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说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在马克思斗争的敌人中，除了资本主义，还有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盟友，其中便包括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相遇是马克思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至少经历三次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第一次是 1845—1846 年间遭遇施蒂纳，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进化; 第二次是 1847 年与蒲鲁东决裂，《哲学的贫困》成为成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公开运用; 第三次则是从 1844 年至 1875 间与巴枯宁之间长达 30 年的合作与斗争。与前两个对手最多只在学术史上留下影响不同，巴枯宁和马克思一样，不仅是思想家，也是行动派，其著作不仅在学者中，也在普罗大众范围内流传，不仅在学术史，也在政治史上，留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主义。他们在第一国际内从现实到理论的交锋既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为 20 世纪革命理论的诸多问题埋下伏笔。

然而，在马克思学说被无数人事无巨细地研究过的情况下，他与巴枯宁之间的“巨人之战”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两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其一，学术界对此问题不闻不问，巴枯宁几乎成了被遗忘的“死狗”; 其二，由于巴枯宁被误解和贬抑为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者”与为十恶不赦的“阴谋家”，马克思为战胜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场胜利的意义被严重忽视了。

一、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交往与决裂

马克思与巴枯宁是老相识，他们的交往贯穿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马克思与巴枯宁总共见过三次面，恰都出现在他们人生的重要关头。1844 年流寓巴黎的马克思和巴枯宁第一次相见，彼时他们都是卢格的朋友，也都是《德法年鉴》的作者，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巴枯宁则在蒲鲁东的引导下从黑格尔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对马克思充满尊敬，因为他“当时对国民经济学一无所知，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而马克思“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但即使如此，两人也“从未有过亲密关系”，正如巴枯宁所说: “我们的气质是互不相容的，他称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者，他是正确的; 我称他是背信弃义、阴险的和爱好虚荣的人，我也是正确的。”

第二次见面是在 1848 年初的布鲁塞尔，两人前后脚都被巴黎政府驱赶来到布鲁塞尔。此时马克思正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而巴枯宁则对已经燃点起的革命之火跃跃欲试。巴枯宁对马克思的反感加剧: “他们(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

第三次见面已是 1864 年底在伦敦。此时巴枯宁已是欧洲革命的明星人物，他戏剧性地参加了德雷斯顿的起义，为此做了 11 年的牢，又奇迹般地从西伯利亚逃回欧洲，革命者中都流传着他的故事。而马克思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图书馆生涯( 写作《资本论》) 重新进入政治，他刚组建第一国际，需要巴枯宁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这是两人间少有的蜜月期，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

但蜜月期很快结束。马克思发现巴枯宁对国际并不用心，他还参加了约翰·密尔和雨果作为成员的和平与自由同盟，这个同盟带有宗教和平色彩的纲领是马克思不接受的。直至巴枯宁离开这个组织，才在 1869 年巴塞尔大会上正式参加国际的活动。巴枯宁初来乍到，就取代蒲鲁东派成为马克思最头疼的对手，他提出废除继承权是实现社会平等的第一步，这个主张在大会上获得了比马克思更多的支持，而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生产社会化后才能废除继承权。

随后两人则开始了关于第一国际在组织上究竟应该分权还是集权的争论。尽管巴枯宁尊敬马克思是国际中“共产主义的最坚定、最聪明和最有影响的支柱之一”，但是他反对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专断作风。特别是普法战争之后，巴枯宁把欧洲范围内对普鲁士帝国主义的担忧转变成第一国际内对马克思领导权力的警惕，他把马克思视作“共产主义的教皇”和国际内部的俾斯麦。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么“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能够从权威组织产生吗”? 马克思则回击说: “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是适当的和必要的……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还有谁能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感到惊慌呢?”巴枯宁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但马克思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国际内部本来就派系繁多，布朗基派、蒲鲁东派、拉萨尔派和巴枯宁派各执一端，宗派主义横生一直是国际难以消除的恶疾，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工人运动遭到保守势力反扑的情况下，再不加强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国际就有丧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危险。

巴枯宁希望国际分权，成为自治性的联合体，马克思要求国际集权，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权争的结果是国际在海牙大会的分裂。借助“涅恰也夫事件”的发酵，巴枯宁作为创建秘密组织的分裂势力被开除出国际; 而由于担心国际会再次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操控，马克思建议国际总部迁往大洋彼岸的纽约。此后，马克思回归《资本论》研究，巴枯宁也随着健康急剧恶化于 1876 年逝世。

二、从路线之争到理论之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国际的决裂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马克思和巴枯宁都丧失了实践自己思想的舞台。尽管国际的终结让人惋惜，可恩格斯后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却说它是一个必然要破灭的气泡。决定它破灭的不是权争，而是原则。真正的分歧不是发生在两位实际上都不具有太高政治手腕的领导人之间，而是在发生两个具有深邃洞见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之间。

1. 路线之争:掌握国家还是废除国家?

在消灭国家和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上，两人是共通的。但无法就此认定马克思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话无政府主义概念宽泛到可以把大部分宗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囊括在内; 也无法认定巴枯宁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话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共产主义者的“科学性”便荡然无存。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两人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路线蓝图。

马克思的策略是，在成熟的工业国家里，组建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包括暴力和宪政选举在内的各种政治斗争，力争获取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人民国家，把在资产阶级所有制下发展起来的巨大物质成果转移到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政权手中。巴枯宁的策略是，立即在包括俄国和斯拉夫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欧洲发动革命，革命必须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其形式必须是无情的暴力起义，革命不需要组织，只需要发动，其目标不是建立新国家，而是以自治性的公社联盟取而代之。

乍看之下，巴枯宁的路线显然不切实际，但他给予马克思的冲击却是马克思在轻蔑嘲讽之后必须严肃对待的。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的方针不可接受，并且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初衷。巴枯宁说:“国家——这是对人类的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认为，国家是权力的集中体现，而任何形式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从国家存在的那一天起，国家就是阶级对抗的表现和统治阶级维护其在不平等状态中获利的工具。同样的看法其实也出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可是当作为政治领导人的马克思在号召工人重建国家和权力的时候，他似乎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哲学。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国家主义的盟友，他只是认为，工人国家是一个不得已存在的、但又是必须而且有利的过渡阶段。首先，不用担心新的工人国家会持续压迫和奴役的性质: “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的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其次，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时期，正如《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的逻辑是，为了最终消灭权力，必须在特定的革命时期维持甚至加强权力。因此，巴枯宁派那种放弃夺权的“政治冷淡主义”将是一种幼稚的、有害的、反动的策略。

不过，巴枯宁继续批评马克思的过渡国家理论将陷入一种悖论，即如果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废除它，如果它终将被弃，则说明它和过往任何一种国家形式一样，都没有道义上存在的合法性。巴枯宁说: “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的全部差别仅仅在外观上，实质上，两者都是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借口是多数人的所谓愚蠢和少数人的所谓聪明。”国家本身即是恶，如何可能通过对恶的加强以达到对恶的消除? 资产阶级曾许诺一个主权属于人民的民主国家，但最终“人民”概念沦为掩盖阶级差异的虚假意识形态。只要还有国家，工人阶级亦难逃“人民”的覆辙。巴枯宁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抛给马克思: “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呢?”而他的答案是，新的统治将发生在管理国家的官僚阶级和技术阶级与无教养的工人之间，以及受过现代工业熏陶的城市工人与旧有的手工业者和乡野农民之间。

掌握国家还是废除国家?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答案相反，却都把“乌托邦”这个指责同时送给了对方。从巴枯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低估了人性的恋权之恶，马克思竟然幻想有一种非压迫性质的权力，幻想掌权者会愿意解构权力，幻想国家这头利维坦会自动褪去它的獠牙。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巴枯宁缺乏唯物史观的常识，因为只要存在经济不平等，人就无法摆脱政治动物的性质，当巴枯宁不顾存在私有制的现状而提出彻底罢黜国家时，这又何尝不是在幻想一个政治真空的天国?对此，马克思嘲讽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地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巴枯宁的首要敌人是政治，国家不除，则奴役和压迫不去，占有生产资料并不是获得解放的充要条件; 马克思的首要敌人是资本主义，只要私有制尚存，正义和平等便是镜花水月，为此通过专政来剥夺资本乃是必须利用的手段。

如果说巴枯宁站在革命理想主义的角度批评马克思南辕北辙是深刻的话，那么马克思站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巴枯宁本末倒置无疑也是正确的。造成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巴枯宁坚持自然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如保罗·布莱克利奇所评论的: “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设想政府之外的自然的( 非历史的) 社会和谐，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被设想为以历史上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为基础的社会的完全民主化。”

2. 文明之争:扬弃资本主义还是清算资本主义?

决定马克思和巴枯宁在革命策略上的分歧的，是两人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和未来人类文明完全不同的态度。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并且每一次进步都受到生产力逻辑的支配，有其自身复杂的辩证运动的环节。巴枯宁虽然也阅读过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只停留在学生时代的印象中，即“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对马克思来说，革命的要义在于进化，而对巴枯宁则是破坏。

生活于发达西欧的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主义，认为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这些工业成果既奠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的财富基础，也生产出了承担革命使命的现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在继承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以新的管理模式把遭到破坏和异化的社会关系拯救和扭转过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者乃是新制度的助产士，他需要小心翼翼地把共产主义从其被孕育的旧制度胎胞中接生下来。这种对资本主义既否定又肯定的态度，被马克思称为“扬弃”，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

来自农业俄国却流浪西欧的巴枯宁对资本主义保有的冷淡和警觉远高于赞誉，因为不论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那些神奇的技术成就还是自由平等的正义原则，只是满足资产者的物欲和特权，却从来没有惠及普罗大众。革命应该是彻底的“清算”，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和过往一切不公正的清算，人们如何能够期待一个决裂性的、完全不同的自由未来? 从巴枯宁的立场看，马克思从物质条件出发的历史观察视角竟和资本主义分享了同样的意识形态，即“都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理性主义信念的产物，相信物质增长具有极端重要性”。巴枯宁的共产主义不能够让那些不公正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且务必完全摆脱它们。所以，革命者应当是旧制度无情的刽子手，要在最猛烈甚至最恐怖的破坏中，实现从经济所有制到政治体系再到所有文化观念的彻底变革。

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立场，催生了不同的革命方略和革命主体。马克思强调，革命必须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它受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评点《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时，马克思说: “他( 指巴枯宁。——引者注) 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 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 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相应的社会状况、也就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基础上才能产生，无法想象，在经济条件悬殊的西欧与俄国，能够爆发同一性质的革命。马克思虽然也肯定暴力在革命中不可或缺，但他对暴力非常节制，他欣然接受无产阶级在议会政治和民主斗争中取得的进步，比如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表扬过英国工人通过罢工和游行而实现十小时工作制，并指出这个法案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谁能够承担起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使命呢? 只有现代无产阶级，他们掌握技术，适应大工厂式的分工与协作，并在复杂的机械工业流程中训练出良好的组织纪律性，这一切保证了他们才是有资格继承资产阶级所有权的革命主体。因此，革命最可能爆发的地方就是拥有成熟工业体系和成熟无产阶级的西欧。西欧革命将是俄国乃至亚洲革命的导火索，也是那些革命获胜的根本保障。

巴枯宁认为，革命应当是刻不容缓的。促使革命爆发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自由本能。革命不用等待，也没有程序可走，所谓的按部就班将给不义继续苟存提供辩护。同时革命应当是全面彻底的，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权观念的完全根除，而不是继承。他说: “正是从破坏中，而且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世界。”因此巴枯宁对各种街头暴动的充满热情，对十小时工作法案却没有兴趣，在他看来前者是革命，后者只是讨价还价式的妥协，并没有原则上的差别。谁是革命的主体呢? 除了工人，还必须包括农民。正是那些淳朴、正直、粗鲁、野蛮的农民阶级，拥有“没有被文明眼镜损害的视力”，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他者”，是能够带来全新可能性的异质性力量。因此，革命需要在全欧洲同时爆发，俄国和广泛斯拉夫民族地区的农民将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巴枯宁对农民的信任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来源于一种卢梭式的反文明的浪漫主义情怀，即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本身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堕落和苦难的根源。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对物质增长的期待是一种缺少灵魂的虚无主义，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他和他的敌人资本主义都膜拜在同一个上帝脚下。即使雇佣劳动制度消除了，被机器中介后的劳动的异化性质并不会随之消除，人们依然面临着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危险，相反，有尊严和愉悦的劳动只能在充满诗意的、对广袤土地的辛勤开垦中寻找。其次，这来源于现实革命需要的考量，因为如果革命抛弃农民，如果无法消除农民与工人间的猜疑，那么农民势必导向保守派的一边，革命的反动势力将大大加强。

而这两点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缺乏历史洞见的杞人忧天。其一，马克思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他接受启蒙时代以来进步观念，相信生产力的洪流将不可阻挡地把人类带入大工业时代，纵然科技不是消灭贫瘠的充要条件，但没有技术的进步，人类只会永远沉沦于“自然王国”之中。况且，在一个有道德的管理模式中，机械化生产可以促使劳动时间的减少，人们将在越来越多的闲暇中享受自由，这是依靠技术进步摆脱异化的美好前景。当巴枯宁指责马克思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大可回击巴枯宁是个“反动派”。其二，不是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是值得推崇和利用的，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具有积极的、实质性的进步意义。在工人与资产者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最鄙夷的不是作为主要敌人的大资本家，而是那些必然在历史进步中被淘汰的小资产阶级，其中的主角就是惴惴不安的小手工业者和愚昧的小农阶层。马克思对以前革命中一再出现的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很不以为然，对巴枯宁所推崇的普加乔夫和拉辛式的农民暴动的强盗，更是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虽然反抗暴政，但缺乏团结也不代表正义。在评价路易·波拿巴时，马克思就指出，小农所构成的群众，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而这些没有科学的阶级意识来组织的“群众”最容易受路易·波拿巴这样的投机分子所操控。简言之，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对共产主义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的合法性，才能使农民和所有苦难者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小结与评价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相遇，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百年论战的基调。两派间的相互抵触较之他们的祖师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马克思主义这边，普列汉诺夫称巴枯宁主义“根本没有任何人类意义”，是“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谬论”，这种评价多少像是义气之论。在无政府主义那厢，大名鼎鼎的伍德·科克( Wood Cock) 竟把马克思巴枯宁之争定义为“专制共产主义”与“自由共产主义”的分歧，这种将马克思等同“专制”的论断已然丧失基本的学术公允; 彼得·马歇尔( Peter Marshall) 放言: “是巴枯宁，而非马克思，才是现代革命真正的先知”，更是到了罔顾事实的地步。这些让人失望的讨论，将马克思和巴枯宁斗争中许多极有价值的闪光点隐没在误会和偏见之中，却把两位思想家已经揭示出来的理论上的困境和危险留给了实践。

虽然巴枯宁输掉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却成功展示了他的预见性。革命最终没有发生在发达西欧，而是发生在他的祖国——农业化的俄国，工农联盟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 他是经济决定论最早的反对者，他所强调的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被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这些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他要求工人自治，铺就了通向工团主义的道路; 他理论中最有建设性意义的部分，即以自发性的公社联盟重建社会，如今成为方兴未艾的社群运动的宗旨; 革命专政建立了公有制的集权国家，但正如巴枯宁所预料的，官僚主义横生使新的阶级分化在国家官僚和普通民众间展开; 农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强制性的土地国有化过程对农民而言，犹如一场“羊吃人”运动的翻版。

然而，通过检讨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政权来为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指责正名，却也是不公正。马克思的理论和日后的政治家们的政策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因为革命并不是按马克思所勾勒的蓝图展开，革命中的许多创新也是马克思完全没有设想过的。而马克思对巴枯宁的那些批判，倒因为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功过而被批评家们所忽视。换句话说，是一个显见的失败才让巴枯宁的荒谬变得不那么刺眼。马克思早就洞察到巴枯宁的反智倾向，这一倾向被民粹主义视若珍宝，并在事实上沦为保守势力的帮凶。巴枯宁把民族主义视角带入共产主义革命中，使后者受到种族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污染，马克思担心这会使一场本来应是国际化的社会运动变成古老的民族争斗的延续。巴枯宁用平等来理解正义，但并没有为自由填充高尚的道德。他鼓吹暴力，让共产主义成为血腥和恐怖的盟友，却让善良的群众退而远之。他热衷于秘密组织，这其实正是独裁暴政和极权主义的温床。他对所有暴动都给予肯定，被马克思准确地讽刺为“炼金术士”，妄想在任何土壤中提炼出革命的宝藏，而事实证明，不成熟的起义会被资本主义轻松瓦解。连同情巴枯宁的学者都承认，他的主张代表着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阶段”，只是基于“本能的、狂风暴雨似的原始冲动”而产生。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相遇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尽管双方的支持者都不认为彼此有达成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始终是反资本主义战线上最具亲缘性的兄弟，从巴黎公社时代到列宁革命，再到 1968 年“五月风暴”，直至新近的“占领华尔街”，两者的身影经常是相互交叠地出现。一个重大的主题从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中发端并贯彻整个现代革命史，同时也叩问着当代的人们，那就是: 自由如何从国家和资本的双重暴政的罅隙中生长出来? 就此而言，梳理这段历史公案不仅事关过去，也联系着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