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
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
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
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
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
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普通人无权质疑。
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
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认真的读《资本论》。
《资本论》这个书很厚,其中有可能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有些学校出版《资本论选读》,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的删掉,光剩下理论分析。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这些材料都过时了。而且,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看起来有点啰嗦。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这才是精华。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看完《资本论》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而保留下来的,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过时的抽象理论。这是在舍本逐末。
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哲学提纲》)”;另一句是 “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马克思是理论家,却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他做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永垂不朽。
“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一年到头辛苦工作、不得休息,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眼睁睁看着爱人、孩子、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有极少部分人,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这种社会,必须要加以改变。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
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论》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只留下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脱离实际,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我想是的。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并不难。
现存于世上的人们,依然在生活,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有良知的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就会为此而奔走呼告,要求改变。
所以,我终于还是理解了、赞同了马克思。
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
郎咸平教授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无法评价。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郎教授说,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很伟大。
我想,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预言是否准确”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
实事求是的讲,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没有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里面,一条一条的做了梳理,说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没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就是很多。
但是,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
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劳动条件改善了;童工被禁止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
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简单做一下总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地方。
第一,它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第二,它是一种“有良心”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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