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

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毛泽东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

“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持民族自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