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近平总书记念念不忘天下为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天下为公”。2016年11月21日，他在秘鲁国会发表题为《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他再次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大概是他十八大以来第6次引用此句。2013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提出５点要求。

      “第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严格管理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为全党同志树立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的榜样。”这是要求中央领导同志有天下为公的胸襟并且要做廉洁奉公的榜样。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他引用中国古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主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第一次对外国人说这个，天下为公才有国际关系民主化。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最重要的国际场合，把天下为公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理想抱负，有“舍生取义”的慷慨与胆气，这种“义”即为“公义”，也即是古人推崇的“大道”。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习近平给“道义”赋予了时代的意义：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国国情，放眼观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客观公允，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献计出力。

      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对此矢志不移、无比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天下为公”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天下为公”就是蕴含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标志性基因。

      二、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历史来源的认识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是当前流行的一个说法。其依据是《乌托邦》一书的完成时间。莫尔的这本不朽之作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写于1515年至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用拉丁语写成。

      我们要真正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走出西方中心论，立足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重写社会主义思想史。

      我认为，如果从提出“天下为公”算起，中国社会主义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样说经典依据来自毛泽东在1958年12月7日、10 日写下的对三国志《张鲁传》的两个批语。在第一个批语中，他指出：“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陵为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之位，创立天师道（因其入教需缴纳五斗米，后被蔑称为五斗米道）。142年可以说是有了初步实践的年份，其意义如同巴黎公社。在理论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可以确定为西汉戴圣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小戴生卒年不详。他参加了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参加石渠阁议的都是大儒，认为这之前戴圣已经完成了《礼记》应该问题不大。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了。

      中国文化是融合性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是存在于儒家与道教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在那个批语中也认为：“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批语虽然当时没有印发，但是今天去看，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史真是太重要了。社会主义在开始产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带有空想、原始的特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经过重新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外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基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社会主义就在中国蓬勃生长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共同开新面。禅宗是中国文化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改造创新的一个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范例。

      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共产党人，天下为公一以贯之

       孙中山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孙中山为何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这应该是他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他的理想、目标和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之中。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这就是《礼记·礼运》中所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源头就是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篇。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天下为公”的“公”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天下为公”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在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广。“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一个“民”、一个“共”，孙中山使“天下为公”开出了新面。在孙中山的理想社会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管理国家大事、享受平等幸福：“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现象，全国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实现就是做到了古人说的“公天下”。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没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孙中山这个蓝图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也是能够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天下为公”，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中华民族，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权，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他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辛亥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他把民生主义或称作社会主义，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或称作共产主义。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孙中山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孙中山也认识到，实现“天下为公”必须跟以天下为私的人作斗争。他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孙中山设想，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可见，孙中山也是有继续革命的思想而且有制度设计的。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里的革命显然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同志大部分背叛了他要求的这个革命和人民，少数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真正实现了他的嘱托，继承了他的精神，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孙中山先生深知人民是最伟大的力量，强调要实现革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他关心民众疾苦，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孙中山先生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他追求真理、矢志革命的力量源泉，是他奋斗不息、永不言弃的深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深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以人民立场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贯强调“立党为公”。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基础，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才能成为现实。

       （刘德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