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为中国，是因为它置身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而“五四”及中国革命作为中华文明的自新之道，为中华文明指引了新的方向。

——接纳“五四”及其所规定的新方向，中华文明才有机会使自身的生活理想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追求，因为它所立基的“人民”主体真正是世界性的。

“五四”的剩余价值

刘晨光

今年将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泛指1915-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简称“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周年纪念，近期思想舆论界就此已展开讨论，不过许多论者热衷的，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反思和批判，甚至不乏全盘否定者。虽然对“五四”（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及现代中国革命的批判性反思由来已久，但在新形势下发起的新一轮“攻势”，绝不仅仅是历史争鸣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

对“五四”的批判性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这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旨在打破封建文化藩篱的束缚，唤起个体自觉与个性自由，但“五四”打断了这一进程，使其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作为启蒙主体的“个人”被“民族”给淹没了。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以“五四”为界线，把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成两段，肯定“五四”前一段，否定“五四”后一段。究其实质，就是把“五四”分为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是反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打倒“孔家店”、唤起个人主体自觉的五四，“政治的五四”是唤起民族主体自觉、反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霸权、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五四。而其主张，即是接续“文化的五四”未竟的使命，将“启蒙”进行到底，将被“政治的五四”耽搁的“个人解放”事业重新发扬。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论断曾在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至今仍有人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这一论断产生在八十年代并非偶然，表面看来是对“五四”的批评，实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批评；其次，这一论断内在的矛盾在于，它一方面批评“五四”的政治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却延续“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即强烈的反传统主义。问题在于，“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能否分割开来？要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五四”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标志着一个崭新时刻的到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论述，是要创造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不同于前的新社会形态。把“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割裂开来，必然要改写这一历史叙事才行。其中关键是，这样的“新启蒙主义”大概不是继承而是背离了“五四”的启蒙精神。

对于“五四”启蒙精神的准确理解，绝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境。论者往往容易看到“五四”的果，却常常忽视“五四”的因。正是因为“五四”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所以论者倾向于将对中国革命的反思追溯和转化为对“五四”的反思，仿佛“五四”的发生和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扭转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之事，却从根本上遗忘了，“五四”的正当性恰恰源于“五四”的历史必然性。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告诉我们，要把“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放在整个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五四”之于中国的真正意义。

“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在国内，虽然辛亥革命最终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共和革命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危机，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帝国崩解之后政治整合一直无法完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制实验徒具形式，封建性的军阀势力主导国内政治，以致出现恢复帝制和重建孔教的主张；国际上，“一战”的发生和欧洲的毁坏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危机，知识界对西方的态度从崇奉和模仿转向反思和质疑，进而开启了东西文明的比较，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的中国有可能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自身的富强和对西方的超越，同时“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义合约无视中国主权，更激发了中国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对于国内外时势与中国问题解决之道的探讨是相当复杂多元的，但其内在的逻辑演变仍有迹可循，总的来讲，就是它强调的主题逐渐从“个人解放”向“社会解放”、从“新文化”向“新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中国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之道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当时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外有帝国主义侵凌、内有封建势力结祸，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五四”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旨趣就在于此。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但正是它们造成了新的社会风气，新的政治形态，新的人格类型，正是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在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更加重要，“文化”所发挥的能动性、创造性更加关键。“新文化”的目的和方向必然是要创造“新政治”、“新社会”和“新人”，而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来促使人的精神意识的转变和内在的“觉悟”。如果说在“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意还在于发现“个人”，激发“个人自觉”，实现“个人解放”，那么在“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意将是以“社会主义”超越“个人主义”，激发“民族”和“民众”的自觉，实现“民族”和“民众”的解放。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使这种“作为救亡的启蒙”成为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创造新国家新社会的觉悟和行动。

安阳袁公林（袁世凯墓）

当然，有些“五四”的批评者也看到了文化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因此不主张把二者割裂开来，而是提倡反思和批判“启蒙”本身，否定“五四”甚至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近年来有些以“儒家”自居的人就是这样。说起来有些怪诞，他们竟然对清末民初有些人主张的恢复“帝制”、建立“国教”大表认同，认为当年若是那样做了，若是没有“五四”以来的激进运动，中国的发展会更好，甚至有些人认为，那仍是当下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这种“政治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杂糅产物，其实质才真是一种激进主义。与其说认同“帝制”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不认可共和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不如说正是因为不认可共和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才认同“帝制”。不过，这究竟只是一种夸张搞怪的噱头，不必太认真对待。

另有一类“五四”批评者，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作为启蒙与革命产物的人民共和国仍是文明复兴的政治基础，但却同样是坚决的反启蒙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彻底清除所谓“启蒙神话”或“民主乌托邦”的影响，因为在其看来，“文革”作为启蒙的极致表现已经宣告启蒙的彻底破产。这类批评者希望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能告别破坏性极大的激进主义，用心不可谓不好，但他们的替代方案却是在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层面重建“儒教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同意人民共和国是值得保守的政治遗产，怎么又能同时否定人民共和国的价值基础呢？这类批评者声称坚持中国思想的主体地位，其实仍深陷在西方既定的思想框架中，所以才常常以卢梭或托克维尔式的“公民宗教”来论证康有为式“孔教”的正当性，而忘了儒家思想的实质性突破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乃是“以理性代宗教”。此外还有人试图用黑格尔式的“伦理自由”观念来解释儒家的“人伦”大义，且不论这样解释是否合适，他们同样忘了自己的反启蒙立场显然与黑格尔思想的启蒙底色相悖。

“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还有一类论者认为，孔子乃“圣之时者”，真正的儒家必然会知时应变，既秉承儒家的真精神，又不拘泥某种既定的教条。他们倾向于有保留地接纳“五四”的启蒙立场，可以说，他们既是“五四”的批评者，又是“五四”的肯定者。一方面，他们肯定作为“五四”产物的中国革命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们已是任何稳健的公共事务讨论者都必须面对和接受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不可继续坚持“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因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使命。并且他们还认为，即便是“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其实仍体现了儒家传统内在具有的自我更化、日新又新的生生不息精神。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同时肯定了“五四”和儒家传统，只不过仍需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呼吁“打倒孔家店”的“五四”业已生成了新的传统，那就是现代中国的革命传统，这一新传统如何与当年“五四”所反对的旧传统相融合呢？这或可称为儒家与启蒙或儒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而其核心要义当是儒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五四”的剩余价值问题。的确，“五四”已完成了它反传统的历史使命，今天应该对传统文化抱有更多的温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五四”之前的传统。“五四”已然带来了传统中国的现代新生，已然在它开启的启蒙和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一新传统和旧传统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民”终于获得了主体地位。从“五四”批评者对待“五四”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待“人民”的不同态度：或者蔑视，或者怀疑，或者视为“个人”的集合，或者看作一个抽象符号。但在“五四”以及现代中国革命中生成的“人民”，既不高，也不低，既非“神灵”，亦非“乌合之众”。“人民”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与“人民”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互动中，通过组织、教育、生产、战斗等各种实践活动才不断生成的。“人民”一经生成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力量，那是创造历史的力量，是使社会和人民自身获得解放的力量。“五四”之前的历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人民”的力量未能发挥出来。在民国初年的共和危机和主权危机面前，“五四”第一次通过激发和显示“人民”的力量而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模式，最终历经人民战争，创建了人民共和国。

人们总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继续前进，尤其是在经历过重要的历史关头，通过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反思和重估，可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同时，当人们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反思和重估时，往往也是因为对于未来走向预先有了新的判断和主张。“五四”就属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它的反思也正是始于“文革”之后。今天的中国，处在走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内扰外患的中国，也不同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可以以一种更加从容、更加恢弘的气度来谋划未来。无疑，中国之为中国，是因为它置身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而“五四”及中国革命作为中华文明的自新之道，为中华文明指引了新的方向。否定“五四”，只会使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出现断裂，使“中国”陷于狭隘固陋的境地。而接纳“五四”及其所规定的新方向，中华文明才有机会使自身的生活理想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追求，因为它所立基的“人民”主体真正是世界性的。就此而言，“五四”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供给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事实上，也只有在“人民”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儒家思想的剩余价值才可能重焕光辉，儒学才可能迎来自己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