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来已久,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不清、重视不够、监管不严、措施不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强劲,最终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裹挟下,于19八9年春夏之交集中爆发,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创立者和实践领导者,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系列论述,对于澄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认识,确立当前意识形态现象的审视坐标,寻求当前意识形态难题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重温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述的意义
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系列论述,可以让我们清醒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存在的长期性和危害性,深刻感受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形势和局面的进一步复杂化,帮助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把握实质、站稳脚跟,从而“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04 页。】
1. 清醒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的长期性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在“打开国门”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腐朽生活方式也会乘机而入。正如打开窗户,既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也难免混进来苍蝇蚊子一样。面对外来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同志甚至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就会动摇,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将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长期过程。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经先后作出了多次判断,从1983年提出“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到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再到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表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但在十八大前后的一个时期,无论在学术讨论还是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成为一个很少使用的术语。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有些人认为,这个词的意识形态属性过于浓郁,在多元化背景下再讲已经不合时宜; 二是有些人担心,再用这个词去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容易让对手找到反击的靶子,还容易让一些中间的同志反感; 三是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已经意识到,在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压态势下,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去影响群众的最好办法,就是努力去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痕迹。这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方不愿意讲,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方“只做不说”,造成一段时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现象极其不正常。事实上,只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图谋犹存,无论“说还是不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在那里”,还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等。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多元价值观念和一元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常态,人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不断加强,面临的意识形态局面也在逐渐好转。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不会随着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必将贯穿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我们决不能在这种“常态化”存在中掉以轻心。
2. 深刻感受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局面的进一步复杂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种排挤、否定、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导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波谲云诡,局面更加复杂多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但无论怎样改头换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本质和目的并未改变。近几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遥相呼应,无论是通过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我们的领袖,还是通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我们党的干部,或者通过宣扬“普世价值”“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蛊惑人心,甚至直接鼓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和 “街头抗争”消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推fan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达到这一险恶目标,一方面,他们采取更具渗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手段,或在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兜售西方价值观,或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和影视贩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私货; 另一方面,他们在拉拢、利诱一些“精英分子”作代理人的同时,大力在普通知识分子中培植“异见分子”和 “意见领袖”。然而,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的层层渗透和步步紧逼,相关工作部门并没有拿出特别好的反制措施,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局部泛滥,部分意识形态阵地一度失守。比如,十八大前后,仿佛人人可以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污名化”甚至谩骂党的领袖、戏说甚至贬损我们的英雄好像成为一种时尚。又如,“砸锅党”“死磕派”大行其道,公然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唱反调,一些教师公然在课堂、网络上抹黑中国,而 “四个绝不能”无非强调了一下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要求,竟然受到围攻和控告。这种局面及其成因,与20世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日益公开化,开始通过有组织的游行、罢课等活动,或者成立非法组织、组织非法集会,利用非法出版物或大字报、民主墙等,攻击国家机关,扰乱社会秩序,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态势,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遗憾的是,他的讲话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愈演愈烈。在总结19八9年春夏之交风波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够好,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退让、容忍甚至纵容,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断蔓延。他指出:
【“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
殷鉴不远,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重新审视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和工作。
3. 重新审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对于逐渐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强调,在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讲究方式方法,要关注重点部位,把握关键环节。重温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把握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关键,特别是抓紧党员干部和高校、军队等重点部位的工作,抓好课堂、教材和网络舆论阵地等重点领域,完善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重点部位,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抓紧抓好重点人群和重点领域。在邓小平看来,重点人群主要是党员干部。因为一旦某些党员干部受到腐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就会在党内蔓延,危害巨大后患无穷。早在1979年,针对社会上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就批评“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1985年后,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自由化思潮
【“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而那些带头煽动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
为此,他反复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否则,“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认为,重点领域主要是理论教育和思想文化战线。他在《关于思想战线上问题的谈话》中批评了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同时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针对“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各种西方思潮,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为此,他要求: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所谓关键环节,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要靠教育争取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也要靠制度和法律,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1987 年 3 月,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时,邓小平指出:
【“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
一方面,要积极地开展思想斗争,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用正确思想来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而不能听任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争夺广大青年。邓小平要求,思想理论战线要根据新的丰富事实,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
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法制化,通过法制的力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要时甚至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邓小平指出:
【“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但是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要有声势,但准备必须充分,步骤必须稳妥,分寸必须适当……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 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 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邓小平多次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之于国内稳定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
二、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论断
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表现、危害及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和鞭辟入里的精彩论述,值得我们认真研讨、悉心体会、贯彻落实。
1.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及表现
仔细分析,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还是重新定义所有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都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 “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 ‘自由’,否定社会主义”,是 “四个坚持的对立面” “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论述,科学界定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涵,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我们拨云见日,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一些 “惯用伎俩”“鬼把戏”的 “照妖镜”。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描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他指出: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
“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上述表现,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背道而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邓小平始终认为: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他多次批评这种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改革: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 ‘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一些人借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之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实质上是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希望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转向全盘西化。他指出:
【“什么叫解放思想?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 ‘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 ‘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这些论述,对于帮助当时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以及盲目参与学潮的社会各界人士,及时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和实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
为什么当前一些人的言论很有市场,并不是因为这些公知、大 V 掌握了真理,并把这种真理分析得多么深刻,也不是所有信奉者都不爱国,或者说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给群众讲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所有努力,无非是想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以及人们对一些问题的不理解,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水搅浑,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搞乱,从而破坏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全面深化改革制造障碍,最终达到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推fan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 “全盘西化”的罪恶目的。
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以及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冲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绝不能瞎折腾。为此,他多次强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他告诫大家: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
3.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会妨碍改革开放
针对国内外一些人认为 “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甚至终止改革开放”的错误思维,邓小平强调,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多次在讲话中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他很努力地给国内外解释: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
他始终强调,改革开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方面,要把二者关联起来。他指出: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始终强调:
【“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他警告说:
【“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由于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使改革开放事业历经复杂局面而始终顺利向前。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大,以及对改革质疑的增多,有的人把出现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开放,坚持 “回头看”,鼓吹 “回到原点”,试图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 还有的人以 “唯我独革”的 “改革家”“改革派”自居,把出现不和谐问题的原因归咎于 “改革不彻底”,传播和鼓吹西方宪政民主、 “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和主张,希望通过以西方制度为标准的所谓全面彻底改革,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甚至有一些人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回避各种矛盾,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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