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来看是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当然，中国的经济学科学者是从资本主义一个国家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经济学。但实际上，马克思《资本论》从一开始就关注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他最初关注经济学问题时就是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争论中。而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不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而是国际经济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并不是从国内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的，而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研究资本问题的，因此关于马克思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不在场”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参见拙著：《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不过，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是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的研究。那么，当今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回应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的文献，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传统的经济学问题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剖析，包括生产与消费、收入与分分配、计划与市场、所有制关系、劳资关系等。假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这些传统的经济问题的阐释上，那么，既没有“中国特色”也不能体现有何“新”意。因此，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要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尤其是要关注当今中国面临的经济现实问题来构建开学科的科学体系。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向比较：

第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发展与政权稳定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回答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必然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揭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科理论。然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前提的，因此，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回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的稳定性。经济发展以后，民众自然会对更多的权利提出诉求，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增加政治维稳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也要回应政治民主问题。也就是要回答在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福利水平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如何克服资本的本性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马克思只是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本性，没有机会考察社会主义条件的资本的本性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本性是否也是唯利是图呢？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本性也是唯利是图，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克服资本的本性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是无法克服资本的本性的，因此，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样，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因此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假若社会主义主义制度也无法克服资本的本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在走向物质极大丰富的过程中，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然而，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如果中国的改革出现两极分化，那么中国的改革就走向了资本主义，改革也就失败了。所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要正面回答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规避资本的本性，即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引导资本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第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回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虽然也详细地研究了劳资关系，但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是对抗性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无法解决劳资矛盾，资本逐利的最终结果是劳资双方的两极分化，并由这种两极分化走向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是对抗性的劳资矛盾和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因此，在马克思时代，对抗性的劳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然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要回应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劳资关系。这种劳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如果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两极分化和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化。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就丧失了其优越性。因此，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理论上阐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矛盾的非对抗性问题。

第四，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回应社会主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没有提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拉美地区、东南亚各国都曾面临此问题，有的国家从经济收入上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则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这些国家都没有从政治权益上来思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结果，即便是在经济上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后来也因政治权益之争而使国家陷入街头政治的动荡之中。阿马蒂亚·森认为，真正的贫困是政治权益的贫困。那么，这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使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且，还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等权益。也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福祉水平的提升和政治民主。

第五，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的周期性问题是难以克服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是否受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也陷入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这关键是要看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于哪里呢？社会主义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张、殖民掠夺来获得就增长的动力，从而把内部问题转移到外部。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也可以拓展世界市场，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拓展国际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过，中国绝不可能进行殖民扩张来获得积极增长的动力。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哪里呢？一是制度创新，即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能否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顶层设计能呢？二是科技创新，即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解决科技创新的理论问题、制度环境问题等。

最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解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基本上不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环境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转型，从全能型政府走向政府与市场、社会分工的制度环境。因此，政府与市场究竟在经济领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在中国确实建立起来了，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始终没有完全定位好，有时越位，有时缺位，有时错位。因此，长期来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究竟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还是国进民进，这个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搞明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能模糊这个问题，使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缺乏理论支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永远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源，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毕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欧洲资本主义为时代背景而创立起来的，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则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关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既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回答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客观上留下诸多理论空间。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有一种理论勇气来进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