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人的快速致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但是，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说所讲，还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只要仔细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实践超前、思维滞后。也就是说，非理性思维、非科学思维仍然随处可见，已经严重影响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频频造成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出现失误，极大地增加了发展成本。它告诉我们，人们的思维行为急需改造，否则，必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 新思维革命的起因

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特点是：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思想多元，思维混乱。我们改变了过去那种“思想禁锢、舆论一律”的不正常状况。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但是，我们又遭遇了“思想失控、思维失衡”的不正常状况。这是使人忧虑的大坏事。怎样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呢?笔者主张来一场新的思维革命，致力于改造人们的非理性、非科学思维行为，使之回归理性思维、科学思维的轨道上来。

为什么要用“思维革命”的提法呢?这并非哗众取宠、危言耸听，而是当一种趋势已经形成，涉及众多人群时，要想有效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手段才能奏效。

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非理性、非科学思维行为问题，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领域，存在着“主观反向”思维。我们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用以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和引导全国人民。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内在逻辑为向导，准确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一个过程，都会由量变转化为质变。这就是量变累积到临界点就会发生突变，使之跃升为新的形态，这就是质变。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就是“度”。准确把握发展变化的“度”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客观正向”思维。

然而，现在情况起了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妄图遏制、阻止中国前进步伐的外部世界舶来的错误思潮，以及国内土生土长的错误思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凡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发表、凡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出台、凡是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总是有人跳出来唱反调，或曲解阉割、或指桑骂槐、或栽赃陷害。肆意兴风作浪、竭力把水搅浑，以达到唱衰中国、唱空中国、搞乱中国、分裂中国的险恶目的。这就是“主观反向”思维的生动体现。

他们在“主观反向”思维的趋使下，可以不顾活生生的客观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造谎言;可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想地随意编造故事。这些错误行为一旦成风，就会左右舆论，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号，搅乱国人的思想，甚至改变部分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思想状况，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予以尽快解决。

第二、在政治领域，存在“信仰转移”思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就是其理想和信念。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华民族复兴理论;就是当代成功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日益加剧，国内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腐败状况的蔓延成灾，促使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遭遇腐蚀、诱惑而腐败变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之所以改变政治立场，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公敌，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信仰转移”思维。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人的头脑都不会处于真空状态：不信仰这种理想信念，就必然信仰那种理想信念。正是在这种错误思维的驱使下，有些党员和干部不信马列而转信鬼神，不信唯物论而转信唯心论，致使宗教信徒成番论倍地增长，算卦测字拜神信鬼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不信党和人民，而转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的政治思维出了问题，才导致政治信仰出了问题。

说到“信仰转移”时，让我想起了著名文学家林语堂说过的几句话：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己相背时，会说“人定胜天”。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他的看法说明，“信仰转移”是中国人的顽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错误说法：有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着“信仰动摇”的情况;被审查的腐败分子在忏悔错误时也会把“信仰动摇”作为腐败原因。其时，他们的信仰并非动摇而是发生了转移。所以，笔者建议，今后应该用“信仰转移”取代“信仰动摇”更为准确。

第三、在经济领域，存在“脱实向虚”思维。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进步，其根本目的就是制造更多产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制造更多产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靠生产型企业、靠制造业实体，舍此别无他法!而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搞研发、搞设计，用最小的投入、最优的工艺，使其发生物质形态的转变，由原材料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这种转化需要投入或快或慢的时间，使其具有周期性。靠制造产品，获得的利润与投入成本往往不成比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制造产品既费力又赚不了多少钱。

然而，为生产制造服务的流通型、金融型企业，没有那么复杂的工艺和那么长的工期，却可以从利润分割中获得较多份额。这种状况就使得生产制造型企业逐步丧失了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积极性，或寻求来钱快、赚钱多的行业，或把更多资金投入非生产制造领域。比如投入资本市场，通过买卖股票快速圈到大量金钱。这么容易就可以弄到大把大把的钱，谁还费那么大的劲儿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呢?这种状况，促使相当一些生产制造企业的老板迅速形成了“脱实向虚”经济思维模式。而金融自由化政策恰恰为这种思维模式大行其道打开了绿灯。趋利性极强的金融行业对利润微薄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逐渐减弱，使实体经济陆续陷入困境。大量资金疯狂进入金融领域，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金融业日益发达，实体经济日益衰落，跌入了“美国陷阱”。

所谓“美国陷阱”，就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实行错误的税制改革。里根的税制改革，为美国经济由强盛走向衰落埋下了祸根。错误的税制改革，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拉大了贫富差距。这次税制改革，给富人减税、给穷人减薪，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分配政策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典型的寡头式再分配，也形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二是削弱了实体经济。这种税制改革，促使富人把大量资金转移到金融领域，相当一些企业家也看到“玩金融游戏”来钱快的门道。于是，他们纷纷把制造型企业外包给外企。制造型企业跨国转移到境外，促使美国的制造业逐步走向衰落。这些企业生产制造的都是普适型产品，专供美国穷人阶层消费。如果产品升级换代，反到使穷人消费不起。因此，这些制造型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积极性消耗殆尽，研发投入日渐减少。相反，巨量资金纷纷涌向金融领域，使金融业高度发达。这种情况充分说明，“脱实向虚”的经济思维笼罩并左右了美国经济界，使美国经济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经济领域打拼几十年，对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空心化”现状了如指掌，以至于使其不得不提出“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以便“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新经济政策，以扭转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局面。

中国虽然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但创造的利润并不多。本来就不多的利润还让金融业切去一大块。中国货币金融政策，导致利润从实体经济抽出，转移到金融行业，使资金在金融行业里面空转。相当一些上市公司不务正业，把好不容易融到的资金，不是花在自己的实业上，而是拿去买理财产品。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我国A股共有上市公司3204家，其中有800多家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约占上市公司的总数的25%左右。这种做法，既扭曲了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宗旨，又偏离了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初衷。究其实质，是资本在巧取金钱、收割财富。这正是“脱实向虚”经济思维结出的恶果。

据全国人大财政委副主任黄奇帆提供的数据：房地产占用了我国金融机构全部金融资金量的27%～28%，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使房地产业绑架的金融资源在金融行业里面空转。他指出，实体经济企业看到搞房地产那么轻松，卖套房比它好几年赚的都多，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这也是“脱实向虚”的重要表现。

第四、在文化领域，存在“抑中扬西”思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民族发展演变的环境和条件各不相同，必然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当然也不可能一无是处，必然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用精华来掩盖糟粕，也不能用糟粕去侵蚀精华。更不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以己所优伐人所劣，形成冲突和对抗。正确的做法是取长补短，融合互鉴，共同提高。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把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隐藏起来，装扮成完美无缺的文化，打造成全人类的普世型文化，到处宣扬扩散，让其它国家的民众认可接受，从而达到改造、消灭别国民族文化之目的，掌握别国文化的控制权。这是典型的“文化霸权思维”。

在中国，确有一些人相信这种论调的真实性，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西方文化什么都好，是绝对真理。相反，对本民族的文化却产生了厌恶情绪和排斥态度，认为中华文化什么都不好，完全是谬误。因而出现了一种“抑中扬西”思维。被西方严重洗脑，并成为背叛型知识精英的刘晓波，就公然表示：“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这是一种典型的“抑中扬西”的言论。

以儒教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历史沉淀，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底，形成了民族的灵魂，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轻易被西方文化所改造，更不能被剿灭，而是相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喜爱并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许多国家开办了孔子学院就是证明。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抑中扬西”思维是完全错误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在社会领域，存在“以假隐真”思维。在中国社会，追求金钱、获得利益的招数五花八门。其中一个损招就是“造假”。在假的东西稀少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辨别真假。因为人们的思维呈现正常的理性状态。

现在情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假的东西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持续存在于社会之中不肯轻易地退走。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开始陷入难辨真假的境遇，甚至会把假的东西误认为是真的东西。人们对假的东西已经处于麻木状态，达到“假亦真时真亦假 真亦假时假亦真”的程度。我记得希特勒的爱将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话说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说得就是当人们对假的东西习以为常的时候，就把它当作真的东西来对待。这实际上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这也就是我国电信诈骗频发，总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的思想根源吧!这也就是我国传销屡禁不止，总有那么多人盲目追随的思想源泉吧!

这种社会现象说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真假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是非的辨别能力。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状况。因为在这种思维状况面前，很容易被居心叵测者所利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谎言、包装谎言、美化谎言，诱骗人们上当受骗，乖乖地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他们可以有意制造虚假新闻诱导人们发泄不满情绪，对抗党和政府;他们可以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诱骗人们的宝贵财物，使其遭受经济损失，打乱人们的平静生活，搞乱社会治安秩序，嫁祸政法部门。

以上五个方面的表现，只是各个领域当中最典型的例证。在信息多如牛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下，对与错、真与假、美与丑，搅合在一起充斥着人们的头脑。非理性、非科学思维像魔力一样，散发着极大地负能量,其后果极为严重。为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及时解决，否则后患无穷。笔者认为，其根本性措施，就是在思想领域开展一场新的思维革命，改造人们的非理性、非科学思维。

二、 新思维革命的任务

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新的思维革命，就必须对思维革命的内函有一个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进而明确新思维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第一、回归唯物主义本源，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唯物主义的本源，就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精神源于物质;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原理，本来是常识性知识，早已有定论，现在却也成了问题。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遗忘了这个普通、再普通不过的哲学原理，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为此，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我们要在新的思维革命中，彻底清算“否认客观事实、无视真凭实据、随意编造故事”的思想流毒，回归“物质为世界本源”的原理。当我们把不理性、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上升到哲学高度时，就会发现其否认客观事实、否定客观依据，践踏实是求是原则的实质。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不清理、不清算、不清除这些谬误，就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就很难贯彻到底。

二是我们要在新的思维革命中，彻底清算“观念先天存在、意识无中生有、精神无所不能”的思想流毒，回归“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原理。发表虚假、虚无言论的人，往往把思想意识看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无中生有”凭空产生;甚至把思想意识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灵”，可以超跃于尘世，超然于世界。当我们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时，就会发现这些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意识、精神本身就是人脑的产物，而人脑的物质性是不容置疑的;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绝不是万能的。

这些情况说明，要想克服“主观反向”思维，我们需要下功夫把人们的思想思维引导到“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正确轨道上来。由此，我们可以把清除主观唯心主义流毒，回归唯物主义本源，作为这次思维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二、恢复辩证思维传统，释放创新驱动活力。辩证思维的传统，就是“世界普遍联系、螺旋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肯定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的状态、处在不断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的永恒发展状态。在螺旋式发展过程中，蕴含着世间所有事物都是按照既对立又统一、数量和质量相互转化、先否定后肯定这三大规律运转。它告诉我们，世界虽然纷繁复杂，但有规律可循;世界发展进步，必须激发创新活力。只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社会逐级跃升的预期效果。为此，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我们在新的思维革命中，要彻底清算“世界循环往复、简单轮回”的流毒，恢复“世界普遍联系、螺旋式发展”的传统观点。在我国社会当中，确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丢掉了辩证思维传统。其中最典型的行为，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停留在过去。这样的人往往习惯于进行不科学地比较。总是觉得过去好、现在不好，拿过去的所谓“好”与现在的所谓“坏”相比较，用过去的好处否定现在的成就。其实，这种怀旧型的人思想处于僵化状态，不接受新事物、不适应新变化，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其次，是看不到发展进步。有些人对周边事物的发展变迁置若罔闻，对国家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对世界的瞬息万变充耳不闻，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生活在自我陶醉的真空状态，很容易被社会边缘化。再次，是容易满足现状。有些人不思进取，不求进步，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维持型的人思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缺乏危机感、紧迫感，缺乏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很容易被发展创新大潮所淹没。这三种情况都是形而上学思维逻辑的典型表现，是弃用辩证思维逻辑的必然结果。

二是我们在新的思维革命中，要彻底清算“世界杂乱无章、社会无规无序”的流毒，恢复运用“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肯定”的规律。纵观当代世界，用一个“乱”字就可以概括。现在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然在纷乱当中挣扎;21世纪各方博弈加剧，世界政治仍然在错乱中运行;现在已经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世界舆论仍然在混乱中发声;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环境，而军事仍然在战乱中膨胀。

当代中国，思想舆论也处于混乱状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政府管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等反动观点随意发表;违背科学精神、违背生活常识、违背行为准则、违背价值取向的非理性观点随处可见。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与客观规律背道而驰，是形而上学思维所产生的严重恶果。

人们误以为这是“思想活跃”的表现，这是“言论自由”的反映。不知人们想没想过，如果任由这些错误观点泛滥蔓延，久而久之，这些错误观点就会顺其自然地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形成有害的思想趋势和舆论导向。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这些观点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否认人类世界固有的客观规律性、无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性。实践不断证明，不承认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必然要遭遇惩罚。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现在，我们急需把人们的思维观念引导到辩证思维的正确轨道上来。由此，可以确定这次新思维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清算形而上学思维影响，恢复辩证思维传统。

第三、改造国人思维模式，培育科学理性精神。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经历了这样几个演变阶段：一是自强型思维阶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人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别国都应以中国为中心，向中国朝贡。这在16世纪以前确实是这样。中国总体上处于世界强国行列。无论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具有自强型思维。所以，自强型思维自然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体思维模式。二是自卑型思维阶段。在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国弱民穷，抵挡不住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大门洞开，中国财富顿失、中国人顿时矮人三分。许多中国人在列强面前自愧不如，自卑感遍及朝野。自卑型思维自然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体思维模式。三是自主型思维阶段。在中国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革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起来了;通过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强起来了。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中国人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逐渐形成了自主型思维。因此，自主型思维自然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体思维模式。

当然，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除了主体思维模式以外，还有其它思维模式。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以自主型思维为主体，还有依附型思维、买办型思维、洋奴型思维;绝对型思维、激进型思维、叛逆型思维;利己型思维、逐利型思维、暴力型思维;保守型思维、无为型思维、享乐型思维等思维模式存在。对于这些非理性、非科学的思维模式，我们必须予以改造，使之回归正确轨道上来。

毛泽东主席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破旧立新。他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一方面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非理性、非科学思维模式，另一方面要培育理性、科学精神。有了这种理性、科学精神做引导，就能再造出理性、科学思维模式。由此，我们必须把培育理性、科学精神，作为新思维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发挥哲学先导作用，重振党的哲学事业。我们党把意识形态科学体系，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是把哲学放在前面的。在毛泽东时代，哲学总是冲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毛泽东主席自身带头写哲学文章：民主革命时期写作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他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总要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问题，因而使其论述更加深刻。在他的带动和引导下，全党兴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深奥的哲学理论。这一著作，不但武装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徐寅生《谈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毛泽东主席看了以后大加赞赏，在批示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篇“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精神公布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许多人学哲学、用哲学，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常识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甚至有人从此走上了信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2005年，卸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发表了《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他体会“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他曾经说过：“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学哲学、用哲学”使李瑞环从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总结道：“ 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瑞环同志的成长经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哲学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模式，使人变得更加聪明、哲学可以塑造全新人格，使人变得更加高尚。

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哲学的影子了。很难看见好的哲学文章，很难造就出新的哲学家。哲学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高层领导和管理机关的警觉。我们认为可以借这次新的思维革命的机会，组织哲学界专家学者发表意见，引导民众用哲学理论改造非理性、非科学的思维模式，充分发挥哲学的先锋带头作用，重振党的哲学事业。其实，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许多新的成果，急需哲学家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理论概括。我们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把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真正建立起来。这也应该作为新思维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新思维革命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维革命曾经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当代社会出现“思想失控、思维失衡”的状况下，只要我们组织适当，思维革命作为党的传统法宝，必将发挥意想不到的神奇作用。

第一、思维革命是我们党清算错误路线的法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路线性重大错误。建党初期，陈独秀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导致轰轰烈烈地大革命遭遇失败，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办法清算这次右倾路线错误。严酷的斗争形势，使我们党迅速揩干身上的血迹，投入到新的斗争之中。令人遗憾的是，紧接着我们党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最后一次“左”倾路线错误，给我们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面对灭顶之灾，我们党在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只是在组织上、军事上结束了王明路线，仍然没有条件从思想根源上清算“左”倾路线错误。

到了延安，我们党安顿下来，才有条件彻底清算“左”倾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沉痛教训，深刻剖析了“左”倾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1937年他利用战争间隙，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党内教条主义泛滥成灾的思想理论根源。1941年5月～1942年2月，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又陆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整风报告。我们党把这次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整顿学风上。因此，毛泽东同志着重从学风角度，全面阐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深刻揭示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教条主义又是主观主义的重要反映和表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任务，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的理论思维传统。延安整风，不但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而且是一次大规模的思维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水平，有力地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思维革命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使之为新世纪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统一思想、凝聚意志、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大作用。

第二、思维革命是我们党清除错误思潮的利器。纵观中国当代社会，随着开革开放的步伐加大，各种错误思潮也接踵而至。其特点是右的错误倾向明显。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西方的以“鼓吹颜色革命”为宗旨的右倾思潮。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亡我之心不死”，极力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传播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为内容的意识形态。经过精心包装的普世型思想文化，不断地侵蚀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腐蚀中国的理想信念淡漠者，把“中式思维”改造成“西式思维”，使之成为任其驱使的走卒。留美学生杨舒平发表的“贬中褒西”言论，说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国留学生洗脑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某些干部：凡事“言必称希腊”的思维模式要不得。现在某些知识精英则凡事“言必称西方”的思维定势更危险，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俘虏，投入敌对势力的怀抱。

二是中国本土滋生的以“鼓吹复辟倒退”为内容的右倾思潮。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不以经济基础的消失而迅即消亡。也就是说，旧的意识形态不经过彻底清算是不肯轻易消失的。由于受意识形态这一特性驱使，虽然剥削阶级被消灭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遗毒仍然顽强地存在并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不时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例如，为腐朽的旧民国翻案、为巧取豪夺的旧制度叫好、为反动历史人物树碑立传的言论不绝于耳。目前，围绕《软埋》展开的意识形态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争夺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和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问题。

面对内外夹击的错误思潮双重来袭，我们党和国家决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及时解决。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是采取我们党行之有效的、清算错误思潮、改造思维模式、开展思维革命的办法，从根儿上、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这才是彻底解决之道。否则，风头一过即会死灰复燃。这已为以往的历史实践所多次证实，我们决不能再犯那种低级错误。

第三、思维革命是改造民众非理性、非科学思维模式的捷径。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一些民众出现了浮躁、焦虑情绪。在浮躁、焦虑情绪的驱使下，思维变得不理智、不科学了，使得非理智思维、非科学思维大行其道。

那么，怎样才能使民众的思维回归理智、科学的正常轨道呢?就是要发挥新思维革命的威力，改造民众这种非理性、非科学思维模式。其步骤：一是要搞好顶层设计。决策机关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方案，使之有指导思想、有任务目标、有政策措施、有检查反馈。二是要做好组织动员。执行部门要准确理解精神实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各项措施精准到位。三是要组织专家引导。各级组织要配备专家学者组建宣讲团，详细讲解新思维革命的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四是要群众参与讨论。要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让民众通过自查自纠，寻找自身非理性、非科学思维的现实表现，认清非理性、非科学思维的危害性。五是要破旧立新。要清除非理性、非科学思维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使之无藏身之处、无立锥之地，从而使理性、科学思维模式在广大民众的头脑里牢固确立起来。

我们的建议是：对于这场牵涉面极为广泛的新思维革命，理所当然地由党中央做出决策、由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牵头组织。发挥党管意识形态的优势，从顶层设计到组织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通过这次新思维革命，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水平有一个显著地提高，使党对意识形态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我们寄希望于党的十九大能关注这个问题，借明年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契机，将其作为全党思想理论教育的主题，在全党开展一场扎实有效的新思维革命，进而为党的十九大后全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体系，奠定良好的、群众性的理论思维基础，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党心民心”之目的。（此文写于201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