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朋友，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一进门，要我在嘉宾册上签名，我说我不是嘉宾，我是家人。第一，我算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老人，第二从专业角度说，我一直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工作，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员老兵。两老，老人老兵，因此我参加这个庆典非常亲切，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由于年龄关系，我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变化的全过程。可以说，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学习热情高涨的时期，也有不断被边缘化的时期。这个变化是我国思想领域中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反映。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应该好好研究。

解放初我在复旦上大学，马克思主政治课就是一门重要课程，当时叫社会发展史；后来我来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四门政治课是非常权威的有吸引力的课程。人民大学的夜大学主要就是学习四门政治课，非常火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及其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教员在高校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原因并不复杂，当时没有产生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经济土壤、政治土壤、思想土壤，也没有现在这样迅速的传播媒介。即使有些人有不同政见，在前三十年的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运动中，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开化的思潮。现在情况有些不正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员羞于在人前说自己是政治理论课教员，马克思主义在课堂、论坛、杂志和出版物边缘化的现象日趋严重。有的学者公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错误的命题：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才有用，说明它是错误的，不是普遍真理，反之，马克思主义既然中国化，说明它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经典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不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什么也不是，岂能不边缘化？这种看法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它不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普遍的，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的学说；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因为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是严格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看到这种马克思主义失声、失语、失踪现象的危险性。在他的多次讲话中，尤其是今年的“七一”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几乎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不忘初心中最重要的一条。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象，令人奇怪，似乎难以理解。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有大环境也有小环境。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低潮，西方尤其是美国推行的思想渗透等等，算是大环境吧，这个问题我不说。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有人叫社会转型，我说社会转型不太确切，前后三十年应该说是同一种社会，没有从一种社会转到另一种性质的社会去，前后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由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另一条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两个变化都是极其重要的变化。没有这个变化，中国就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也没有现在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与此相关的是，这种变化在人际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所有制多元化，是利益的分化，与利益分化相联系的是思想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另一条，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既有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可对人际关系和思想意识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重视钱，一切交换都通过钱，一切都需要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必然会颠倒了一切价值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看到了这种转变面临的道德困境。因为在由一个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关系，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松驰了，金钱关系上升了，而从道德关系来说，可以说会由一个非常诚实的社会可能变为非常不诚实的社会。

如果由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那何必改革呢？因此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同时发展，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做实，如果没有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就会由于失去它强大的经济基础而发生动摇；第二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空洞的修饰词，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性的具有创造性的新概念，它不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我看来，只搞市场经济，是容不下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需要法律、管理、会计、经融、投资，需要高科技，需要MBA\EMBA，需要各种最有利于资本高效收入的学科为它服务，偏偏不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吗？对，但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它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追逐最高利润服务的，恰好是以批判性科学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了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和它如何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以及市场经济的最后归宿。这种研究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更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主义的经济学说。这样说，那我们何必搞市场经济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在我们国家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纯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对社会主义是极端危险的，这种社会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如果单纯搞市场经济，可以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只需要各种有利于资源最有效的配置和资本最大效益的学科就可以，因此只在在市场导向下来区分各个学科，那高校的各门学科的冷热就会发生新的洗牌，文史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类的学科会被挤到靠边站。可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民族的发展前途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市场主体着眼的是利益，是生产物质财富，可社会主义社制度关注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稳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素质和民族的前途。市场经营者是不管这些的，你只要观察一下现实生活就知道，市场推销的广告哪一个不是乱花迷眼，不是催生人的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和奢侈追求的。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脱离它的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立足之地。我记起当年西方一位著名政治家对东欧一些所谓改革派说，我不在乎你们是否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只要接受我的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方案就行了。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所谓自由化，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谓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因为在他们看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是垄断的、非竞争的。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自由、民主、市场，我们都是需要的，但前面都有一个前缀词，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生命线。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忘记。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不走老路、要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在经济领域中一定要牢牢地把握这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条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有了这两条，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有了坚固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现象，也容易纠正。否则只能一败涂地，不战而降。

我头脑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改革对不对，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对不对，市场经济改革对不对？如果不对，我们的改革就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成就已经证明这一点。既然对，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乱象，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如此严重，贪污腐败、道德滑坡、价值观念颠倒，如何解释？这里存在个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制与治的问题。制，指的是基本制度；治，指的是治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在和同时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可是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如何？是否到位？这值得研究。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制度不会自动起作用。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的发挥，取决于执行者的治理能力和管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来没少强调治国理政能力的建设问题。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人把腐败以及社会中一些乱象，统统归罪于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归罪于公有制，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时，我就想起了这个制与治的问题，想起当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反驳一些否定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回归分封制时说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说，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即二世无道，实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我们当前一些社会乱象，包括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在于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的治理和管理不到位。例如对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我们没有有效的防止和治理方法，对市场失信，各种市场乱象没有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方法。管理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法律和相应的道德规范。市场必须管，必须治。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缺少、道德败坏，而且由于对现实问题不满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威信。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他们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什么新见解，而是由于社会乱象的不满连带引起的反应。

思想领域也是一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个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在思想和教育领域也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经济利益成为我们高校各个专业导向的指挥棒，成为我们思想领域的指挥棒，成为学习动力的指挥棒，成为杂志、出版社的指挥棒，在这种弥漫着拜金主义的社会氛围里，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不被边缘化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而是人类解放的科学。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为利益所捆绑，发多少应该如何重视的个文件都没有实效。最有用的就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依法实行有效管理的同时，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和宣传水平，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培养他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说句实在话，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么多思想政治课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工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什么样的状况呢？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员，我们可能不觉得他们有什么重要性，可是如果设想没有这些人，你们想想，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是怎么样呢？正反两方面的假设，有或者没有产生的政治效应，我们就可以懂这个道理。有，我们不觉得它重要，而一旦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就会重踏前苏联的覆辙。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二十周年是个大喜的日子。我迫切期待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改变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改变课堂失声、论坛失语的现象的排头兵，成为理战线的战士，成为既有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又有战斗意志的理论战士。应该说，成为这样的战士是光荣的，因为如同握枪的战士一样，我们也是思想理论战线的战士。不要只想当学者，当纯粹的学者。在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先要有一个理论战士的自觉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就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有大的格局、大的眼界和大的成就。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评价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术成就的标准，不应该是出版过几本书，发表过多少文章，而是他是否能以问题为中心、能解释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果只是空对空，除了自己偷着乐以外，我看不会发挥作用的。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评价标准，我看马克思主义某些现状是难以完全改变的。

谢谢！

陈先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