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习总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重要讲话。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又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热点话题。笔者个人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导向问题。也就是习总所指出的：“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这里仅就苏联解体谈谈这个方面的情况。

就苏联来看，似乎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颇为重视。在斯大林时期，便设定了所有的高校都必须要上三门思想政治课，师范类的还要多加一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又把高校学生都必修的思想政治课程从三门增加到四门。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表示要狠抓思想政治工作，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课时进一步增加了。尽管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越来越多，但是其不仅没能成为捍卫苏联政权的主阵地，反而成为了推动苏联解体的急先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就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导向出现了偏差，不仅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苏联的高校思想政治课正是鼓动学生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推手。这里仅仅谈一谈苏联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的变化，相信大家就明白了。

苏联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赫鲁晓夫时期。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内容和整个体系改动不多，但对于整个思想政治导向却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其主要的变化有两个。第一是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中，大幅度的增加了批判所谓“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内容，要求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斯大林乃至整个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以至罪行。第二个则是把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理论塞入了高校的哲学课本，认为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在核战争的阴影下，通过议会竞选实现和平过渡是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这两个变化使得所有接受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生普遍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好，西方的多党竞选模式比较好。这和斯大林时代强调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导向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高校思想政治课的第二次变化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在1971年，苏联的高校思想政治课进行的比较大的内容改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而言，一方面课程的名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更主要的是，其内容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赫鲁晓夫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仍然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不过是认为在核战争阴影下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和平过渡。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哲学课本里，对于西方的人道主义仍然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次改动以后，几乎把阶级斗争的内容全部删去了，而大量地增加了人道主义的内容。通过这一次替换，虽然苏联的哲学课本名义上还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甚至有意地突出了列宁的名字，但实际上，不仅距离列宁，而且距离马克思的哲学是越来越远了。其基本内容已经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所谓人道主义普世价值没有什么区别了。

高校是思想政治课的第三次变化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在1986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哲学课改革，最终形成了《哲学导论》课本。这个课本的整个课程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足以两大部分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板块变成了以人为中心一线贯通。全书分为十九章。其中除了一至五章讲哲学的一般观念和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哲学史以外，从第六章起分列为《存在》、《物质》、《发展》、《自然界》、《人》、《实践》、《意识》、《认识》、《科学》、《社会》、《进步》、《文化》、《个人》和《前景》等章。教材编者强调，人的存在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理论出发点，必须彻底批判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教条主义观点。不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人的存在高于一切。因此，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其最后一章结论的标题就是《人道主义哲学和哲学人道主义》。就这些内容来看，其名义上虽然还挂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牌子，其实已经几乎公开地收集了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

就其具体的内容来看更加不得了，此书开宗明义，大谈所谓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教条主义对哲学的严重危害：

第一,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这一方面压制了人们对新的现实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以及对教条化状态进行斗争的任何企图;而另一方面,又责难哲学家们脱离实践,离开对迫切问题的研究,搞繁琐哲学。这就出现了虚伪性。实际上这种行政命令体制并不要求哲学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沉思,而是要求为之辩护;不要求勇敢地预见未来,而是要求证实现行政策和事后论证已通过的决议。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性原则,从而就排除了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过程进行理论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它不能不陷入教条主义和繁琐推理。所有这些也就不能不反映在哲学教科书和一般哲学著作中。

第二,缺乏民主和公开性。在个人崇拜时期只许一个人—斯大林发展哲学。斯大林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特征”和“生产特点”给任何独立的哲学思维确定了硬性的界限,谁越过了这个界限就会加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制造了新的政治气氛,曾为哲学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推动力,哲学界的思想明显地活跃起来。但是在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推动力后来不仅没有强化,相反逐渐地停顿了,因为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继续在发挥作用。只有在批判这种体制,并消除其对社会精神生活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才能把哲学推向前进。

第三,自绝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之外。在这个时期里,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都变成了全盘反动的庸俗化思想,起着消极的作用,并认为苏联认识世界哲学的任务在上世纪的中期就已经完成。因此,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了解甚少,更谈不上去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了。

最终，此书得出的研究结论自然也很明确。就是强调苏联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破除那种阻碍社会生活民主化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充分吸收西方有价值的东西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只有彻底摧毁苏联体制，才能实现哲学的发展。

苏联的其他的几门高校政治课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苏共党史等，情况要比哲学更加糟糕一些，可以说在攻击社会主义体制和反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加赤裸裸。

很多人说，苏联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败了。然而，如果要是我们看一看其大纲与教科书，就会发现其宣扬的东西不仅没有失败，反而完全成功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治课，反复而且越来越露骨强调必须彻底清算个人崇拜的危害，必须彻底摧毁体制。这目标不是完全实现了吗？至于他们所说的所谓社会主义多元化，教科书的编者后来也承认，只不过是时机不成熟，所以不方便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删掉而已。

就苏联的历程来看，高校思想政治课关键问题是坚持什么样的方向。方向错了，越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危害性也就越大。中国高校的情况虽然没有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严重，但是恐怕“姓马不信马”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悲剧未必不会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