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而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必须能够率先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即迅速推进其学术的发展，并使这种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是以面向中国问题和把握中国现实为旨归的；唯当马克思主义学术得以真正中国化之际，它才能够以其独特的担当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进程。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包含一个关乎其理论本质的学术向度，因而其理论不仅具有广泛的学术领域，而且具有深湛的学术性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兼具革命家和学者的双重品格的。恩格斯在谈到晚年马克思的工作时说，为了使关于地租的理论空前地完善，马克思在彻底地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同时，还研究了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农艺学以及地质学等等——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总是试图通过批判地占有各种学术成果来严整地考察这样的事物。同样，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真正读懂《资本论》。

　　然而，在这里尤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以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宗旨。如果说，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的持续批判，史无前例地将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引入到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决定性纠正，才开辟出一条真正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无非意味着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在这项发现被作出之前，整个近代哲学都遗忘并错失了“社会现实”的广大区域。既然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性奠基，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方向就必然与社会现实保持最关根本、最为切近的联系。约言之，揭示社会现实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生命线：在这一任务尚未出现或再度丧失的地方，就还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长期以来较为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方面；这种情形在最近的三十多年中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这方面的进步目前为止还主要局限在学术的形式方面，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实质方面，即深入地揭示并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似乎还未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还更多地专注于文本、专注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来说无疑是绝对必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真正的中国问题还很少以学术的方式被提出、被解答，而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几乎没有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

造成这种学术上之形式偏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还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

▲海德格尔（左）和雷蒙·阿隆（右）

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幻觉，似乎真正的学术是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脱离才显示其学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早已是时代错误了，有识见的当代思想家明白，任何一种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就其总体而言绝非如此。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上说：“现今的哲学”只是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不理解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与此相类似，雷蒙·阿隆对当时两位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批评说：萨特和阿尔图塞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种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他们从未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社会。就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在于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而言，雷蒙·阿隆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社会现实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实体性内容的——这正是马克思在其理论方法中特别用“主体”或“实在主体”来加以强调的东西。根据这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总体上必须使“实在主体”即特定的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事物或研究对象的现实性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规定，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特定的“实在主体”中，从而揭示和把握其社会—历史之规定。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既然他们面临的主要是中国问题，既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乃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既然他们研究的事物在总体上为这样的问题领域和社会现实所规定，那么，除非他们把深入于中国社会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否则的话，就还谈不上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我们把意识到这一根本任务并付诸实行的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本质的规定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南，面向中国问题，并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目标。

　　因此，从总体上和本质上来说，如果不去真正研究中国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就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甚至连真正的中国问题都不可能在学术上被构成。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中国革命时期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抽象化为一般原则，因而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乃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其实践后果则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事情的要害在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因而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中国问题，有的只是抽象的原则（即公式）及其“外部反思”的运用（即教条主义）。唯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开始实际地把握到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才开始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来说，当它在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相应的积极进展和积累之后，必须适时地实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使这种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决定性要义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和理论逻辑之中，也不能仅仅周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成果和进展之间，而是要使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当今“中国问题”的导向中聚焦，并且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定向。这一要求实际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草创唯物史观时就曾明确指出：他们所提出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只能被当作研究的指南来使用——一旦离开了现实的研究，它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绝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经院学术，如果执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学术竟然表现出这种经院特征的话，那么它肯定早已转变为唯物史观的对立物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以应答中国问题和切中中国现实为根本任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论会因此变得不再重要，是否还意味着“世界眼光”会因此而受到局限呢？恰好相反。因为所谓“现实”，绝不是指一般的“事实”或“实存”，即通过知觉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而是指实存中的本质，指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参看黑格尔）。为了达到这种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不仅需要理论，而且需要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事实上，只是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创制，我们才能在理论上达到“现实”这一原则高度。至于真正的“世界眼光”，并不是由空疏理智所虚构的无内容的抽象，而是同样由特定的社会现实所规定的“视野”。如果说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本质地并且必然地包含着普遍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就绝不意味着排除这种具有丰富规定的世界联系，而只不过意味着排除那种抹杀现实内容的抽象“眼光”罢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既是一个很高的理论要求，又是一项艰巨的思想任务。我们很容易发现：比较起单纯从书本中得来、单纯在纸上推演的学术（这样的学术往往只是对一般原则作外部反思的运用）来说，以切中社会现实的方式来应答中国问题将会是一个远为艰难也远为深入的学术任务——然而尽管如此，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之最为关键、最为本己的思想—理论任务。

　　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目前正当其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构成这一学术之现实基础的历史性实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大规模地、生气勃勃地先行展开。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性实践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当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能够率先实现一个以中国化为枢轴的历史性转折，它才能够以自身独特的作用和承当来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建构。

    （作者吴晓明系复旦大学教授；来源：光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