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比较

点击：  作者：余斌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6-06-02 14:29:51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上述的一些词汇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也曾出现，因此，社会上有些人企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来推销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逐一比较上述词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的不同含义，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本质差别，从而彻底揭露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虚伪，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党的十八大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产阶级“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办公厅随后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成3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由于上述的一些词汇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也曾出现，因此，社会上有些人企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来推销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但是，恩格斯早就指出，在存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恩格斯还指出，随着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逐一比较上述词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的不同含义，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本质差别。

 

　　一、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比较

 

1．富强

 

恩格斯指出，“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也承认，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富强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基于商业角逐而引起的战争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

 

相反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富强目的。在国际关系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同样是追求富强，资本主义国家是出于贪婪和自私，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

 

2．民主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是谈不上民主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

 

对于一些人鼓吹的选举式民主，马克思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而“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英国资产阶级，只要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总是表现得很愿意接受多数做出的决定。但是，请注意，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遭到多数否决，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一场新的奴隶主战争。”

 

　　今天一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很反感，甚至把它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砸抢联系在一起。但是，列宁明确指出，“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而“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压迫、桎梏、奴役的条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欺骗劳动者=资产阶级民主。”

 

3．文明

 

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却“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而“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得到西方资产阶级支持的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大屠杀都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我国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马克思指出，“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讲，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社会主义文明，首先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把生产力从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文明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4．和谐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指出，“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

 

关于劳资和谐的老调，在西方国家已经谈了很多年。其中一个原因是，“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但是，“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致力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和谐。在国际关系上，“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比较

 

1．自由

 

资产阶级“普世价值”鼓吹人权，其首选是自由。然而，“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于是，“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对于工人来说，“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形式或集体形式；个体占有形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排斥，而且将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于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平等

 

马克思曾经写道，我们来听听伦敦《每日电讯》怎样说：“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而鼓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一些人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一样，也正是拿西方国家那一套居高临下地教训甚至威胁中国人。

 

历史上，“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

 

另一方面，“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而“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3．公正

 

在谈到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时，马克思写道：“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占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他们还应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同时却觉得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公正。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并不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首先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另外的经济事实已经出现，由此原来的事实就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从经济学来看的形式上的谬误背后，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

 

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境地：侈谈平等和权利就像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显得可笑;同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同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实际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求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示嘲笑。”

 

　　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4．法治

 

在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和治安法官一样，警察也是这样做的。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闯进他家里，逮捕他，粗暴地对待他。只是在工人协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不得不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另一方面，在那里，“工人的整个状况和周围环境都强烈地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1]“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这样做。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填满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让我的读者去判断。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证明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就是，“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

 

　　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比较

 

1．爱国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

 

在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曾经指出，“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这一点，与中国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高官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是一致的。而普法两军对巴黎公社的联合镇压也表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相比之下，《共产党宣言》指出，“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爱国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是一致的。

 

2．敬业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而对不受人尊崇的雇佣劳动者来说，是谈不上什么敬业的，尤其是对最正宗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工人来说。而“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长时间地、不间断地做这种单调的工作，如果他还保有一点人的性情，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感到工作是一种折磨。……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的工作又怎么能让人去敬业呢?

 

　　相比之下，习近平同志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在迈向未来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焕发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显然，这样的劳动，才能激发广大工人群众的爱岗敬业，才能使敬业成为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3．诚信

 

资本主义“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说实话，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

 

而在小资本同大资本相对立的激烈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这是必然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显然，只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整个世界的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讲诚信，因为他们将不是靠损人利己来谋取私利，而是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4．友善

 

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相反地，“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几乎只向工人乞讨，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总是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而“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之间的普遍友善和团结友爱才成为了可能。

 

四、小结

 

针对有人会说什么“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就存在着最彻底的决裂。只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伪善地使用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美好名词，这两者才在一些词汇上存在着表面上的重合。这种重合，的确会被一些人拿来混淆视听，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应当把这些词汇“让”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而应当彻底揭露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虚伪，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文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特稿，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