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时代风云和理论风云的激荡中发展的，争论自是难免。首先，“看准了就干，错了再改”，做起来并不容易：既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也要看由谁来改，能不能改、怎么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来改，等等。总之，实践上相当复杂。其次，既然理论上和政策上“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实践上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往往就“咋干咋有理”，不管不顾，自由放任，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了。在这种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地方一度走上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道路，媒体上一声不吭，实践中私有化暗潮汹涌，以及实施了房改、教改、医改等一系列明显损害人民群众福利和根本利益的改革举措。这一切虽然具有大气候影响和某种必然性，但是毕竟加剧了社会动荡，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积累终于爆发了2004夏到2006年10月持续两年多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激烈的改革争论。这也是不平则鸣，势所必然。

       这次争论被称为“第三次改革争论”，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私有化、市场化引起两极分化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深刻背景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它与前两次争论具有不同的性质。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和政策争论的范畴和知识界领域，是一场全社会自发的政治争论，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前途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犯了众怒，民怨沸腾，不可小觑。如果说到理论，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场全民性口诛笔伐。正因为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社会集团和个人利益攸关，所以这次争论声势浩大，剑拔弩张，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场首先直接关乎大陆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争论，却是由一位有良知的香港学者无意中触发的。2004年夏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借“国退民进”的改革之机鲸吞国有资产，并建议停止以“民营”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触发了群众中对于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盛行的借改革之机，行瓜分之实的私有化浪潮的积愤，引起共鸣和争论。同样发人深省的是，在长达两年多的激烈争论中，参与其中的争论主体主要是网民而不是学者。郎咸平教授以其海外华人学者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无可挑剔的西方教育背景和国际水准的经济学家兼投资银行专家、财务专家的权威身份以及犀利、坦率的个人风格，多年来发表了大量切中时弊和卓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和演讲，理直气壮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不仅在中下层老百姓中赢得了众多喝彩，也引起了学界震动和高层的重视，并产生了政策影响。此人虽生长在香港，没有一丝殖民地学者的媚骨，更没有时下转型国家的恶俗，其胆识和才气过人，行文、行事和长相都漂亮。何谓中国无人？“郎君”以一介平民身份，俨然成为国有资产大义凛然、无可匹敌的“守夜人”，俨然一个民间“国资委”，“以一人敌一‘国’”，堪称国士。

       对于这场争论的具体情况，国内已有不少描述和分析评论。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提出有全局影响的一次会议和两个讲话加以简要的评论和分析。

      “一次会议”是指民间戏称的“小西山会议”。与国民党“清共、反共”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这种类比反映了民间对会议的政治定性。在十六大以来中央大政方针的持续调整和理论界、民间对于改革的反思日益深入的背景下，2006年3月 4日即每年的“两会”召开前夕，某体改研究机构在北京西山某山庄召开题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向研讨会”。从会议题目和某些组织的背景看，与“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研讨会”）酷似；从会议的某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这次会议确实不同寻常。例如与会者有一种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现在经济改革已经实际上结束，接下来需要在政治领域“攻坚”；政治“攻坚”的关键是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此，需要“军队国家化”；最后，中国的执政党没有注册，属于非法组织；等等。这些观点本身已不足评论。实际上与当年苏联东欧剧变时的极右言论相比，也是小巫之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表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发展和改革形势的复杂化，使得中国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下一步政治上向何处去的“摊牌”时刻：一方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战果，凭借多年积累的内外部势力和财富、权力优势，已经提出政权要求；另一方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党中央、政府和国家已经被逼入墙角，退无可退。这其实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改革自身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是势所必然的。但是毕竟“摊牌”的时刻来了，普通书生还是不免有些心惊肉跳。

       “一次讲话”是指 2005年7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所做的题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演讲。刘国光是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位为发展和改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鉴于一个时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泛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有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倾向”，提出我国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作为并行的基础理论课的“双轨制”做法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刘国光最具爆炸性的观点是提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权问题。他说，“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这一下点了要害穴位，也捅了马蜂窝，引起爆炸性和戏剧性效果。一面是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系统有关学者或集会或签名声援刘国光，另一面先是死一般沉寂，稍后则有几个重量级人物群起而攻之。刘国光讲话被写成简报，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肯定和重要批示。到底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儿。多半是受到中央领导批示和群众的鼓舞，11月23日，刘老先生二次亮相，又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谈到“反右防‘左’”问题，这就不是讲经济学和经济改革，而是全局性政治问题了。刘国光先生是一位兼有多重身份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在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明知讲话会有“严重后果”，甚至也明知可能“寡不敌众”，却能如此勇敢地披挂上阵，大有拼了老命也要奋力一搏的“廉颇气概”，除了引起我们后学敬佩以外，还应当思考其深刻的背景和政治意义。考虑到宏观背景，刘国光讲话不单是代表个人，也不单是在讲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改革的政治斗争中以学术形态表现出来的，代表一种政治力量的宣言。这也正是刘讲话以后，许多人辗转反侧，难以安枕之处：毕竟是在十七大前夕。至于一些“庸俗经济学家”还打铁烤糊了“零碎儿”——看不出火候，一直在窥测方向：看刘有无后台，有后台就拥，无后台就批，其实是对大局胸中无数，眼里只有势利，没有真理，只会跟风。

       学者如此，地方官员如何？2005年12月5日，某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为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先生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举办座谈会，省委两位主管领导出席。本人也应邀前往捧场。当时正是继“7.15”讲话以后，11月23日刘国光同志再次讲话激起国内各界强烈反响之时。我有意观察省内官员和学者的反应，结果是直到会议结束，除了满堂喝彩和逢迎之词以外，更无人对争论和讲话置一词。我被“点将”发言，已是最后一个。我说：“我参会是两个身份：既是学者，又与迟院长有旧。两个身份讲“两句话”：一是作为朋友祝贺获奖，迟院长勤奋和能量过人，几十年如一日，获奖是意料中事；二是此次颁奖正值学术界争论，作为学者，我支持刘国光。”虽说是“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毕竟“谔谔之士”讨嫌之至。果然，“乌鸦嘴”一叫，在场的教授官员，一时不知所云。好在都是场面上人，接着是领导总结，官话连篇，一条锦被，遮盖过去。如此一个省级大员、学者主办参与的会议，竟也言不及义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时下学术界生态的一瞥。

       这场围绕改革反思的争论持续了两年，一直限于理论界和民间范围，官方没有表态，所以地方领导人不表态，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的颟顸麻木，却在情理之外），只有2005年1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国光教授的“7.25讲话”，是否代表某种表态，不得而知。直到2006年3月6日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43）胡锦涛的这一段讲话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倾向性，所以被改革争论的双方争相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对此，刘国光的解读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体会，他讲的‘坚持改革方向’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能够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还说：“邓小平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邓小平指出，‘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倾向不是真正的拥护改革政策，它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人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不错，中国人民正是要反对这种导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要坚持的正是邓小平的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为方向的改革。胡锦涛同志此次在上海代表团发表了全面完整的重要意见，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表明了党中央的原则态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锦涛同志话音刚落，就有某方面的代表人物出来，继续散布有人否定改革，宣称要把‘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进行到底等蛊惑性言论。这也好，挑战书已经抛出，真理不怕争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44）实际上只要对胡锦涛同志的一贯思想和我国改革理论动态有所了解，并联系党的十六大以来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取向，就不难理解胡锦涛讲话的真实含义，也就不难判断，刘国光的这段解读和发挥是符合讲话原意的，现在十七大闭幕，“谜底”也揭晓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刘国光在这篇文章的脚注中给出了下战书的论战对手的名字和“战书”出处：是与他同台获得中国经济学奖的吴敬琏先生，（45）这一下赋予了争论以某种戏剧性色彩。第二，“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语出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曾为年轻时代的毛泽东引用。试问，如不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如无一股凛然冲天的正气和百万雄兵在胸，如何能信手拈来，敢用如此刚烈的诗句？又，刘国光老先生资历颇深，一向不苟言笑，老成持重，一般人根本不予理睬。刘老先生，笔者1990年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远东所中苏经济改革研讨会上曾有一面之缘。这样一个资历深、成就大而一向老成持重的耄耋老人，居然怒发冲冠如此，你能说事态不严重？

       此番争论的实质在政治上既已被刘国光先生戳穿，双方的脸皮也已经撕破，再争论下去不仅无益，而且无趣，因为再下去已经不是理论和政策的是非问题。所以在刘的讲话引起风波之后不久，媒体上的争论也就渐趋平静。但是，这也不过是外弛而内张，暗潮照样汹涌，一切正未有穷期。

    （节选自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新自由主义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