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强调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点击：作者：周新城来源：【原创】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2-21 10:33:18

　　原标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

　　在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理论时，往往出现许多不同理解，也存在不少争论。问题在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论断散见于他在工作会议上、视察工作中以及接见外宾时的指示、谈话，各个论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时他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论述，但联系到讲话的背景和所强调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不同的论述是针对不同领域和层次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强调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2]

　　这里，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邓小平理论。我们必须联系邓小平讲话的背景和条件以及所针对的问题来把握其精神实质，切忌离开上下文，孤立地、断章取义地把某一个论断抽出来加以泛化。我们应该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内容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把握，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下面，我们根据这一方法论原则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

　　“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3]

　　这一段话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争论。应该分别两个层次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个层次是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来说，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于这一层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坚持社会主义最为坚定不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最为旗帜鲜明，从来没有说不要问姓“资”姓“社”的。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379页)他警告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第379页)强调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第138页)

　　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

　　1987年学潮刚刚过去，邓小平同志在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的同时，强调：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第217页）

　　显然，改革开放存在着方向、性质的问题。有人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搞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所以不能认为改革开放就不要问姓“资”姓“社”。

　　另一个层次是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发展经济的具体做法、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在这个层次上，许多问题客观上并没有姓“资”姓“社”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是商品经济，都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要求进行管理，都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运转。因此，许多具体的运行机制、经营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而没有社会制度性质的区别。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来说，不要囿于姓“资”姓“社”而迈不开步子。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的具体做法，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应该利用。导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思想障碍是纠缠抽象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而不敢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372页）

　　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方面，要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坚决试验。显然，“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的具体做法这一层次上的事情而言的，并不是对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而言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扫除思想障碍，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我们还可以从一般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经济关系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经济关系，即在生产本身的组织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关系，它们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是如何配置的。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生产集中化和联合化等等。这些关系并不体现生产的社会经济性质，它们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可以是一样的；另一类是社会经济关系。生产总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进行的。组成这种社会的，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反映了该社会形式的质的规定性，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它固有的所有制关系，而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从理论上区分这两类经济关系，我们就可以回答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有关社会经济关系，我们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化，因为在这方面，客观上存在社会性质的区别；有关组织经济关系，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因为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同的东西，组织经济关系本身并没有社会性质的区别，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坚持社会主义与向资本主义学习并不矛盾，这是两个层次、两个领域、两类关系的问题。

　　可见，不应笼统地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要问姓“社”姓“资”，也不应笼统地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问姓“社”姓“资”，不同层次的问题应有不同的回答。概括说来，凡是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必须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凡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就不应抽象地争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指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这一句话并不是说不要问姓“社”姓“资”。

　　二、关于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问题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

　　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有两个提法，即“两个如果”和“三个有利于”。这是就改革的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标准。

　　谈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第138-139页）

　　他在另一处谈到了相同的意思。他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110-111页）

　　这些话表明，从改革的政治方向来说，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走的是正道还是邪路，判断的标准是：第一、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导致两极分化；第二，是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如果”。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两个如果”的标准。邓小平从政治方向角度提出的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就社会整体和发展趋势而言的，不能用个别事例或某个时段的局部现象来作出判断。例如，谈到“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样，对于两极分化问题，也应该作这样分析，即某个时候局部也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但不会成为社会的整体现象，不会成为社会长期的发展趋势。只要我们在整体上坚持共同富裕，注意不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方向就是正确的。

　　如何防止“导致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决定性的一条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家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

　　“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的权利。”[4]

　　这就为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奠定了基础。而私有制则是产生两极分化和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有可能防止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两极分化和形成新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邓小平提出“两个如果”这一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强调的是我们的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的不同政治方向的争论是客观存在的。1989年 5月31日，邓小平针对政治动乱中出现的情况，指出改革是全体人民的愿望，

　　“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称，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的‘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第297页）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在经济上的核心就是要求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邓小平坚决反对的。他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第208页）

　　用“两个如果”来判断改革的成败，实质上讲的是两种改革观的问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如果改革导致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两极分化和形成新资产阶级，这种改革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角度来看，走上了这样一条改革道路，改革当然是失败的了。我们党十分重视改革的政治方向。20多年来，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们的改革始终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开展的。但应该看到，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也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指导下，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内在改革进程中，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张私有化的思潮也曾泛滥一时，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改革，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俄罗斯的改革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今天强调一下邓小平关于“两个如果”这一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仍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在社会主义方向既定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72页）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运用这一标准来判断对错成败的，不是改革的政治方向，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既定的前提，所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时，都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而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可以实行那样的体制，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规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选择的惟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俗一点说，就是“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

　　我们在制订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以此标准作为选择的依据。对于这一领域的问题，必须抛开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这一项标准，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提两个判断标准。这是就改革的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成败的标准：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然而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我们更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取代“两个如果”这一政治方向的判断标准。如果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用不着再考虑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抽象的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道，当窒息生产力、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显示出来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所以，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三、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每当党内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妨碍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他都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时，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81年3月，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讲话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他说：

　　“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是要做具体分析。”

　　“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7]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的错误倾向，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的人出现的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可以到处搬用。试图用一个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场合的反倾向斗争模式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必然陷入盲目性，贻害党的事业。

　　不同时期党内会出现不同的错误倾向，不能说任何时候主要危险都是一样的。邓小平同志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反“左”或反右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左”的路线危害全国，影响深远，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提出“两个凡是”，使“左”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因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着重反对“左”的倾向。但是在1979年初出现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又在理论务虚会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批判右。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8]

　　8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发生了学潮，这时邓小平同志指出：

　　“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第199页）

　　1989年那场几乎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风波爆发，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场政治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由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国际大气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这一国内小气候决定的。他亲自部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显然主要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右倾思潮为主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错误倾向需要加以纠正。

　　在不同领域，主要的错误倾向也会有所差别，不能说所有领域的主要危险都是一样的。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多次提到“最大的危险是‘左’。”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一切领域都是如此。例如，他在分析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时，曾一针见血地说：

　　“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第47页）

　　直到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指出：

　　“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为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的啊。”（第379页）两任总书记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这就不能让了。”（第280页）

　　从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也不能说所有工作领域都是“左”的问题。例如，当前社会治安情况不好，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是打击不力，因而中央提出“严打”的方针，这是正确的。如果说在这一领域是要着重反“左”，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见的。很明显，不同领域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而不应该“一刀切”，把某一领域存在的错误倾向套到情况不同的其他领域中去。

　　不同的人，主要的错误倾向也是有区别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经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不同，因而需要注意防止的错误倾向也不一样。一般地说，老同志需要注意防止“左”，因为在他们的一生经历中受“左”的影响比较大。

　　“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第249页）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在制订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第228、229页）

　　但是，这个问题年轻人是不存在的，或者影响不大。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青年人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需要注意防止的是右的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第229页）

　　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对所有的人都主要是防止“左”。反倾向斗争，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某一群体存在的错误倾向不加分析地扣到其他群体身上。在主要危险是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部分青年中去进行反“左”的教育，那是南辕北辙的。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第375页）在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话。有人从这句话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一百年时间里，任何时候、任何领域，主要危险都是“左”，甚至有人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在犯“左”的错误，因而必须集中力量批“左”。一时间，反“左”成为一种时髦，有人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也当做“左”加以批判。不怕右、只怕“左”，一度成了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动向。这是值得分析的。

　　如果仔细阅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联系上下文而不是断章取义，那么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提出来的。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这一论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话，换句话说，如果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主要是反“左”的话，这一论断应该是在论述党的基本路线时，即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中作出。然而他是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阐述改革开放的那一部分里，提出这一论断的，而且他所举的“左”的事例，也是改革开放中经常遇到的思想障碍（“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第375页）改革开放过程中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例如，他在1987年讲到我们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时，明确指出：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第248-249页）

　　很明显，邓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即在时间上是针对80年代和90年代、在空间上是针对改革开放而言的。不能离开他讲话的背景，离开他所针对的问题，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滥用这一论断。把这一论断扩大到一切时间、一切领域，并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

　　党的历史表明，我们必须既反“左”又反右。党内的错误倾向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主要危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来判断。反倾向斗争是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必须慎重对待，不顾条件从某个公式出发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那时有一个公式：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主要任务。结果客观上已经是“左”的东西在泛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仍然认为右是主要危险，“左”了还嫌右，其后果是大家知道的。这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某个既定公式来进行反倾向斗争的事情不应该再重复了。邓小平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第141页）

　　应该看到，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经济上主张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政治上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此等等的议论甚嚣尘上。在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怀疑、否定和攻击，而且又如此猖獗并有成为舆论主流之势的情况下，难道还能说主要危险是“左”吗？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不分具体的时间、领域和条件，简单地重复“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那是于事无补的。重要的是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把握斗争的动向，实事求是地对待所出现的错误倾向。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这是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反倾向斗争的论述应该得出的结论。

　　四、关于“不搞争论”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经常为人们引用的话：“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第374页）对于“不搞争论”，理解很不一样，有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都不应该争论，不必过问是非对错，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搞争论有时成了某些人散布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挡箭牌，只准他们发表错误观点，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搞争论”。所以有必要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不搞争论”的含义。

　　我们比较完整地引用一下邓小平同志关于“不搞争论”的原话。他说：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诸如办经济特区，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等等，“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374页）

　　很明显，不搞争论是就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而言的。改革开放采取什么措施，发展经济采取什么政策，应该通过实践，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行选择，这靠抽象的争论是解决不了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遵循，一切措施都需要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有问题要及时解决。这就叫“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要通过实践来判断对错，逐步完善。在这一领域，需要的是闯的精神，大胆地试，沉缅于争论只会束缚思想、贻误时机，无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但是，邓小平同志决不是主张任何问题都不搞争论。他在涉及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历来是主张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的。

　　当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出现以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为特征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时，他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指出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土，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决同各种精神污染现象作斗争。他警告说；

　　“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45页）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有人主张在全会决议中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删去。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第182页）

　　针对1986年学潮和1989年政治风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止20年，恐怕要50年、70年。

　　1992年初他又指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防微杜渐，“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第379页）

　　从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于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不能和稀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第二，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它将贯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21世纪还要继续进行。第三，在错误思潮苗头出来的时候，就要注意，及时进行批判和制止，决不允许自由泛滥。第四，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决不能掉以轻心。可见，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不是“不搞争论”，而是主张坚决同错误思潮作长期的斗争，而且苗头出来就要批判。

　　在宣传邓小平理论时，应该把正面宣传与批判错误思想统一起来。我们要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正面系统地学习和宣传这一理论，使得全党都掌握这一理论的基本论点、基本方法。问题在于，当有人明显地公开反对和歪曲这一理论时，我们能否“不搞争论”，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这是不允许的。应该看到，批驳各种违反邓小平理论的错误言论，可以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这与正面宣传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对违反这一科学理论的言论不予批评，甚至着意宣传，使得人们以为这些东西是正确的，属于“科学理论”之列，那怎么能做到统一全党思想呢？

　　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关于“不搞争论”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主张什么事情都不要争论的。显然，他认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想；而有关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对错问题，应该由实践来回答，不能陷于抽象的争论，影响改革开放的开展。“不搞争论”，是仅就后一问题而言的，不能把它扩大到一切领域。

　　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呢？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充满辩证法的论断。概括说来是这样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警惕和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赖和利用的关系，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方针，发展同资本主义的经贸往来，学习和借鉴对我国有用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经过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最终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情况下，有些人包括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动摇了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强调指出：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第382、383页）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两者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邓小平同志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保持高度的警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对中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政策。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指出，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希望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344页）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第380页）

　　我国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平息以后，邓小平从国际范围战略的高度总结说：

　　“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他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311页）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除了对立的一面外，还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一面。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一方面，他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加快，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加强。邓小平同志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他说：

　　“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帮助是相互的”。（第78、79页）

　　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做不到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实行对外开放的20多年实践表明，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和交流，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人类社会是有继承性的，只有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才能发展。新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既要扬弃和否定旧社会制度，又要继承和利用旧社会制度下创造的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一点，社会主义也不例外。邓小平指出：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9]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第373页）

　　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是指社会基本制度方面（如果这一领域也向资本主义学习，那就是全盘西化，朝资本主义方向去“趋同”了），而是指并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那些领域。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111页）

　　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我们积极学习和引进这些成果，就有可能跳过他们走过的若干阶段，实现快速发展，逐步赶上并最终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科学技术这一类与社会制度性质无关的东西，如果拒绝学习，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富，从头经过本来可以跨越的若干阶段，延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第111页）这就需要认真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二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经营形式、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微观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两重性。例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生产的客观需要，这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组织的要求决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雇佣和剥削关系，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又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是一种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时它又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我们必须把这两重属性区分开来，扬弃其反映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一面，借鉴、吸收其反映现代化生产一般规律的先进的东西。对于具有两重性的东西，我们既不能因为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面而拒之门外，也不能只看到它先进的一面就简单地一概照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有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并结合本国国情，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营形式、管理方法。

　　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能有片面性。我们既不能只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忽视了合作、交流和学习、借鉴的一面；也不能只注意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和学习的一面，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原则区别的一面，甚至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丧失警惕。两种片面性都是错误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是不利的。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这两个方面是就同一事物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而言的。就根本制度来说，即在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两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出现于世的；在人类一般文明成果的领域，例如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应用、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发展生产的方法、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科学的管理制度等领域，即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地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共性，相互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我们在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时，必须把两个领域分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用一个领域的关系否定另一个领域的关系，把一个领域的政策搬用到另一个领域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以下凡引此书的，仅在文中注明页数。

　　[4]《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9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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