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金融海啸和世界经济危机再次证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金融不创造一个价值原子。本文在探讨信息经济引发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论证了现阶段剩余价值生产的新特征。作者指出，信息经济极大地提高了脑力劳动对价值形成的作用，是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场革命，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效率，但是或劳动仍然是当代价值的唯一源泉。作者还对当代垄断价格如何进一步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垄断利润的分割进行了探讨。

       20世纪70-90年代以来，随着微电子技术创新和数字化管理日益普及，使得资讯管理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的信息经济时代。（1）如同资本主义工资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掩盖了剥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和地租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一样，随着当代机器人生产大量应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爆炸性发展而来的制造业和整个实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进入所谓信息经济时代，进一步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更使得在当代条件下，近代原本由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创立而由马克思加以科学论证的劳动价值论备遭诟病和攻击。20世纪80年代，随着“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鲜有敢于坚持劳动价值论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象的背后是其价值被“重估”，首当其冲的就是劳动价值论，被放弃、嘲笑和践踏；而信息技术条件下所谓“金融炼金术”之类的一夜暴富的错误思潮大行其道，其后果和影响相当恶劣。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一个后果就是再度彰显了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地位，其理论反映就是呼唤劳动价值论，再次宣告活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金融不创造价值的一个原子。

       科技进步与价值创造，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讳言价值，侈谈价格，在现象形式上兜圈子）是一个亦新亦旧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产要素离开活劳动的推动，本身都不能创造价值。威廉·配第（1623-1687）提出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时代背景，正是近代西方在长期吸收东方科技成就基础上大力发展工场手工业和为工业革命积蓄力量的时期；而第一个系统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其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于1867年，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一百年，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近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问题在于，现代科技进步迅猛发展，远比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跑得快，而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依仗经济优势和高分贝媒体优势等话语权，不断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挑战和肆意攻击。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否定科学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谎言终于不攻自破了。

       实际上，信息经济条件下活劳动仍然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现在的世界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表面上几乎面目全非，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只是价值创造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的来源并无改变。在当前条件下坚持劳动价值论，需要科学地回答信息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在我国，程恩富教授较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01年程恩富教授指出：“科学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活劳动的复杂性，使人类的劳动不断起着自乘的作用。因此，把握这一关系就成为理解全问题的枢纽。”（2）现在需要进一步揭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人类劳动的这种“自乘的作用”是怎样发生的？活劳动仍然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活劳动本身是否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具有新的特征，而信息技术在当代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如何？等等。

        首先，信息经济极大地提高了脑力劳动对价值形成的作用，不啻是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场革命；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效率，活劳动仍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在活劳动的构成中脑力劳动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进一步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

人类任何时代的科技进步，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其中也都与信息、知识密切相关。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发展，作为当代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的一场革命，也必然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价值创造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就其深刻性和意义来说，不啻是一场革命。从世界经济看，从工业革命发生到20世纪60年代，虽然总起来说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但是体力劳动在活劳动中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数很多，作用很大，也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活劳动中的脑力劳动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这是信息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决定的。当代微电子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管理的普及，已经使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等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在生产领域，体力劳动日益为机器所排挤，最先进的无人生产流水线甚至将看得见的活劳动（工人、技术人员）排除在外，价值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愈来愈主要表现脑力劳动的成果。

第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为脑力劳动更多地介入商品生产和服务即介入价值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物质基础，活劳动愈来愈多地以脑力劳动的形式存在和发生作用，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推动生产资料，在流通和交换领域以信息/知识形式为平台进行组织和管理；在这种条件下，脑力劳动已经日益向商品注入更多的价值（包括某些层层累加的所谓“附加值”），成为商品价值形成和利润的主要来源。现在已经到了离开数字化运行和管理，社会再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就会中断的地步。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脑力劳动的地位，使活劳动中脑力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愈来愈大，比重也愈来愈大。这种趋势在19世纪后半叶已经很明显，所以马克思说，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而在信息经济时代，脑力劳动被称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直接生产要素，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特别是脑力劳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更大大提升了商品价值，据认为这是信息经济较之以往经济时代的“最大不同点”。（3）

第三，信息经济大大提高了全球总资本和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全球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率，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和管理的成本，也就大大提高了全球利润。

       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资源全球性优化组合，特别是信息技术下即时性全球性整合，这是空前的，例如可以做到零库存。离开信息经济，无法想象这一轮惊心动魄的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历史上形成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线条较粗；一个公司要组织全球性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流通，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是由于全球各地区之间空间的阻隔和时间的落差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也由于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大量资讯的搜集、分析和处理相当复杂和困难，经济政治成本也相当高。例如为了在某个国家、地区攫取垄断利润，往往需要预先不计成本地长期投入人财物力，极为费力费钱费时，搞不好还泡汤，血本无归（有时还需要配合以外交、军事介入之类的手段）。即使在20世纪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由于信息的搜集、传递、分析、整合、反馈受市场条件变化、时间落差等因素影响，会造成生产、仓储、销售的种种再生产循环不衔接而效率低落。而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大发展条件下，世界被“铲”成“平”的，即使不那么“平”，也可以通过加快“与国际接轨”而摆平，这一切条件都大大改善，全球国际分工更加精细，一个跨国公司内部也可以形成精细的国际分工，单位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公司的管理者可以将主要精力专注于各种决策，全球总资本的效率大大提高，总成本也大大降低。

其次，信息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秘密，在于通过深化国际分工控制了在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并通过名牌效应形成垄断价格和垄断高额利润，不仅预先决定了剩余价值分配，而且以世界名牌形成的垄断价格和高额垄断利润高得惊人，与价值相去甚远，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进一步掩盖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来源，造成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假象。

       为了进一步分析当代垄断价格对价值的背离和由此掩盖剩余价值来源的现象，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世界名牌商品的垄断价格下的垄断利润。

第一，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通过打造商品的全球品牌所实现的利润，属于其在该种产业的全球生产和流通中居于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过全球平均利润的高额垄断利润。垄断利润的一般基础，同其它形式的利润一样，仍然是（广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代垄断利润之高，已经达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美国耐克公司1993年支付给乔丹一年2000万美元的广告肖像使用权酬金，其广告支出成本相当于当年1900万双耐克鞋的工资成本！（4）其所以能够支付如此高昂的肖像使用费，完全由于耐克鞋的高额垄断利润。美国有评论说，中国由于缺少品牌，只是贴牌生产，被迫对外支付巨额专利技术使用费，就只能做世界工厂。一双耐克鞋，中国只能从每个美元利润中拿到4美分。（5）那么，为什么名牌商品的价格如此离谱，而消费者却还趋之若鹜呢？

随着当代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流阶层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基本生活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为了刺激消费和扩大市场，在垄断资本推动下，兴起消费至上思潮和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还有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需要和冷战需要，这里不论)。在消费思潮引导下，消费的社会心理因素大幅上升，导致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地位大幅度下降。垄断资本引导消费潮流，制造名牌效应，是追求垄断高额利润，消费者则追求使用名牌带来的社会心理满足，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甚在意。假冒伪劣商品的利润，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呈负相关，过于离谱。世界名牌商品的垄断高额利润，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呈正相关，但是不成比例，离谱到荒唐地步。但是消费者对前者深恶痛绝，对后者却心甘情愿，乐此不疲，不自觉地落入“温柔的陷阱”。马克思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6）这是使用价值的一般含义，但是实际上实用价值的形成也有其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随着西方国家大规模消费社会形成，中高端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那么在意，而对商品品牌的社会心理需求，也就是能带来的虚荣特别在意。这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消费文化上堕落的表现，然而资本主义既然已经“全球化”了，谁还管那个？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商品的价值仍然由活劳动创造形成，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功能发生了重要改变。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以往商品所具有的一般使用价值，而开始消费品牌这种所谓“附加价值”。换言之，在消费社会，随着社会消费心理的改变，品牌不仅日益成为使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品牌大大提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甚至虚幻的品牌似乎也成为独立的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荒唐透顶。反过来，正因为品牌成为使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成为独立的“使用价值”，创造品牌的抽象劳动，如研发、设计、发明、创新等等抽象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不是简单劳动和作为一般倍加的简单劳动——中低技术的复杂劳动所能比拟的；这些高级抽象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推动这些抽象劳动的可变资本的比率，亦即剩余价值率，也不是简单劳动和一般复杂劳动所能比拟的。尽管如此，离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垄断资本的垄断地位，以及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各种制度法律体系，如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以及建筑在现代消费心理学基础上的那些能把死人说活了和能使得受众顿时血管喷张而掏钱上当的媒体广告轰炸，等等，再高级的抽象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难以达到如此荒唐和离谱的程度。所以这一切，都是当代世界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为垄断资本带来的垄断高额利润。

第二，在当代生产专业化和分工高度发达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其生产过程已经与以往不同而在时空上被“分割”，即“生产”某种商品品牌的研发、设计、发明、创新等决定高额利润的核心环节已经从一般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独立出来，这些不同的环节可以分布在全球的不同地方。而作为打造品牌的重要部分的广告设计和商品行销工作，成为生产领域在流通流域的延伸，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消费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中广告行销对于打造品牌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从事广告创意、影音、文字等抽象劳动对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形成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也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同理，这一切通过流通领域所实现的，也是垄断利润。这样一来，似乎每个环节都独立创造利润，忽悠也创造利润，更使得剩余价值的来源扑朔迷离。

实际上，与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精细相联系，这里不同生产流通环节所实现的只是企业总资本循环所创造的同一个剩余价值的分割，即由不同环节组成的企业的总价值链所形成的总利润链的分割。与企业的分工相适应，其利润一般可以分割为四块：

     （1）研发（设计）利润（包括核心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和商品标准制定），为企业的核心利润。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创造已经愈来愈不局限于以往狭义的生产领域，而向生产的前后环节（研发和销售）延伸。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滞涨和衰退，迫使企业进一步向整个流程挖掘潜力，从中更精细地寻找和掌握所谓核心“利基点”，就是形成企业总利润最关键也最大的那一块利润，而且要把这部分蛋糕尽量作大，所谓“附加值”，实为包括部分价值泡沫。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靠研发设计，既有专利收入，又有名牌效应，这是创造垄断利润的关键。跨国公司往往集中向这个环节投资，并牢牢地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2）生产利润。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领域（包括其在流通领域的延伸）是一切价值和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源泉。在当代经济中，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下降伴随着使用价值地位相对下降，价值形成过程向生产的前后环节转移，生产环节的利润相对于研发和行销，已经油水有限，甚至只占一点加工费和菲薄的利润。特别是制造业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和组装过程，属于低利润环节，甚至是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属于弃之毫不可惜、失之纯属无谓的鸡肋，甚至于连鸡肋也不是，于是大量以委托生产等外包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众多，嗷嗷待哺，“三来一补”，却不是鸡肋，正可以“双赢”。

      （3）行销利润。该环节的职能是实现利润，关系非细，特别是包括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销售以及广告行销，需要着力打造和光大品牌效应。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甚至需要在网络中实现，垄断利润要靠广告包装和打造。行销环节在企业总利润比重很大，所以与研发环节一样，都牢牢地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垄断资本控制了这两个环节，即控制了利润链的前后两端，就控制了总利润的最大份额。网上销售，减少了流通环节，可以降低成本和价格。

      （4）管理利润。信息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经营的管理，包括专业化、弹性化、网络化的管理，技术含量较高，也很复杂。管理也创造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一般要高于生产领域的利润，而低于研发和销售环节的利润。

       可见，信息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已经不仅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同，也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情况大不相同，价值转移过程应当还发生在生产领域，但是剩余价值创造已经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向研发和销售环节转移，而且转移的比重很大，这种新情况进一步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

       再次，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可变资本中复杂劳动比重大大增加，以及上述商品生产过程中高级复杂劳动、一般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分离，消耗在一般流水线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和一般技术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下降，而且出现为机器人所取代的趋势；而中高层的工程技术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如生产流程的规划、分割和整合，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调度，生产成本、效益和秩序的管理，在生产弹性化、网络化、规模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愈来愈凸显其重要性。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意味着可变资本比率降低，而不断降低的可变资本中简单劳动和低技术劳动（实际上已经近乎简单劳动）的比率也降低，日益被高级复杂劳动所排挤。

       这种情况无疑也进一步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其实，以上变化恰恰都是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当代条件下的生动体现，脑力劳动仍是劳动力的支出，而且无论脑力劳动如何神通广大，机器人如何神奇灵巧，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体力劳动。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垄断企业的剩余价值仍然是活劳动所创造的，只不过在活劳动总量中脑力劳动的作用愈来愈大，而生产线上简单劳动的活劳动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这部分可变资本正在日益为不变资本如机器人所排挤。这表明，在信息经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在商品总价值的形成过程中简单劳动不仅已经被复杂劳动排挤，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日益被机器人所替代；而那些专业技术性强的，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和富有创意的设计研发性复杂劳动，可以创造出商品特有的附加价值，包括特有的造型和品牌，这种劳动在消费至上的社会可以带来超额剩余价值。

       当代虚拟经济和金融业爆炸性发展，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例如美国股息占总利润的比例，1979年为22.8%，到2008年增长到44.3%。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某些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使得不劳而获和一夜暴富的腐朽思想成为社会思潮。这种种光怪陆离的现实都有助于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

       尽管这一切都与当代世界经济的垄断有关，这种现实和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是严峻的；而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简单劳动力出卖者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条件下，命运是悲惨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一般劳动者通过受到良好的教育来改变自身地位的传统“美国梦”，也已经破灭。这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即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且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变化而变化。这些由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形成的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资本永远追逐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与人类道德和全人类利益相冲突，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不改变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都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寻求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只有加速走向毁灭。至于是谁毁灭？富国，还是穷国？富人，还是穷人、有色人种、“垃圾人口”？还是人类同归于尽？在当代某种势力发起“文明冲突”的条件下，是一个极为现实和严峻的问题。

       在信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和残酷，随时筛选、淘汰的不仅是公司，而且是国家、民族，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的自杀型恶性竞争，向生存底线竞争，不仅突破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道德界限，甚至突破劳动力价值的社会生理界线，向奴隶制看齐（不是向封建社会看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尚能享有自由，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孙中山说历史上中国人自由很多）。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有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有色人种可能像撒哈拉以南国家那样被挤出世界经济，被开除“球籍”，在21世纪则面临更悲惨的“终结”。

       实际上，上文不同生产流通环节所实现的只是总资本循环所创造的同一个剩余价值的分割，对于个别企业的总资本来说是如此，对于全球总资本来说，也是如此。与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精细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相联系，这个由全球商品和服务总价值链所形成的总利润链，也进行重组、分割和再分割，从而决定了全球总利润蛋糕的分割和再分割。

       信息经济推动国际投资更加活跃，导致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和精细，而世界格局加速演进也使得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同层次和地位的资本，各自寻找新的机遇和投向最能充分创造经济效益或地缘政治效益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如姚欣进先生所说：“全球总资本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资本，根据各自不同的地位来彼此分割总资本循环中所产生的总利润蛋糕。”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其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是国际垄断资本瓜分后的一点微薄的剩余利润。发达国家的资本是世界总资本中的核心资本，占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变，全球总资本结构也在重组。以往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属于半外围、外围资本和边缘资本，但中国又有其特点和优势，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和重心东移和南移，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注释：

（1）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信息产业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如各种软件、硬件商品的设计、制造和服务；信息经济是将信息产业所生产的信息设备和提供的服务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载和管理工具，推广到社会经济所有部门。所以，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使用和扩散。

（2）程恩富：《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扩张》，《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89、390页。

（3）参见（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3页。

（4）转引自上书第398页注释。

（5）（美）约翰·庞弗斯特：《北京试图超越“中国制造”，实现品牌创新》，《华盛顿邮报》2010年5月25日。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