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各个方面重用亲西方势力，苏联社会在思想指导、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领域全面爆发危机，意识形态工作最终全面失控，这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1. 戈氏思想的蜕化变质，重用亲西方势力助推“西化”倾向蔓延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毫无起色。随后不久，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支持这一路线的“改革派”和“民主派”联手肆意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保守派”进行打压，极力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成就，从根源上撼动并摧毁人民对苏共的信任，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 倡导“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致使改革成为“改向”。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曾表示要坚持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逐渐蜕化变质，抛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偏离了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苏联改革演变为“改向”。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和干部政策》的报告，他所强调的“改革”是对社会进行 “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1988 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全面否定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有步骤地实施改造苏共及变革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 摧毁苏共的“官僚体制”，“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建立起一个新的西方“议会式”政治制度，最终建立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此，苏联社会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苏联共产党由社会主义政党转向社会民主党，苏联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以超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改革的核心理论。戈尔巴乔夫用超阶级、超历史的 “全人类价值”去解释时代属性和社会规律，否认人的社会性中必然具有的阶级属性，以抽象的、虚无的“人”代替或混淆人的本质属性。其目的是淡化苏共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第二，以“异化”理论为改革的哲学基础。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都存在严重异化现象。他提出，通过改革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性的，才是克服“极权体制”及其导致的异化现象的先进理论。他把诞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借此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这种错位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向，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了理论障碍。第三，以“民主化”、“多元化”、作为改革的关键手段。戈尔巴乔夫声称，为打破苏联当时的 “停滞现象”和“障碍机制”，必须实行具有制度性意义的变革，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社会的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实行多元化，意识形态也要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性。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实现“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

实质上，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本质蜕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集权管理的老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己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此，苏联社会动荡，危机四伏，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2)实行政治多元化削弱苏共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力推多元化，取消宪法规定的苏共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各种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引发苏共党内及社会思想严重混乱，马列主义、苏联历史及革命领袖被无情批判，苏共的领导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主动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境内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民主主义的对立与斗争。这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对此应始终保持警惕。可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对自由化的“民主”势力加以监管控制，反而将矛头指向苏共本身，认为党本身在阻碍事业的发展，“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为了党的紧迫任务”。他认为，要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必须采取步骤培植“群众性”的非正式组织，以适时取代苏共的执政党地位，从组织结构上消解苏共的群众基础。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 /5的车间党组织、1 /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八9年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期间，戈尔巴乔夫以摧毁斯大林的官僚极权体制为由，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制造各种负面宣传推波助澜，否定苏共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极力低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为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逐渐失去了对苏共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社会上各种思潮杂乱无序、混淆视听，全苏各地出现了退D狂潮，在瓦解苏共思想基础的同时更进一步摧毁了苏共的组织基础。据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苏共退D人数达到420万。按照当时党员1900万计算，退D人数约占22%。在社会基层和企业单位的党组织生活中，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基本丧失了领导国家的能力。

力推“多元化”，反动势力乘虚而入。戈尔巴乔夫不仅纵容反对派鼓吹取消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且，积极推行政治体制多元化。19八9年春，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允许和提倡参选人的政治成分多元化，这吸引了各类“群众性”非正式组织候选人参加竞选“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9页。】最终，苏共提出的候选人有20%落选，特别是一些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没有获得选举。相反，没有任何政治限制的“群众性”非正式组织候选人当选为权力机构的代表，尤其是具有很强的倾向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派别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苏共分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席位。实行政治多元化引发社会动荡。苏共二十八大前后，苏联国内迅速发展起6万个反对派组织，出现了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和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各种非正式政治组织层出不穷，纲领五花八门，有的力主推翻苏共，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的希望恢复沙皇君主体制或恢复斯大林体制;有的主张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有的主张苏联解体。这些非理性化的政治主张加剧了社会思想混乱【肖德普：《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反对派组织频繁地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高喊“打倒苏共，“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等口号，严重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影响了人民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

(3)重用亲西方势力助推“西化”倾向蔓延。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沿用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模式，以去“专制独裁”之名，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启用许多亲西方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民主”人士，助推其“改革”路线。以支持“改革”作为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戈尔巴乔夫把凡是反对“改革”路线的领导干部定为“保守派”，逐出政治权力中心。苏共二十六大前夕，共有140多名党中央各部委、政治局、政府各部门以及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州委书记，因不符合支持“改革”的“标准”而被撤换。

1988年，戈氏改组苏共中央领导班子，撤换了包括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在内的5位老资格领导人，任命亲西方的麦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八9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让100名抵制和反对“改革”路线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集体辞职。这样，戈尔巴乔夫上任初期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全部被清退出政治舞台，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如，新任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维杰夫等人，不仅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利用掌控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否定苏共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对助推“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启用亲西方的激进分子。安排具有严重“西化”倾向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密友”和“军师”。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欢迎“持不同政见者”领袖萨哈罗夫回国，允许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极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者。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一1988年间，先后安排一批自由派“新人”出任《消息报》《共产党人》《星卿《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苏联最有影响力报刊的主编。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旗帜的掩护下，“改革派”基本控制了报刊、出版社、广播电视等媒体，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极力抨击“保守派”为维护苏联社会制度所做的最后努力，苏联社会不断失去理智和控制，朝着极端情绪化方向发展。

2、戈氏采取双重标准，放纵反苏亲美势力占领舆论阵地

“民主化”“公开性”最初原本是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而提出的改革手段，目的是挖掘社会制度的潜力，变革完善社会体制。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主导的经济改革收效甚微，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运用领域和力度也发生质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方针指引下，新闻舆论宣传失控，揭露历史空白点和批判“官僚专制制度的恶行”的风潮愈演愈烈，历史虚无主义盛行。

(1)“舆论自由”的“双重标准”导致社会舆论失控。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舆论自由”，却对“公开性”和“多元化”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利用掌控的组织措施与舆论工具，大力批判“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最为典型的是批判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来信，打压维护苏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狂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批评了重新评价和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现象，指出这可能产生背离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这充分反映出不少党员对当时苏联社会背离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深切担忧。利加乔夫等重要领导人认为来信内容“总体阐述是客观的、符合苏联社会实情的”。而戈尔巴乔夫却认为这篇文章“背后是有人在指使”，是反“改革”势力的信条和行动纲领。为此，戈尔巴乔夫撤销了利加乔夫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职务，并趁机削弱、瓦解反对其“改革”路线的“保守派”势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被视为“改革的敌人”，遭到无情的贬黝和批评。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大力支持“多元化”的自由言论，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去领导最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这些新闻工作者得到了最高层改革家的支持，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安德列耶娃事件之后，在自由派掌控的杂志中，掀起了批判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革命把俄国导向了错误路径的大讨论。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论调大量见诸报端，甚至出现:如果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前处于隐蔽状态的反苏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暴露，苏共的舆论阵地愈加失控，对改变苏联社会前进方向发挥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2)“民主化”“公开性”致使历史虚无主义盛行。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确立“民主化、公开性”基本方针，强调革新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彰显“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988年1月之后，戈尔巴乔夫为推进“改革”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思维的革命，发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革命”作用，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以“无限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彻底批判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重新改写苏共党史，审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冤假错案，毫无保留、毫无节制地揭露苏共“历史的阴暗面”，再度掀起了“重评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种“一边倒”的思想舆论氛围，导致大是大非的原则被抹杀，富有正义感的党员发表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可耻”，直至被“打倒”“追究责任”。这不仅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摧毁了苏联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与热情。

“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从1988年起，戈尔巴乔夫宣称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己经遭遇战略性失败”，延误了苏联的革新，应该彻底否定这一“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社会上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否定苏共70年历史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不断蔓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苏联历史学界兴起了“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的恶浪进一步席卷全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推波助澜，反思苏联历史成为文学作品、学术会议乃至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苏共的凝聚力逐渐消失，普通民众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转变成为否定者。

(3)新闻出版放任自由引发反动宣传泛滥。戈尔巴乔夫主张舆论工具应该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公开，支持舆论的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新闻舆论监管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第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有权办报;第三，创办者、编辑部、出版者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苏共放弃了对新闻舆论的领导与监管，这为各种反共、反马列主义的反动舆论宣传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新的“新闻法”的实施，苏共放弃对新闻出版的监管，新闻出版领域呈现多元化格局。《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许多新闻报刊先后抛弃党的机关报性质，苏共党报体系土崩化解。舆论宣传阵地的“倒戈”与“转向”蒙骗了广大人民群众，引领着社会舆论逐步走向苏共的对立面。各种反动刊物以《新闻法》为挡箭牌，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各类宣传刊物纷纷撰文批评党和政府，不断制造“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的极端化结论，各种“阴暗面”甚至耸人听闻的谎言席卷了整个社会。反动出版物肆意篡改和否定党的历史，揭批苏联社会的阴暗面，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掀起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狂潮。这种社会舆论氛围，颠覆了人民对历史的记忆，逐渐磨灭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否定了苏共的伟大成就与执政合法性。

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失控，反动舆论逐渐占领了舆论宣传阵地。一些直播的政论性电视节目高频率地公开抨击苏共，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民主化与公开性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者、新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妖魔鬼怪死而复生且日益猖狂。世界主义者几乎是在利用所有信息媒体，尤其是报刊和电视、诸多文化设施，用各种颓废混乱的思想，欺骗劳动群众，散布对党的不信任，千方百计让人们忘却苏联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9页。】媒体的失控一步步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

3、大量任用符合“改革”路线的成员，腐败加剧，社会动荡，西方不战而胜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指引下，社会政局动荡，教育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自然受到冲击和影响。在文史领域，开放对历史教材和文学作品内容的审核与出版监控，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加之苏共自身建设存在严重问题，存在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以及腐败等问题，民众逐渐丧失了对苏共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和期望，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1)苏共脱离群众加剧了社会不良风气。无论是夺取十月革命胜利，还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苏共取胜的宝贵经验就在于，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遵循列宁的教诲，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的理念，严防共产党员从“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社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僵化管理体制，苏共党内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以及各种腐败问题，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了社会风气。

戈尔巴乔夫为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对党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在党内缺乏民主和监督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无视党内组织原则，借干部人事调整之际，大量任用符合其“改革”路线的成员，形成新的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加剧了党内腐败问题。如，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际，戈尔巴乔夫强行解除了一大批立场坚定的苏共高级领导干部的职务，并勒令其退体，改用支持其“改革”的拥护者。一批投机分子不仅享受各种特权，而且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打着“革新苏共”的名义，歪曲和妖魔化苏共的历史;另一方面大搞特权专权，贪婪地维护其攫取的利益，成为公有制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推动者，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纵容腐败特权，苏共的正面形象和执政公信力不断丧失。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在苏联解体前的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苏联民众己不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苏共领导人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党群关系不断恶化，人民群众乃至普通党员失去了过去保卫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贵热情和奋斗精神，甚至站到苏共的对立面，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一个执政党脱离群众，无视人民利益，最终走向解体直至亡党亡国就不足为奇了。

(2)文史“解禁”导致国家认同危机。在“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思想的主导下，文化界和史学界掀起了“填补历史空白点”的运魂“解禁”文学及电影艺术作品，重新编写苏联历史教科书，毫无保留地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与无序状态。

为了推行“多元化”与“公开性”，戈尔巴乔夫改组和撤换文艺界领导，提拔了一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人员。这些人一上台就发表了许多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或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充满怀疑和不满，攻击苏维埃政权是“残暴的”“不人道”政权;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歪曲卫国战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重大历史成就;或丑化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等等。社会上弥漫着否定和批判苏联社会历史的氛围，加剧了民众对苏共的离心力。

文学艺术领域对一大批文化人士进行了平反昭雪，解禁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兴起了“回归文学”的浪潮。所谓“回归文学”主要指被禁止公开发表却又在地下流传或在国外出版的作品，作者主要是“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些“禁书”虽然风格迥异，但其共同特点就是揭露所谓苏联历史内幕，批评苏共政策的失误，抨击苏联社会制度的黑暗。这种不认同感对少不更事的青少年影响颇深。与此同时，各种反动出版物纷纷出笼，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1987年3月，苏联文化界宣布电影从制片到发行将完全自主，不必经过逐级审查，允许出版过去的禁书，播放过去的禁片。许多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电影被搬上银幕，如《忏悔》《道路检查》《委员》等等，引发了批判历史、否定历史和歪曲历史的狂潮。

大量解密和公开原始档案，曝光苏联历史的阴暗面，极大地削弱了苏共执政的公信力。各种所谓解密档案五花八门，良莽不齐，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革命理论和社会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尤以丑化斯大林时期为甚。众多历史人物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原己有定论的历史事实被推翻，历史问题重新被提出，造成了史学界与教育界的严重思想混乱。19八9年6月，苏联教育部不得不作出决定，销毁全国所有学校的全部历史教材，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重新编写“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这极大地误导民众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谎言”，造成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危机。

(3)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致使西方“和平演变”不战而胜。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持续对抗，就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所以，当代世界“迫切需要放弃刻板的模式，放弃公式主义，把全人类利益置于当代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声称，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己经过时，“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以合作代替对抗，将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他主张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定位国际关系，用社会道德调节国家之间的关系，“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这种所谓的“新思维”模糊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以虚无的“普世”价值抹杀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与戈尔巴乔夫模糊和放弃意识形态争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国家从未放弃意识形态之争。戈尔巴乔夫主张“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目的是希望换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道义上的认可和财政上的支持。如，19八9年后，他主动请求美国帮助制定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1991年，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向西方各国展开“行乞外交”，希望西方施以援手帮助苏联渡过难关。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给苏联提供财政援助，反而加紧了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步伐。在苏联权力高层寻找和培养执行西方战略意图的“利益代理人”，使这些亲西方的领导层忠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文明成就”，仇视和丑化本国的历史价值;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渗透，扶持苏联境内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精英”控制各种新闻媒体，使这些本应担当起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纷纷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渗透下，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日益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终不战而胜。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原标题《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的严重偏差及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