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将过去中国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内的信教者越来越多，各地的教堂和庙宇日益增加。据说有调查表明，私有企业主中信教的比例最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的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如果说，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即各种神、鬼、上帝等等，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即商品也是这样的。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相互之间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于是，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最神圣的信条——“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想说而又没能说清楚的道理。

　　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商品经济中也“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往往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种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例如今天的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也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绝不能恰好使他所生产的若干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即不能保证他所生产的这些麻布都能够找到需要它们的人。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这位织麻布者的产品就是多余的、过剩的，因而也是无用的。即便他的产品不是过剩的，但是这些产品交换时的价值量，即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定量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而这种变化是在这位织麻布者的背后，没有也无须经过他的许可，就会发生的。他会发现：分工使他和其他人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一方面是人与人的互相独立，另一方面是物与物的全面依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看不见的手”，即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不过，既然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这个全能的神，既不能遏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不能使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那么宗教的神或上帝就粉墨登场了。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像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既然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那么，自然地，随着宗教所反映的这一事实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宗教本身也就一起存在和发展起来。这就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内信教的越来越多，而企业家尤甚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消除宗教，就必须消除宗教的这一事实基础，消除种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而这一点，只有当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极清晰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只有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本身也才会随着消失。换句话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彻底消除宗教。这也是今天我们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信教者的日益增多，也反映出异己力量的日益强大，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存在某种导致历史倒退的势力。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真理、自然科学和无神论的传播，使人民群众自觉抵制宗教这一精神“鸦片”的毒害；另一方面，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宗旨，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向性偏差；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排除反科学的来自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干扰，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摆脱物权的奴役，坚定地推动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发展。

　　（作者系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来源：摘自《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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