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配文

大家请看封面这张图片吧：曾经一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唯一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位是原莫斯科市委书记、苏联解体的始作俑者——叶利钦。在图中两人的表情截然相反：一位是一脸的尴尬、茫然与无奈，一位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就是在这样一种场景下，戈氏在叶氏的监督、指使下宣告了“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随之，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移交最高武装力量掌控权力。从此，苏联也不复存在。这切的一切都是谁之过？老夏在本文中跟大家谈一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责任问题。

    一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提起戈尔巴乔夫，对我印象最深的还在上大学期间看了他写的一本书《苏联外交新思维》，因为那个时候，能够接触国外的著作并不多，而且是一种非常清新和大胆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就觉得戈尔巴乔夫思维清楚、年轻有为、是苏联的希望。因为苏共及苏联国家老人政治的倾向极为严重，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已经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事实上，从斯大林开始，这一特点就开始显现，斯大林在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逐年恶化，但仍然执掌国家最高权柄。赫鲁晓夫在位期间倒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他却是苏联唯一一位“因年龄和健康状况问题”而被迫退休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已变得头脑迟钝，如果无人帮助几乎不能行走，但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他在去世前3天还强撑着病体在红场阅兵。随后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只工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而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但同样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做秀。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被委以重任，成为苏共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书记，人们对于他寄予厚望。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后，在苏联开始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到以“公开性”为标志的政治改革，从此，社会主义和苏共的影响和声音越来越小、而以“改革派”自居的反对党及其新闻媒体的影响却如日中天。为了推行改革的政策，戈尔巴乔夫选定时任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一书记的叶利钦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成为戈的主要伙伴。然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改革速度和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当叶利钦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及其滞后的改革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叶利钦的辞呈，成为苏共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并借8-19事件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终结。

二 、戈尔巴乔夫应为苏联解体负什么样的责任？

那么，到底戈尔巴乔夫应当为苏联解体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以下简称“《居安思危》”）一书的主编、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指出，苏联是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走向终结的。其解体的主要责任在苏联共产党自己。而戈尔巴乔夫起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共逐渐分裂成三大派：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传统派”主张在苏共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原理，逐步推进苏联的改革。“激进派”则不相信共产主义，打着“反腐败”旗号吸引群众的支持。这两派尖锐对立，“中间派”则在它们之间摇摆。后来，“激进派”和“传统派”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而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则对“激进派”做出重大让步，增强了它的政治力量和影响力，导致苏共进一步遭到分裂。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使“激进派”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苏共党内的分裂更加严重。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社会主义”字样。这一条约从法律上破坏了苏联的统一，改变了其社会主义性质。 “8·19”事件后，“激进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叶利钦在解救戈尔巴乔夫之后当着他的面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于是，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查封。戈尔巴乔夫被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宣布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至此，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垮台了。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在办公室内签署了他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并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他讲话之时，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的屋顶上，那面红色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有着近80年历史的苏联，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观点认为不能全怪戈尔巴乔夫，因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已经烂掉，尤其是苏共内部从上层到基层的彻底腐败，换个别的什么“乔夫”也照样垮掉，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苏共及苏联葬送在戈氏之手。

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戈尔巴乔夫骨子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存在主观故意，是戈尔巴乔夫通过他的设计直接葬送了苏联与苏共，这在中国社科院组织警示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反应尤为强烈。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与邓小平开创的我国新时期的改革有着方向和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在上任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撤换或调整，把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戈尔巴乔夫极力推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是“不人道”、“不民主”，从而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演变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正是戈尔巴乔夫符合了反对党的提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

一个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李慎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痛切地对他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以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苏共垮台时，我也抱着欢迎的态度。但多少年来，这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本文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加速了苏共亡党的进程；苏共党内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共的腐蚀和影响也是重要因素；加之前面罗列的各种原因多是存在的。老夏加了一个因素，即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导致苏共和苏联一步一步的落入敌对势力设计好的圈套之中。

    三、 戈尔巴乔夫得了政治幼稚病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老夏认为，苏联的解体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素，但是，戈氏的政治幼稚病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第一，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要清除和反思斯大林以来苏共党的历史，就能够凝聚人心支持改革，在历史观上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第二，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掉原来社会主义模式，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就能够解决苏联的一切问题，在价值观上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要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就能够与叶利钦等反对派达成改革共识，殊不知这是要了苏联命的致命一击，最终葬送了苏共与苏联。

第四，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要有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盖达尔等一批改革派，他极力推崇的改革就会顺利进行，殊不知一开始就中了这些“第五纵队”和“犹大“的圈套、上了他们的当。

第五，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只有经济改革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政治改革按照“公开性、民主化”设计，就能够得到西方阵营的理解和支持，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西方国家得期望只不过是一个幻想。

不管戈尔巴乔夫主观上是否是故意葬送苏联和苏共，他在苏联解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自己后来说“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推卸自己有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我曾经努力想要拯救并保留我们的苏联，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补充表示，“我认为我应该对此负责。并不是别人让我下台，而是我们自己主动离开的，因此我没能成功地控制当时的局面(指当时的政治政策)。

在“8.19事件”2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国内外媒体的采访，言论中不乏对叶利钦的指责，也有对自己政治决策的反思。戈氏反复表达了自己的“三大历史遗恨”，也是三大政治错误：

第一是后悔改革实施得太晚；

第二是后悔1991年8月去乌克兰休假，使得政敌有机会发动政变，虽然政变未果，但叶利钦却掌握了实权；

第三是没有彻底将叶利钦赶出俄罗斯，以致其宣布俄独立，给了苏联最重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