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人类的“初心”

点击：  作者：韩毓海    来源：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17-10-21 10:12:02

 

 

         【继上篇“马克思的滑铁卢”之后，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笔下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故事又有更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对人类未来的人文主义畅想与虚构，恰恰相反，它是植根于人们天性中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人的‘初心’”。此为韩毓海教授即将出版的导师三部曲之第一部，第二章“初心”。感谢韩老师授权观网刊发，并谨此此文，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830年，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学习。

这是一所大学预科中学，原名特里尔学院，1815年更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是德国教育界的精英学校，而今，该校的名字是特里尔马克思中学，以纪念从这里走出的那位非凡校友。

1835年面临毕业时，马克思所在的毕业班里有32名学生，以宗教划分为标准，他的同学分为两个群体，大部分天主教背景的同学，未来想进入特里尔神学院深造，并成为神父。相比之下，班里7名新教背景的学生来自官员、军官家庭，他们则希望将来在大学学习法律、医药和公共管理。

特里尔中学最大的特色，便是极为重视古典教育，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马克思的这两门课成绩优异，不过，他刻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自然不是为了将来当神父，马克思后来曾经诙谐地说，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同学不过是一群“乡下傻子”，而马克思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广泛地阅读希腊罗马经典。

究竟什么是希腊罗马经典的精髓呢？

希腊、罗马经典的精髓是政治，而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人文”。

我们首先必须澄清一种广泛的误解：这种误解把古典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但是，西方的古典教育并不等于人文教育，所谓人文教育，乃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具体说，欧洲是通过十字军东征，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文化中，重新发现了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但是，拜占庭文化不等于希腊罗马文化，因此，卢梭方才指出，文艺复兴所复活的，并不是真正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拜占庭文明，文艺复兴和人文教育，其实都是拜占庭文明影响下的产物，而真正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质乃是政治文明、城邦文明，真正的希腊、罗马教育是“公民教育”，而不是拜占庭式的“人文教育”。

 

 

让-雅克·卢梭 图/东南网

最早区分了希腊-罗马与拜占庭、区别了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人是卢梭，卢梭指出，把希腊-罗马与拜占庭混同起来，是个严重的错误，希腊罗马教育的精髓是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而拜占庭的教育则是人文教育，因此，文艺复兴并没有真正复兴希腊罗马文明，而恰恰是歪曲了希腊罗马文明，所谓文艺复兴，复活的不过是东罗马的拜占庭文化。

因此，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这并不是恢复西方传统，而恰是中断了西方的公民政治传统，败坏了古典精神的真意。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里这样感叹说：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

……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1】

马克思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当然也不是为了成为学者和诗人，而是要成为卢梭所说的“公民”，希腊、罗马文明的实质上是一种关于城邦的政治学说，而不是人文学说，而这正是特里尔中学那些最优秀的教师教给他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约翰·亨利希·维腾巴赫（Johann Heinrich Wytteebach），他在拿破仑的大军到来之前，就因同情法国大革命，热衷于传播卢梭的学说，而从特里尔神学院退学，组织了特里尔读书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被特里尔选帝候关闭了。

在拿破仑时期，维腾巴赫先生担任了特里尔学院的校长，普鲁士占领时期，他继任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校长，维腾巴赫关心政治，同情革命，正是这位校长，使特里尔中学推崇公民教育，而不是人文教育，更不是宗教训练。这对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里尔中学的经典教育，使它的学生们收获了什么呢？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经典教育所收获的最大成果，就是城邦政治与共产主义的学说——起码对于少年马克思即是如此。

正是在希腊-罗马的经典中，深刻地蕴涵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构想与起源，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西方思想就是从这一提问开始。柏拉图的《理想国》由此开篇，当然，这也是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的开头，因此，我们说，这一提问，构成了西方思想的传统。

对此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回答是这样的：所谓好，并不是指好财、好色、好德，而是指一个“好的城邦”，换句话说，所谓对于好的追求，就是对一个“好的共同体”的追求。

这与孔夫子的思想学说，可是很不一样哦！

那么，什么是好的城邦、什么是好的共同体呢？柏拉图说，那就是一个以公共财产为基础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人”呢？所谓好人，就是城邦的护卫者，同时，他们也是城邦灵魂——公共财产的护卫者，因此柏拉图说，他们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

柏拉图说，建立一个城邦的前提，就是必须拥有公共财产，公共财产，既是城邦存在的前提，也是城邦的灵魂。而城邦的护卫者，就是那些为了守护公共财产而舍生忘死的人，他们没有私有财产，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城邦的灵魂——公共财产。

他在《理想国》里这样说：

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作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者辅助者中间去。

随后，柏拉图又进一步提出，城邦的护卫者既然以护卫公共财产为天职，那么，他们自己就必须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就必须是过着共产主义生活的人：

如果要他们作优秀的护卫者，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住处能行吗？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私有财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吃同住，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意见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他们不应该让它同世俗的金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敢接触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处一室，他们不敢在身上挂一点金银的装饰品或者用金杯银杯喝一点酒；他们就这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他们的国家。

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者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能再作政治的护卫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化变质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会图谋打倒他们；他们终身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甚于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这段话可谓发人深省。无论我们是否应该把柏拉图这些话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理想国》中的这段话，确实就是后来一些著名论述的起源，诸如“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以及——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即是最大的腐败。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理想国》里的这段话，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先锋队的思想，当列宁和毛泽东反复强调——保持共产主义觉悟和品德，乃是保持先锋队不蜕化变质的根本所在时——他们的思想完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图/法制网

那么，城邦为什么会衰败？政治为什么会腐败？护卫者和治理者为什么会脱离群众，并被人民所抛弃呢？

这就是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面对的问题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城邦的衰败，护卫者脱离人民，从制度上说，乃是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脱离出来的必然结果，是因为经济的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由此便带来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对于生活、过日子的追求，代替了对于“好的生活”的追求。

在《政治学》中，亚里斯多德继续了柏拉图的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亚里斯多德指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有赖于我们正确区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好的、优良的生活”。而从这里，便引出了亚里斯多德对于“什么是政治”的著名定义。

亚里斯多德说：人们知道的只是生活，但政治所却追求的，却是好的、优良的生活。

什么是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之间的思想联系呢？柏拉图说，所谓好，就是对好的社会、好的共同体的追求，而亚里斯多德则说，这样的追求，也就是政治的追求。

因此，亚里斯多德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治的标准，不是指商业的、军事的、法律的标准，因此，当我们谈到城邦政治的时候，就必须明确：城邦不是军事共同体，不是商会，不是公司，不是法律共同体，城邦生活更不是家庭和家计，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政治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于公共事业，而城邦的道德，就是公德，城邦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市民。

在城邦里，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政治统率着经济，而不是为经济所统治，在城邦里，经济活动附属于政治活动，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居于政治之上。

卢梭所要重新发现的希腊-罗马精髓，其实也就在这里。

什么是公民呢？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公民，就是城邦的护卫者，他守护着城邦的财产，同时也守护着城邦的灵魂。他也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说明为什么斯巴达^【2】人是公民：

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里去感谢神灵。这样的人就是公民。^【3】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对人类未来的人文主义畅想与虚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首先是历史的产物，共产主义制度因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它曾经是希腊城邦制度的重要内涵，而精通拉丁文、希腊文的马克思，首先是从古典文献中，读出了共产主义源远流长的传统。

实际上，只有那些对西方文明及其传统完全无知者，才会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独自发明的异端邪说，充其量不过是对未来黄金世界的人文叙事、人文幻想。

实际上，如果对于希腊文明没有了解，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城邦，什么是共产主义，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了解，就不会知道：共产主义深刻地内在于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中。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于人文主义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从来对于建立在幻想、想象、灵感之上的叙事不感兴趣。对马克思来说，所谓“未来学”其实与占星术一样，根本就不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必须将自身建立在对历史运动的分析之上，未来不是想象的结果，因为未来展开的前提，乃是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矛盾运动。

而这决定了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

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这样指出：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级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说共产主义乃是植根于人类历史的“历史运动”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在青年时代的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是在历史中存在、并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共产主义也是人的一种内在欲求，是植根于人们天性中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人的“初心”。

而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这种信念，或者说“作为信念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来自希腊-罗马，也不是来自单纯的历史经验，而是来自道德哲学，并深受康德的启示。

“什么是好的制度”——这是一个古典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现代问题。而“什么是人的天性、天命”，这却是一个康德的问题，也是一个现代的问题。因为康德就代表了这种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向——有人把康德所谓的“哥白尼转变”，称为从外部向内部的转向。

在康德看来，人的天性、天命、“初心”无他，就是自由。所谓自由乃“天赋人权”之说的根源，就在于此。

必须强调的是，康德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精神自由或心灵自由。他说，“心灵的两种能力亦即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就认识能力而言，“自由是唯一我们先天知道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人类的认识作为可能性，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就欲求能力而言，首先必须区分物质、肉体的欲求，与精神的欲求之间的根本不同。康德说：

同一个人，可以把他只到手一次的一本对他富有教益的书未经阅读就退还，以免耽误打猎；可以在一场精彩的演讲中途退场，以免进餐时迟到；可以抛开由他通常很看重的理性交谈而来的消遣，为的是坐到牌桌旁；甚至可以拒绝他通常很乐意周济的穷人，因为他现在口袋里剩下的钱，刚好够买一张喜剧门票。---如果一个人只关心生活的惬意，他就不会问是知性表象还是感官表象给他带来快乐，而只是问这些表象在最长的时间里给他带来多少和多大的快乐。

在康德看来，物质和肉体的欲求就是快乐和享乐，这种快乐难以持续，人们追求快乐，往往徒生烦恼。而精神的欲求所指向的才是“幸福”。

那么，什么是精神的幸福呢？

精神的幸福就是“利他”的欲求。

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更认为：这种利他的欲求是先天的，也就是人之“初心”，而这就是道德的基础，或者说是先验的道德。

 

 

康德 图/搜狐文化

道德为什么是先验的呢？

康德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道德，这不是用经验能够描述的，正如在经验的世界里，只有各种各样的叶子，而没有“树叶”这种东西一样。而我们只能从人类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才能认识什么是道德，才能明白道德为什么是人类的“先天能力”。

他说：如果仅从眼前看，人类似乎是利己的，是把他人当作手段，把自我当作目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人类历史的总体视野看，如果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人类就好像是在盖一座大房子，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劳动，但只有最后一代人才能享受住进这所大房子的幸福，于是，正是从人类整体历史角度看，我们才能发现——为后代、为他人而工作，这乃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本能，是其先天能力。

其次，康德强调：这种先天的道德能力，与后天的道德律令和道德约束不同，后天的道德律令和道德约束，必须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而先天的道德能力，则完全发自本心，发自初心，它不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评价。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谁比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得更为清楚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批注中，这样区分了先天的道德欲求，与后天的道德约束：“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

“功成不必在我”。日本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曾经说过，“立言者，未必即成千古之业，吾取其有千古之心”，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说过：“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则奋吾力以救之，至剧烈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洽，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过的名言。他还说过，这种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去做，对于个人而言，似乎等于什么也得不到，但如果这样去作，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就是康德、马克思和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真正的“幸福”——“精神之幸福”。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去作，确实也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可以得到他人的承认与赞美，起码死后会获得一个好名声。实际上，这样说的人就是黑格尔。黑格尔与康德不同，他认为所谓精神的欲求，其实就是人们“希望获得他人承认”的欲求，即我们努力工作，乃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赞美，起码是为了死后获得一个好名声。

但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想必绝不会赞成这样的看法。

康德有一篇名文，就叫《死者的好名声》，其中这样说：追求精神之幸福，乃人之天性，因此便是人之初心，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一个追求精神之幸福者死后，人们可能赞美他，也可能诋毁他，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乃是——人们能否从那个“追求精神之幸福者”的人生中，参悟“追求精神之幸福”乃至高之幸福，能否通过对这个人一生追求的思考，获得对于人的天性、人之“初心”的觉悟。因此，那些赞美他的人，并非是在赞美他一生的功业，而是在赞美人之初心，是在赞美精神追求之幸福；而那些诋毁他的人，也并非在诋毁他的事业，而是因为他们泯灭了初心，他们那样做，就是在诋毁精神追求之幸福。

在“初心”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歪曲、或者矮化了康德所谓精神的欲求，而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却是与康德一致，并因此而批评黑格尔、泡尔生的。马克思、毛泽东与康德一样强调“先天道德欲求”，与“后天道德约束”之间的不同。因为在康德、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这种先天的道德能力，是完全发自本心的，是完全发自人的初心。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讲马克思。

在父亲醉酒闹革命事件发生后一年半，马克思完成了学业，参加了毕业考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保留下来的最早的马克思作品，就是他的宗教和德文课程试卷。

尽管除了希腊文、拉丁文之外，马克思选择了法文而不是希伯来文作为他的第一外语，但宗教试卷还是体现了马克思在宗教方面的思考与造诣。

宗教考试是命题作文，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4节，讨论信众与基督的统一”。马克思对于宗教的理解具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即认为宗教共同体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形式。他从基督教兴起之前的共同体形式开篇，称那些共同体虽然也发展了文化、艺术与科学，但“即使最伟大的人物——天才柏拉图——也在不止一个场合谈起过对更高存在形式的深切向往，认为只有这种存在的出现，对真理和光明不停歇的追求才能得到满足。”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里，蕴涵着强烈的希伯来色彩：苦难、罪恶与复仇，那么，在他青年时代的宗教作文里，推动人类“不停歇追求”的宗教因素究竟是爱，还是斗争与复仇，却尚属语焉不详。

令人惊骇的是马克思德文课的论文，题目就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正是这篇文章令校长维滕巴赫特大为震惊，大加赞许。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开头说，选择职业的出发点，首先不应该是“人文精神”。这也就是说，青年人不应该根据灵感、幻想、感情的浮想联翩来选择职业。

其次，青年人不应该根据时尚，追随社会评价来选择职业，马克思说，这意味着选择职业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虚荣心”，不是博取他人的赞美。

而当摒弃了人文主义的想象和后天道德律的约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所应该遵循的，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声音”，就是“最深刻的信念”，就是先天的道德欲求。

马克思这样写到：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

不过，马克思接着说，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追求“内心深处的声音”，以实现自己先天的道德欲求为目的，这虽然不能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也是极为艰难的：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他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马克思说，因为发现初心，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这是一种把自我和人类拯救出来的救赎，因此，青年人选择职业，便是一个完成人类和自己的“天性”的行动，即青年毛泽东所谓的“自完其心，自完其性”的行动，这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聆听初心、选择初心、聆听先天道德法则召唤的行动，当然，这种先天的道德法则，就是“利他”。

于是，这篇文章，几乎就是突然间，以飘风骤雨般的宣言式语言奔向了结尾和结论：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学家、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

里尔中学打下的教育基础，也注定了马克思后来的学术取向。

当青年马克思通过希腊-罗马经典，深刻思考历史上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时，他也像康德和卢梭那样充分地认识到：“公民道德”是与城邦政治和城邦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创建是——能够通过宗教的批判，把宗教的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进而把教会理解为一个经济体系，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创建，就是——能够把道德问题与政治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系，所谓“公民道德”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如果没有一种道德体系的完善，就不可能有一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系，道德体系并不是政治经济体系自然的产物，没有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一个良好的经济政治经济体系即使产生了，也难以为继，难免昙花一现。

当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存在，取决于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精神品德的“一代新人”时，他的出发点既是青年马克思的，也是康德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共产主义是一种面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运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共产主义信念，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精神欲求，是人类之“初心”。从这个意义上，那些前赴后继的人们，不过是自证其心，自完其性。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革命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红旗始终在历史的运动中飘扬，动力就在你心中的一念觉悟。

1930年1月5日，春节将至，在闽西一个叫作古田的地方，毛泽东这样写到：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注释：

【1】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37页。

【2】斯巴达，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斯巴达人勇猛好战，纪律严酷，历史上曾占领整个希腊。“斯巴达”本义为可以耕种的平原，与《商君书》中的“农战”近似。

【3】卢梭，《爱弥儿》（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