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鞍钢宪法”与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

点击：作者：张明来源：产业人网发布时间:2016-12-16 16:42:56

中国现代管理学发端于中共的三大作风，“鞍钢宪法”是其在工业管理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不断“变革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鞍钢宪法”在中国的曲折，实质上是小生产意识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抗拒。“鞍钢宪法”的“出口转内销”吸收了发达国家现代化管理因素。中国制造的崛起说明，“鞍钢宪法”精神在市场经济中有更大的活力，可以代表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民族复兴，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新的民族自我意识，中国的学者比任何时候都注意中国话语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学科研究涉及中西比较的学者显得更为敏感和迫切。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自这个论断提出170年来，起步于农业、人均寿命仅为35岁②的中国在近七十年取得的进步更为突出，相当于跨越欧美一、两百年。

英国剑桥中国创新研究院的教授李华提出：“中国伟大的变革实践可以而且应该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中国学。蕴含中国创新和中国管理的中国学，可以而且应该能够阐释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故事。” ③

长期在中美两国商学院教授创业管理的教授斯晓夫认为：“讨论建立中国管理理论，中国重大实践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其中如果研究者不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要建立中国理论是不可能的。”这些，均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成功本身就是经天纬地的管理学、成功学的杰作。建国后，怎样把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到中共全党陌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战线?还是要运用中共建党以来长期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探索总结。“鞍钢宪法”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的在工业企业管理中的产物，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型。从中共党建思想到“鞍钢宪法”的提出，再到“鞍钢宪法”精神在中外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它恰好记录了中国管理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拐点的轨迹。

管理学属性与“鞍钢宪法”的产生

1979年，蒋一苇教授提出《企业本位论》，指出企业管理既有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属性，也有人与物(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关系的自然属性。随着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提出，企业管理的多重属性也被逐步认识。

在此之前，早在六十年代“鞍钢宪法”产生前后，中国领导层就已认识到，在管理学的社会属性中，所有制起决定性作用，而“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④这个思想和泰勒强调管理方单向、僵化的话语权的“理性”主义截然不同，泰勒制在发掘劳动者生理潜力中强调以“准确的科学研究和知识来代替旧式的个人判断或个人意见”⑤。 “鞍钢宪法”前后中国的工业管理思想比彼得·德鲁克命名的后现代管理流派对泰勒制的纠正早了20年。

本文重点分析“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条件下的管理特点及演变，所有制对管理的作用及其特点非本文重点。

新中国建立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毛泽东四十年代在延安的计划：去美国体验观摩现代化大工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公有制企业逐步建立，在面临采取何种管理模式问题上，受当时国际环境所限，农业大国中国自然只能向苏联学习。

苏联成立以后，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在摸索中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当在俄国研究和传播泰勒制，有系统的试行这种现代管理学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 ⑥当时，世界上基本崇尚上世纪初源自美国的泰勒主义科学管理和福特制，在工时研究、分工与专业化、标准化、员工培训、职能化组织设计等方面的改革，明显划分了计划与执行，管理与被管理的界限，有效解决了工人阶级的怠工反抗同时，建立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科学规范，提高了企业效率，促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巨大变化。

回顾苏联走过的路程，可以看出，苏联在吸取泰勒制的过程中，侧重了明确分工以提高企业效率的方面，但对资本主义企业掩盖管理被管理者的矛盾缺乏警惕，在社会主义企业出现了忽视群众作用、强调精英专家阶层的简单管卡压倾向，这个倾向也为苏联以后出现的特权阶层埋下隐患。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对工业显然是陌生的，但是老一代的中共中央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不照搬，不迷信，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简称“鞍钢宪法”，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

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总结推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工业战线的经典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经中共多年实践验证的领导方法，更是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方法，它既是人民史观的演绎，更是群众作为实践认识主体在企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归纳。“鞍钢宪法”从纠正突出精英的苏联“马钢宪法”入手，抓住了决策者、专家和群众的关系这一管理学精髓，从管理学角度，开创了全方位进行、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使得中国在研制两弹一星中，在大庆奇迹的建立上，在初步建立工业体系的创业阶段，在质量、安全、可靠性管理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几十年后，当“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者们深思一个具有“二律背反”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发扬个人自主性使企业趋向良性运转呢”⑦的时候，“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不断变革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管理思想作为中国管理学的起源，在二十年前就已提出了解决的方向。

“鞍钢宪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传播与创新

“鞍钢宪法”在全国传播后，也对东邻日本的管理思想产生直接影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其生产力效果可以产生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制度的影响。

“鞍钢宪法”的作用，首先是在质量管理上体现的。美国管理大师戴明将一系列统计学方法引入美国产业界，以检测和改进多种生产模式，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局限在企业少数质检人员中，在美国并未取得突出成效。怎样成为企业整体行为?日本人从“鞍钢宪法”中找到灵感。

日本质量管理大师石川馨指出“TQM(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学习和借鉴‘“鞍钢宪法”’文本的产物。”他认为，“日本的QC(质量控制圈小组)，实际上借鉴了中国的“鞍钢宪法”。”日本经团联会长、新日铁社社长稻山嘉宽说：“办日铁社，就是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就是向‘“鞍钢宪法”’学习的。” ⑧ “鞍钢宪法”的管理创新不仅成为著名日本“丰田模式”管理思想的源泉，在全盘吸收了美国的以数理分析为主要工具的质量管理基础上，聪明的日本民族又引入“鞍钢宪法”的灵魂，从资本利益最大化着眼，调整管理活动中人际关系，一改泰勒制和福特流水线将工人沦为脱离思考的流水线奴隶的弊病，到1985年，不仅汽车产量超越美国，特别是开创了震撼世界的全面质量管理，成就了几十年的“日本制造”奇迹，时至今日锋芒犹在。

“鞍钢宪法”思想通过TQC全面质量管理等方法在日本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半个世界以来泰勒制和福特流水线与工人的矛盾，必然影响到欧美现代管理学。在丰田模式流行的前后，西方“管理丛林”和以后的后现代管理学也先后形成，这些理论针对泰勒制对生产力的约束，对工人人性、民主有所重视和让步，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西方管理学取得一席之地。而这些理论多少受到了“鞍钢宪法”的影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认为“当今天的很多管理者对‘丰田管理方式’、‘装配岛方式’、‘后福特主义’、‘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等趋之若鹜时，孰不知，早在50年前，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就诞生了这些理论与管理法的精神母体——‘“鞍钢宪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 Robert Thomas)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⑨

“鞍钢宪法”经”外销“日美，经过充实、整理和包装，作为当代先进管理科技，在改革开放以后“内销”中国，例如八十年代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界大力推行的数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另一方面，“鞍钢宪法”所代表的全员团队思想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传统，在中国管理界有着深刻的思想烙印，无时不在，当今凡是成功长久的中国企业，无论什么所有制性质，无论自觉意识，还是实用主义，大都重视职工主体作用。我们可以时常看到外商对企业内中共党组织或工会组织动员骨干依靠群众予以肯定支持的新闻报道。所有这些，为中国制造的崛起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许多介绍华为的文章焦点对准了技术创新，往往忽视了任正非所创新的企业模式，所具有的“通吃”中西方的尖端意义。在华为，管理实践发展丰富了“鞍钢宪法”，无论是华为的基本法，还是进入华为内部网，可以看到IT行业“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热烈局面。可以看到在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数万博士硕士是怎样相应任正非号召，向实践、向群众学习的，又是怎样“运用马甲”，指点企业事务，如任正非嗔爱欣赏所言“胡说八道”的。打开“华为家事”网页，往往可以看到“从**看华为官僚习气和IT能力”，“华为如果再遇到生死危机，还会有人心么?”“***正在组建中，想听取大家的意见”诸如此类的讨论和思考。不评价具体内容，但可以看到实现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⑩

华为17万职工，有8.2万人拥有华为股权。根据新华社记者对任正非的访谈录，2015年新增收入的75%由劳动要素享有，而股东仅享受25%。在按资分配的股份制制度中任正非探索按劳分配，把自己当初两万元起家的私营企业绝大部分产权分给员工，形成独特的以共有共享的强大激励制度，奠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活力充沛的人际关系，解决了此前中西方均未能持久解决的公平与效率的悖论，令企业规模逼近世界行业龙头。

如果说华为是在企业内部变革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走出了新的路子，华为与用户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法，和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小米科技以“米粉经济”的方式把这种变革扩展到消费者，实现了管理者、专业人员、员工与消费者的结合，把调整人际关系扩大到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

以客户为中心，是非垄断企业在买方市场形成后的被迫行为。而华为把供应链的客户、合作者、供应商、制造商视作命运共同体的运作，小米在产品、品牌、服务、设计、新媒体营销几个方面，成功培育消费者的“参与感”⑾，均反映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对管理方式的变革，是对产生在传统工业阶段、依靠群众的“鞍钢宪法”的丰富和创新，它们以惊人的企业扩展速度体现了最前沿的管理方式。

“鞍钢宪法”的广义管理学意义

从泰勒制到“鞍钢宪法”思想在日本的成功，到源流继承的相对正视人性、民主的西方现代化管理方法的提出，再到华为的“命运共同体”，管理效率不断提高，验证了毛泽东关于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调整人与人关系将推进生产力的思想。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变迁的说明，企业人与人关系的调整，统帅着生产工具飞速革新中人与物的关系，无论在流水线、机电一体化、自动化和已经到来的智能化、云数据不同的阶段，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有效的。而“鞍钢宪法”，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企业管理，也在于广义管理学。

1.它肯定了一个社会、一个企业员工的主体地位。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制约了官僚主义，它令专家精英联系实际。

2.在管理行为中，对管理的不同阶段、不同位置的主体，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实行动态的“换位体验”、“换位思考”，消弭管理系统在管理活动中因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最常见分歧和内耗。

3.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令管理活动始终处在无止境的改革创新中，以适应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源无止境的不断更新。

4.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成为业务流程再造、为企业各种决策的群策群力、为“上下同欲”的目标管理、为尊重、关心人的行为管理、为共同应对企业内外部市场变化的权变等种种管理流派提供了共同的条件，因而成为这些方法的源头。

5.它所体现的调整与管理相关的人际关系的思想，通过组合管理者、专家和被管理员工以至服务者、消费者等各种管理要素，产生系统功能大于系统要素之和的作用。

“鞍钢宪法”着眼于管理行为中人际关系的调整，使管理活动始终成为一种开放系统，成为一种学习型组织，因而它适用于一切产生管理行为的范畴，它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为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献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瑰宝。

为什么““鞍钢宪法””会出现、发展在中国？

1.历史的逻辑性。

从广义的管理学来看，中共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优秀的管理思想和领导方法，为五分之一人类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验证。而“鞍钢宪法”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在工业企业的体现。战争年代，依靠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长期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中形成的官兵平等，“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⑿，在各大野战军形成官兵参加的“诸葛亮会”传统，群策群力，攻难克艰。建设时期，走向各行各业领导岗位的原军队领导把中共的群众路线和人民军队的传统带到管理岗位上，除了在政治上看作中共不变质的保证，在工业实践上既是对苏联专家精英治厂路线的反思和纠正，也是企业充分优化资源，提高效率的必由之路。是力求尊重科学，尊重群众科学统一的探索。因此，在“鞍钢宪法”产生以前，许多企业就出现过性质相同的群众参与管理的形式。今天由外国人命名的QC小组、“头脑风暴法”，来自“鞍钢宪法”中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其最早溯源于人民军队群策群力的“诸葛亮会”。

2.文化的逻辑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贵和持中的民族。从和到合，它强调组合、结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⑿从甲骨文多次记载“王立中”，到《周易》卦爻尚中，再到孔子的中庸，中华文明将一般文明对中的政治崇尚抽象升华为文化方法论，形成了中华文化贵“和”尚“中”、不极端的思想精髓。

关于中和哲学，自古至今，专家精英高论甚多，此处只谈谈山野村夫、村姑老妪的表达。中原不消说，从西北华北到东北，通用一句俗话，“中不中?”“中!”“中”是汉语的万能褒义词，代表好、美、妥、行、和谐、团结....等一切正面意思的词汇，如粤语把“我爱你”说成“中意你”等。这就是说，中和哲学是渗透入中国人血液的灵魂，中道思想是中国人何以称中的基本依据，这是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古文明的重要原因。不极端，各尽其所，在集体中每个成员的特长个性得以发挥，就会不断产生成果，“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鞍钢宪法”两参一改的核心是三结合，既是管理的出发点，又是管理的方法论，它把管理与被管理的静态矛盾转化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解决矛盾，发展创新的运动过程，最为生动的体现了管理学中的中和思想，因此具有久远和广泛的影响。这是“鞍钢宪法”产生在中国的哲学文化根源。

“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与光明未来

“鞍钢宪法”产生在新中国巩固政权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生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之中，以小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观念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抗拒，这种抗拒以空头政治，政治标签，泛斗争化为形式，表现在对一切规章制度的排斥，不尊重科学，忽视对个性的保护，形成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中的无序。它的实质，是用群众路线卷起的小生产意识抵制社会化大生产规则，最终破坏了“鞍钢宪法”自身的合理内核而脱离了广大群众。这在以80%文盲为起点的农业大国是难于避免的。其中一个倾向是，对知识专业人员的歧视，这种倾向受到暮年毛泽东的批评:"老九不能走”。特别是在工作重点转移前后，受到中共党内最先体验西方文明的杰出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的纠正。如邓小平纠正了让专家脱离专业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左倾倾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工作重点转移后，随着对一些过去理论的“彻底”否定，“鞍钢宪法”在主流舆论中不再提及。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推广现代化管理方法中，本身脱胎于“鞍钢宪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在贯彻全面、全过程、全员思想中，与扎根于广大企业中的群众路线、民主管理不谋而合，得到积极响应，企业班组中安全质量员、培训员、核算员等"五大员”"七大员”制度使得工人既是执行者，又是各管一方的管理者，QC小组的活动等，名称不同，精神一致，使“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在吸收了丰富的现代化大生产元素后，以更为科学化的形式魂归故里。

工作重点转移四十年来，一代人反思之前的斗争扩大化倾向，回归中和辨证思维，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进行哲学总结，结合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断对中国管理提出思考归纳，例如李华提出的”和式创新”理论⒁，陆亚东、孙金云提出的”合理论”⒂等，特别是”和式创新”理论，其拥抱矛盾，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的思想，表现了主动积极的创新精神，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共赢性的特点，即继承面对困难大无畏的精神，也是一种重视矛盾同一性的谨慎妥善态度。可以和当下习近平提倡的问题导向法结合起来总结。“鞍钢宪法”所体现的在所有制稳定条件下劳动者人际关系调整无止境的思想，可以为管理学界研究中国管理学话语权提供当代历史和现实逻辑。

进入新世纪后，以华为的”命运共同体”为代表，海尔的企业创业平台等新管理方法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后福特主义的管理内容，也在丰富着“鞍钢宪法”。随着中国经济向世界首位迈进，由出口转内销的“鞍钢宪法”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指导着企业的创新，中国管理坚持自己特色，荟萃人类文明，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鞍钢宪法”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

注释：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②John Ross(英)《中国在毛泽东治下取得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引自1949年发布的《中国人口增长》

　　③李华《【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及其现实意义》

　　④《毛泽东文选》第八卷1712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⑤ 1911年10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泰罗的辩护词

　　http://www.chinatpm.com/tpm/scxl_473_4891.html

　　⑥《列宁选集》第三卷，P511

　　⑦ 后现代管理思潮：探索管理的明天

　　http://www.doc88.com/p-994979264976.html

　　⑧杨继国魏鑫珂《““鞍钢宪法””对西方企业“管理革命”的影响研究》

　　http://articles.e-works.net.cn/qm/article107935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