斥和打击与其意见不同的同志，制造了不少冤案。齐奥塞斯库不仅担任罗共中央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而且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还担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民主与团结阵线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几乎所有的最高职务都由他一人担任。真可谓大权独揽!与此同时，他大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使其亲属大批进入党政高层领导岗位，掌握了许多要害部门，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形成了典型的家族统治。在齐氏家族中，有8人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有33人担任省委以上领导职务。其中，他的夫人担任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罗共中央常设局委员，掌握着干部人事大权。同时，还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全国科技委员会主席、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主席、化学研究所所长。他的3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席、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等职。他的小儿子长期担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后调任罗共锡比乌县委第一书记，为其接班创造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家天下。显然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是不可能得人心的，必然为人民群众所唾弃，落得个众叛亲离、自身难保的可悲下场。

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长期影响

东欧各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无论是在党的纲领中，还是在国家宪法中，都有明确地规定和记载。马列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立党立国之本。在80年代以前，各国共产党没少在思想理论上做调整，甚至提出一些错误的理论，但并没有使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丧失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怀疑。

进入80年代以后，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逐渐突破了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防线，侵入到党的肌体内部，并以改革开放时代的新思想、新理论的面目表现出来，很快就为东欧各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中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所接受。戈巴乔夫就是其中的首席代表。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国际早在50年代初就已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头换面。这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思潮的泛滥，造成了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和平演变。它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各国和苏联之所以发生和平演变的真正思想理论根源。

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88年提出来的。1964年，我国的三联书店曾出版过李卜克内西的一本名为《不要任何妥协》的文集。其中就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李卜克内西说：“民主社会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异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1889年建立的第二国际，在前期和中期，都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因而当时许多无产阶级政党都用它来命名，称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个名称，恩格斯当时曾认为，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确切地、科学地表示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但是鉴于当时这个名称还不至于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恩格斯也就同意采用这个名称。列宁早年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威廉·李卜克内西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各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迅速滋长泛滥，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公开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明确宣称，要把社会民主党由工人阶级政党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用民主改良、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正是在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参加第二国际的27个社会民主党有24个公开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鉴于这种情况，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中提出，必须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一不科学的名称，建议用工人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作为党的名称，即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列宁的提议被1918年俄共召开的七大通过，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随后，欧洲各国的左派也都纷纷同社会民主党决裂，改建共产党，并于1919年组建了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公开声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原第二国际中的中派与右派也合二为一，于1923年5月，成立了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国际性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他们宣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鼓吹要用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从此，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就正式分道扬镳了。

就是这样一种反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思潮，为什么能够在东欧和苏联泛滥成灾，并引导出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剧变?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已为东欧和苏联一部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辨别是非能力的人所盲目接受。它的欺骗性主要表现为：

一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就很能迷惑人。在东欧各国和苏联，民主和法制建设受到的干扰破坏比较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充分行使，人民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有力保护，因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都渴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消灭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面前冠以“民主”二字，从字面上看，似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强调了民主，与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渴望得到的民主是一致的。这就很容易使一些对其实质性内容缺乏了解的同志上当受骗，而盲目地把它当作推动和指导改革的新思想接受下来。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公开批评、实际保护的策略。资本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公开讲它的优越性，论证它的合理性。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批评和揭露。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这种理论并不反映资产阶级利益，而是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实际上，它是在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触动资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批评资本主义的，意在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所容许的限度内。它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加以否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缺陷和弊端，来歪曲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的。相反，他们把自己所提出来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称作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就很容易使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误解，似乎这种理论所主张的改革与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一致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实际上，不过是用改革的名义来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已。

四是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取消其指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公开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允许自由竞争，实行思想多元化、真理多元化的旗号，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中，经常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来推销自己的思想，自称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因素。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它是在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在允许不同思想观点的争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二、东欧各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思想组织建设，在其内部长期存在着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组织成分。东欧各国共产党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同力量较强、影响较大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合并或统一。有一部分不同意合并或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出境，流放国外。绝大部分参加到共产党里来。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用马列主义建党思想去教育全体党员，特别是没有重视占党员近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原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使他们许多人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社会民主党的水平上。其中，包括一些担任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老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如此。例如，曾担任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雅布翁斯基，在1946年～1948年两党合并前，就担任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副主席职务。又如，曾担任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党主席的涅尔什，在1940年加入匈牙利社会党，后成为该党的负责人之一。在这些老社会民主党人中，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消失。一旦条件具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就会重新在党内抬头。进入80年代以后，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遭遇了不少挫折，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主张，就在一些党内泛滥开来，并逐步占了上风。那些已经担任了党中央领导的老社会民主党人，和已经在思想上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党的领导成员，即开始用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来改造党，使党逐渐蜕化变质，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纷纷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主义党，成为多党政治制度下的议会党。苏联共产党由于存在的时间较久，已经不可能存在老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成分。但在思想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主张却不乏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没有这种土壤和条件，就不会有戈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问世，更不会使之在苏联泛滥成灾，为那么多苏共党员和党的高层领导人所接受。

第三、社会党国际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渗透，使东欧和苏联人民逐步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支柱。早在第二国际时期，欧洲各国就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一直大于共产党。直到二战当中，由于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并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战后的45年时间，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现在已经超出欧美发达国家的范围，逐步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已有140多个，拥有党员2000多万，拥有选民1个亿。到1989年6月为止，全世界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政党已达到88个。战后以来，这些政党中曾先后有30多个在国家执政，目前仍有27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或参政。社会党国际不但有广泛的历史影响，而且近年来加强了对东欧和苏联的理论渗透。从东欧各国共产党改变性质以后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即可以看到社会党国际的理论渗透所产生的后果。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后所发表的纲领声明中明确规定：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人民民主的途径，在保持社会和经济活力的情况下，实现民主社会主义。1989年12月，德国统一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后在其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目标是在民主德国建设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的政治声明《保加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宣言》中明确规定，我们党在现阶段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改革和更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直接任务，是建设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的戈巴乔夫所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直接思想来源，就是社会党国际的意识形态。1990年3月，戈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已不复存在。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纲领性文件，与我们有许多相似点，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不仅政治的、还有世界观方面的立场都相互接近了。戈巴乔夫还提出，现在需要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去，到瑞典、挪威去看看。要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他表示，苏共正在有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经验。同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新党章以及其它各项决议，正式把建立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可见，东欧和苏联的演变，与他们抛弃科学社会主义，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必然联系。

五、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丧失警惕

东欧各国和苏联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发生剧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失去了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因而没有采取相对应的预防性措施。以至于现在有些共产党人才醒过腔来，但已为时太晚!那么，为什么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人，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竟然长期没有警觉、没有发现呢?究其原因，无非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客观方面看，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带有比较巧妙的伪装，很能能迷惑人，使东欧各国和苏联的许多共产党人上当受骗。西方资产阶级提出和制定和平演变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对此，他们毫不隐晦。但在具体策略上，却常常是含而不漏，打着各种旗号极力加以掩盖。直到剧变已经发生时，才完全抛弃伪装，采取公开的、露骨的措施，推动剧变的加速发展。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具有这样几种主要伪装：

一是打着争取和平的旗号，谋求同社会主义国家搞缓和，其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同西方的敌对状态，为推进和平演变战略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出于对立状态，双方剑拔弩张，到处角逐。不但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遭到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也使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难以实施。美国感到这样做对西方极为不利。于是，开始改变策略，采取实际措施，同苏联展开裁军谈判。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使美苏双方由军备竞赛转为裁减军备，从限制战略武器的数量，到开始拆除和销毁核武器。这对于减少战争威胁，缓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无疑是好事，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对于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东欧和苏联人民，更是举双手赞成。正是在缓和的背后，西方开始全面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实，他们在谋求缓和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了。他们利用领导人的接触、会见和裁军谈判，向对方进行思想渗透。戈巴乔夫和谢瓦尔德那泽等苏联高级领导人，都是在同西方领导人的会见和谈判中受到了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以至于成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经过他们的倡导和鼓吹，苏联和东欧的许多人改变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消除了长期的敌对情绪，使他们只看到缓和与和平，而没有防备隐藏在和平后面的演变阴谋。

二是打着经济援助的旗号，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或渡过经济难关，其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有利的经济基础。美国及其西方国家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的经济实力，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外剥削和掠夺。这种剥削和掠夺，在二战前是公开的、强制性的。而战后则变得比较隐蔽了，往往打着经济援助的幌子，以改善国家关系，增进人民 友谊的名义进行的。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搞的经济援助，绝不是慈善机构的善意施舍，而是带有附加条件或怀有政治目的。西方为了瓦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全力支持东欧国家同苏联闹独立。为此，通过经济援助，拉拢东欧国家，使其背上沉重的外债负担，以便使其听命于或受控于西方。到1980年初，西方就向东欧6国提供了将近6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西方看到东欧各国接受经济援助后所起的变化，从80年代中期以后又大量增加经济援助，使东欧大多数国家外债猛增。到1989年底，匈牙利外债达到200多亿美元，人均达到1000美元。民主德国外债达到184亿美元，保加利亚外债达到95亿美元，捷克斯洛伐克达到74亿美元。在东欧剧变已经发生时，西方经济援助的政治性质就更加明显了。1989年10月，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建立一家欧洲银行，把西方援助东欧的款项集中起来，发行巨额欧洲—波兰团结债券，制定一项每个成员国负责波兰一个地区或一个市区的紧急计划。欧共体现任主席说，这完全是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财政决定。东欧各国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往往只看到这种经济援助，对发展国民经济，克服经济危机所起的作用，而没有看到经济援助背后的政治目的，最后只能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三是打着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旗号，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其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具有两重性。其中，既有正确反映人类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方面，又有歪曲反映人类社会实践，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消极方面。在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上升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而当西方资产阶级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其消极方面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消极的思想文化，主要是以疯狂的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等为内容的腐朽思想和以凶杀、色情等为内容的黄色文化。这些消极的思想文化，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西方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有意识地把这些消极的思想文化渗透和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中来，意在腐蚀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观念。美国驻波兰大使馆曾向美国政府发出电报，要求美国政府提供80种书刊给波兰，其中包括专载裸女郎图片的《花花公子》。美国的一些出版商也向美国新闻署建议，把大批销不掉的美国杂志运往东欧。认为这是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理想工具。为此，美国新闻署专门成立了一个杂志和印刷品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法切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是去赚钱的，而是在全世界扩散民主。1989年12月，我国新华社曾报道，美国黄色杂志《花花公子》早已闯入匈牙利报刊市场，每期发行量达到6.5万份，出现在匈牙利全国各地城乡的售报亭上。由于这种影响，匈牙利又有多种色情刊物相继问世，在首都布达佩斯还出现了性俱乐部。《世界经济周刊》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赞同妓院合法化。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人，往往只看到同西方进行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对本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有好处，而没有意识到西方正是利用这种途径搞思想渗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马列主义的信仰，以便舒舒服服地听任人家搞和平演变。

四是打着培养人才的旗号，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才交流，其目的是收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子和亲西方的下一代。西方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得比较快，不但科研教学条件比较好，而且水平也比较高。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西方国家通过官方和民间双重渠道，同社会主义国家搞人才交流。他们一方面把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派到社会主义国家来，从事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收罗工作;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请到西方国家去，加以拉拢、腐蚀，使之形成亲西方思想意识，为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服务。正是这些经常往来于东西方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在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人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让西方国家钻了空子。

第二、从主观方面看，东欧各国和苏联的许多共产党人解除了思想武装，丧失了辨别重大原则是非的能力，在西方的和平攻势面前败下阵来。西方和平演变的具体策略，确实具有一些比较巧妙的伪装，但它对于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党和人民来说，只能是外因。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内部，党和人民的识别能力和预防能力如何，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如何。一句话，是否解除了对西方的思想武装。东欧各国和苏联党和人民解除了思想武装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共产党人失去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反击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强大思想武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翻版。以新思维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东欧各国和苏联的泛滥，造成了党内外的极大思想理论混乱，使党和人民失去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柱，不但为西方资产阶级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且使党和国家失去了战胜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二是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导致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太差。东欧各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条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苏联共产党早期曾形成过思想路线，但并没有将其贯彻到底。因而东欧和苏联的党员没有始终一贯的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致使许多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足够的理论修养。在关键时刻纷纷放弃马克思主义，甚至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上。有些党不但对党员标准掌握不严，使一些不够条件的人进入党内。有的人为升官入党，有的为升学入党，有的为名利入党，而且对党员的要求很低，使党员的素质日益下降。平时，党组织对党员只要求完成任务就行，并没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在严重关头，许多党员经不起考验。1989年东欧6国局势动荡期间，有的党就有百余万党员tui党，也有的党有百余万党员参加了反对派组织。

三是宣传上的片面，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东欧各国和苏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舆论宣传工作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都讲得不够，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夸大其辞，渲染过分。把某些领导人主观上的失误，也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战后的新变化，其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其管理的民主和名义工资的提高，则不加科学分析地极力加以美化。这样的宣传，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认识，因而久而久之，就会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不信任情绪，资本主义思想就会乘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填补人们的思想阵地。

四是对青年教育上的失误，导致广大青年对党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西方的思想渗透失去警惕。东欧各国长期忽视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也放松了对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近些年来，在东欧各国和苏联，对西方的思想渗透认识不足，抵制不力，任其自由泛滥，使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万能、追求享乐、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严重地腐蚀着年轻一代的灵魂。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择职和高收入十分羡慕，鼓吹和要求学习西方，把自己的国家也变成西方式的国家。因此，他们很容易同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结合在一起，无形中演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剧变，实际上是由社会主义反对派、与其当参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为其打先锋的青年知识分子结合起来造反夺权，反对和埋葬他们祖辈和父辈为之终身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作用，使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党和人民完全解除了对西方的思想武装，即不再把西方看作敌人，而仅仅看作朋友。因而必然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丧失应有的政治警惕性和识别能力，更不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