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的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壮大，每个学科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国内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在智库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参差不齐。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甚至有见底的危险。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争取跃进到前列;要力挽狂澜有一番大作为，要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充实研究力量，突出自身特色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是新中国首位赴苏联学习经济学的留学生，您是何时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工作的？

刘国光：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去苏联留学前，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隶属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随迁至北京，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中国科学院搞学部委员制，专门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学部来管理各研究所。

1951年，我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当时，社会研究所的巫宝三是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他知道我被选派赴苏之事后，建议我选择国民经济平衡专业作为研究领域，这是苏联搞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手段。回国以后，我在经济所曾担任学术秘书、国民经济平衡研究组副组长等职。

难忘四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对您从事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在这些工作经历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有哪些？

刘国光：粉碎“四人帮”以后，迫切需要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短短几年，成立了近20个研究所，发展很快，有如雨后春笋。1982年我从经济所调任院部领导职务，曾兼任经济所所长，主要负责经济片，直到1994年退职，改任社科院特邀顾问。可以说，我的大半辈子都在社科院工作。

在社科院，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孙冶方，事情很多，无法细述。孙冶方最大的特点是自己搞研究，也鼓励我们搞研究，他来经济所后，使得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早在1957年末，统计局请来苏联专家索波里，讲课内容正好是我所学的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时任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让我担任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稿整理组的负责人。索波里的讲课很有针对性，对当时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研究价值规律很有启发。1958年孙冶方到任后，让我担任学术秘书，协助他的工作;又从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室调来杨坚白，从武汉大学调来董辅礽，筹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组，杨坚白任组长，我和董辅礽任副组长。1958年末至1959年初，我陪同孙冶方访问苏联、捷克，历时两个月，广泛接触，回国后起草《访苏报告》。回国之后孙冶方就在经济所内组建了数量组，可以说这是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摇篮。1960—1961年间，孙冶方组织研究人员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我们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写作与讨论，我是主要起草者之一。孙冶方很欣赏我写的其中一章，认为是整部书稿中写得最好的。孙冶方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我都参加了。正因如此，在“文革”中，我们受到批判，孙冶方则遭受牢狱之灾。我很钦佩孙冶方坚持真理、不畏权威、敢于突破的精神，使我在做学问上深受感染。

另一位是薛暮桥，是我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元老之一。作为统计局长，他一直关注经济所工作，促进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为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支持。1979年，他代表统计局和经济所的孙冶方一道主持在无锡召开的商品规律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对于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作用很大。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他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很支持。1988年3月，在参加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作了“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反响强烈，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薛暮桥特来信赞同我的观点并予鼓励。同年11月，薛暮桥、我和吴敬琏一同应邀与中央领导同志见面，谈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薛暮桥也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主张不要物价“闯关”。他作为经济学界老前辈，在这些方面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与鼓舞。

再一位是于光远，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到社科院经济所把我们“这一伙人”要去计委研究所继续研究工作。在当时条件下，那里的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正是在他的关怀下，我们得以先行恢复研究业务。对于这些事情我都感念不已。

还有一位是杨坚白。我们一起参加国家计委的调查研究工作，到辽宁、河南、山西调查，这些调研正逢“大跃进”之后三年恢复初期，感受很深，对我后来关于社会再生产和综合平衡的理论研究很有影响，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帮助。

学术研究三段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经济学领域勤恳耕耘七十载，取得了众多独创性的经济理论成果，回顾您的学术生涯，有哪些重要的历史阶段？最令您欣慰的学术成果是什么？

刘国光：我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回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即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研究的是计划经济时期，以社会再生产、增长速度、比例、综合平衡为中心，主要工作是将实际中进行的计划经济加以理论化，以中国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包含了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到80年代初期还在做这项工作。别人称这是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第一次“井喷”时期。

第二阶段是改革的初期和中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2003年或2005年的改革中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也是从这里突破的，最终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这方面成果是大量的;二是发展模式转换，由粗放到集约、由外延到内涵的转变，过去是靠规模、靠投资、靠人力物力消耗，以后要靠质量、效益，必须要向这方面转变，这与后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实际做法都有理论上的关联，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压缩过剩产能、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等。

上述两方面的转变彼此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需要同时着手进行。“双重模式转换”为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决策部署作了先行的论证。

伴随“双重模式转换”实际上还有一重转换，即在经济发展的调控机制上，也从综合平衡向宏观调控转变。这是继“双重模式转换”之后的又一重大转变——既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都改变了，那么，总量控制办法也要与时俱进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只是形式上的，虽然操作方式变了，但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的根本精神高度一致，无一例外都强调平衡、取中、不走极端。

宏观调控又是一摊领域，内容很多，我的中心思想是反通货膨胀、反快、从稳;主张适度松紧、中性政策。这一系列理论与政策主张都跟宏观调控有关，为宏观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智力支持。

第三阶段是在2003年之后的反思阶段。随着改革不断深化而来的，以2003年的《八十心迹》、2005年的《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以及《谈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为起点。主要有两方面反思：一是反思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包括所有制、计划与市场关系以及分配问题(如共富)，目的是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处理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二是反思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指导思想，涉及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占领主阵地两大问题。这个阶段的反思，同时也带来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前景的积极思考，只是苦于脑体衰退，尚未完全整理出来。

年轻人要担负起时代重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领导，您对我院未来发展以及年轻学者有何期望和寄语？

刘国光：伴随着改革开放，社科院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坚持正确方向，不断开拓创新，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院党组和王伟光院长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发声、敢于亮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些我认为做得都很不错。

社科院的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壮大，每个学科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国内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在智库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参差不齐。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甚至有见底的危险。以某研究所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初期，无论研究成果还是主办的杂志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独占鳌头，现在虽然也在发展，但相对落后了。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争取跃进到前列;要力挽狂澜有一番大作为，要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充实研究力量，突出自身特色优势。

借此机会，我也想对青年研究人员提三点建议和希望。一是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学术研究要脚踏实地，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如果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会沦为空谈。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伴随着克服和解决现实当中不断出现的问题而实现的，同样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提出好的解决思路和办法，这些都需要理论支持。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重大理论的时代，需要我们青年研究人员去发现和挖掘。二是希望青年研究人员多搞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研究成果要有针对性，言之凿凿，方能字字珠玑、说话有分量。三是希望青年研究人员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看问题要全面系统深入、不浮夸，自觉地和各种偏激的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既要尊重历史、珍视已经走过来的道路，又要目光远大，志存高远，不为眼前一时的艰难困苦所蒙蔽，不负时代的重托，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往前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协助整理本文）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2日第11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