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供给侧”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

点击：作者：田辰山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民族复兴网发布时间:2016-01-09 09:55:27

　　“供给侧”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

　　——论“新供给经济学”

　　一个政治经济学星

　　“供给侧”在汉语、在中国是个听起来十分蹩脚词汇，哪怕属于知识界圈里人，也十有八九，不知所云 ---- 原因就在于“供给侧”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即英文“supply side”，它源自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时期围绕里根政府实行的有利于财富拥有者的一套削减税率政策。想对“供给侧”术语了解更多的中国人，可以阅读附在此文之后的我们对网上《维基百科》“供给侧”网页英文文字的中文翻译;聪明智慧从这里开始。

　　“供给侧”被介绍为什么意义了?

　　在最近很短一段时间，“供给侧”在中国环境成为被大量宣传的一个术语。它被说成了包含什么意义的术语了呢?

　　“供给侧”被说成了带有中国改革方向的术语含义——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为什么呢? 人们听到业内人士给出的原因是“供给侧”(商品生产)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三十多年来的大量商品生产者由“公有、计划性”改为“私有、市场性”，在逻辑上却是变得了“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 “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产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必须及时有效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企业家能够有创新、创业激情的激励机制和环境。”大批企业进行机制重构，包括大批国有企业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还是微观性的吗?把只是含义为“政府削减税率”的“微观”经济学“供给侧”政策变成如此改革之“宏观”的范畴，有文章索性正式给予“供给侧”一个“宏观”标签，将“供给侧”说成是“宏调思维的革新策”，称它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新角度”，目标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在发生转变”。“供给侧”作为一个微观术语，它承受得了这么走向宏观变化而称的内容吗?它原有的话语逻辑还在吗?走进“宏观”之后的话语逻辑建立得起来吗?

　　据有文章说，中国有了一个“新供给经济学”。新供给经济思想是突出“创新”的作用，是回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源，体现是怎么从“供给侧”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是要通过“创新引领”;所以，“供给侧”这一理念来自于中国的“新供给”，“新供给”是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一套理论话语。中国当今“供给学派”是自2011年初开始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的。据说，“新供给学派”建立背后的推动，是因为发生以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吸血鬼猎人”的美国学者杰夫•马德里克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他的新书《七个坏主意：主流经济学家如何破坏美国和世界》，向人们解释“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很危险，不是他们还有没懂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的东西并非是那样”。在这一波反思中，有美国学者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所以有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经济学家如能有正确态度，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学科”。对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的探究、构建，就成为这一假设前提下的行动。

　　据说，属于这个新学派的经济学者有一两百人，他们力图反思近几十年的传统经济学主流框架，认为它属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而中国人思维特征是由此及彼，具过程性。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为“和与融”。这决定中国“新供给学派”的求真务实学术态度融会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前端涉及先秦时期经济学思想，如管子、韩非子，还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结合，提出了生产力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新三驾马车”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一新供给经济学派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有文章说，是该学派破天荒第一次提出来的国家发展中长期战略：中国和今后关键任务就是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在这个问题意识下，是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把关键放在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新供给经济学”梳理与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学术与政策主张得失,把已有理论经济学与分支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融会、打通,根据中国国情与实践，提出适合中国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确立以推动机制创新的切入点,以结构优化的侧重点,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问题，弥合城乡“二元经济”，造成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的新一轮经济局面。“新供给经济学”的“新供给创新思路”的认识框架是以创新构建“新动力”，以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活力，需要考虑“如何充分释放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

　　上述“新供给经济学”的叙述话语，外行人是不知所云的，不过其中至少有一个理论逻辑需要清晰地理清、说明白，它是一系列问题：如果真如美国学者说的“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那么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一定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学，但又是怎样不同的经济学呢?它为什么是一种“新供给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呢?“新供给经济学”究竟与风光不再的美国经济学在哪些方面一样，又在什么方面有区别呢?既然传统经济学是不具普遍性，终于不能主导下去了，中国经济学就能上升为具普遍性的，能去主导世界经济学?

　　要对上述这几个问题做出回答，其实它的话语逻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风光不再的原因有着根本的联系。作为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做出反思的代表，杰夫•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经济学者破坏美国和世界的“七个坏主意”是：1)“看不见的手”——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之下总能自我调节出理想价格;2)“塞伊定律”——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完全平衡状态;3)“米尔顿•弗里德曼谬论”——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4)“低通胀是最重要的”;5)“投机泡沫是不存在的” ——市场永远是正当的;6)“全球化”——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世界(固定、统一自由放任、弗里德曼条件的);7)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杰夫•马德里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做出的反思是一系列彻底批判观点，包括：不相信有什么普世理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放松管理是要出问题的;凯恩斯不是要棍打资本主义，而是要挽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经济学已经走到经济忽悠学上去了;批评“市场教旨主义”错误;弗里德曼是7个糟糕理论的影响最大的;历来的经济政策背后是谬误的概念;经济学家追随政治，但是不谈政治;经济学无非是简单、容易学、听起来让人觉得聪明的教条;金融危机是自然经济周期使然;经济学家将自己死绑在一种教条理论上;“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崇拜渗透到政府、成为工作的总信条，成为一种宗教迷信;市场经济变成政府意识形态，成为政府政策，成为一团混杂理念;7个坏主意都是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宗旨教条;更坏的不是这些坏主意本身，而是坏在将其推行、说它们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按照执行的;政府政策和经济学者的智慧，不是科学，而是为忽悠而策划的;高税收、大政府阻碍经济增长?成功的研究结论是大政府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学不是科学，不过是一堆假设而已，等等。

　　国际、国内学者恐怕都会想知道“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对杰夫•马德里克提出的主流经济学者破坏美国和世界的“七个坏主意”和上述那些反思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表达如何的同意或不同意的，是如何梳理与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学术与政策主张得失的,是怎样把已有理论经济学与分支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融会、打通的，是怎么在理论逻辑上将先秦时期经济学思想，如管子、韩非子，还如法家、道家、孔孟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结合的。这可以有利于人们思考，“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风光不再的主流经济学难解难分，或是在多大程度上与它划清了界限;由此可判断，中国这种“新供给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谓“新”，它未来登上世界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更切实的问题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是否认为在中国有反省所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的必要?是否应当检讨它在我们的经济理论界和市场经济运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迷惑力量?

　　“供给侧”作为经济学行话原是什么意思?

　　现在冒出来的“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到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侧经济学”有什么逻辑关系?这是作为中国人不应当不去弄清楚的。而要弄清楚，很省事，去看看网上《维基百科》的“供给侧”网页介绍(英文)该是一个恰当入手处。清楚了，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行话的“供给侧”术语，其意思可以概述如下：

　　“供给侧”是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复活)的政府削减私人资本集团收入税收政策决策(以里根政府为代表)。“供应方”(“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其理论是经济增长可最有效地由资本投资创造，办法是降低产品与服务生产障碍。典型“供给侧”经济学者推荐的政策是降低“边际税率”① 和放松政府监管。

　　“供给侧经济学”这个术语，有时被认为是1975年新闻记者犹大•万尼斯基编造的，也有认为第一个使用“供给侧”(或曰“供给侧论者”)这一术语的是前尼克松总统1976年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泰因。“供给侧”是经济学者罗伯特•蒙代尔和阿瑟•拉弗的理念。“供给侧经济学”被比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②，并非是任何经济学者正式提倡的。“拉弗曲线”被认为是表达“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降低税率可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取消高税率体制可造成出现更过经济活动，更多经济活动则造成更多税收机会。

　　“供给侧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回应而产生，它吸收一系列“非凯恩斯经济思想”，尤其是“芝加哥经济学派” 和“新古典经济学派”。 (所谓新自由主义)③与“古典(资本主义)④经济学”一样，“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生产”或“供应”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且“消费”或“需求”只是次位的结果。这种思想早就包含在“塞伊经济学定律”之中，即“供应创造对自己的需求。” 1983年经济学者维克托•坎托 (Victor Canto)，一个阿瑟•拉弗的追随者，出版了《供给侧经济学基础》。这套理论集中讨论边际税率对刺激工作与存款的影响。

　　“拉弗曲线”代表“供给侧经济学”原理，即政府在100%税率点的税收值与在0税率点税收值相等。在这两个值之间有一个税率点能产生最大税收值。“供给侧”人士在很大程度受的影响是拉弗这样一个观点：税率与税值是不同的两回事，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产生不出最大税值。“供给侧”人士认为，在一个高税率环境，降低税率导致的或者是税值增长或者是税值小幅度下降，而不是对以前税基⑤ 的静止预估所预料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供给侧”人士倡导大幅度削减边际收入与资本盈利税率，鼓励投资方向的资产配置，这样就会产生更大供应，这就是所谓“供给侧经济学”。

　　“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税减可带来经济增长”，而历史数据却显示不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什么明显关系。推行“供给侧”理论的要害是扩大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移动。理由是自由资本移动，以比较利好的经典推理，可频频带来经济的扩张。降低贸易税收障碍可使国内经济获得所有国际经济从低关税障碍的利好。“供给侧”经济学者对赤字没有太多话可说，蒙代尔指出“财政纪律是学得的行为”，也即预算赤字持续运行是强迫政府降低支出，以使与财政收入持平。“供给侧经济学”倡导者们声称，因为强劲经济增长，减税最终导致政府税务收入整体性增加。但是，有些经济学者反驳这种说法，指出事实上政府税收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在里根时期是低落的。

　　虽然“供给侧经济学”的术语是后来造出的，可这种思想上世纪20年代就实行过。2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几次所得税税减，对实行税减负责的人们声称，税减将带来税收增加，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发生。

　　当今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是什么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艾伦•布林德在他2006年的教材中，称“供给侧经济学”为“霉气”也许是“傻子”学派。宏观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经济学导论教材中，也对“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类似严厉批评。1992年《哈佛国际评论》詹姆斯•托宾的一篇文章，写道：“税减会实际上增加税务收入这种思想最终得有人们去调侃它。”

　　“供给侧经济学”许诺的东西没有变成现实。里根总统认为，由于“拉弗曲线”的影响，政府能够维持支出、消减税率且平衡预算 --- 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政府收入严重下降;如果不是税减，税收值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为回应“供给侧”鼓吹者卓班德特•乌利希(Trabandt Uhlig)的“静态上升过高估计消减劳动力与资本税率的税收损失”观点， 2003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做了一个“供给侧”派鼓动的税减“动态上升分析”，结果研究所用九个模式，只有两个显示后十年赤字将因为税减会大幅度改善，其他七个模式都不是这种结果。

　　“供给侧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1981年7月，里根作了一次椭圆办公室电视演讲，陈述了他的降低税收计划。这样，里根把“供给侧经济学”变成了家喻户晓语汇，声言要做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和更大降低资本盈利税率。乔治 H.W. •布什于争取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参加1980年竞选时，嘲笑里根的“供给侧”政策是“邪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但是他后来为保证得到1988年竞选的共和党提名，又对这一政策做出廉价口头支持。

　　在美国，人们常以“供给侧经济学”等同于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财政政策大体上根据的是“供给侧经济学”。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竞选时的说法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物品”，承诺的是“生产出我们的出路”。里根政府时的国会通过了一份5年之内削减7490亿美元的法案，这使得詹森•希莫威茨将里根称为一个政治的“供给侧经济学”强力推动者，颂扬他领导有方。而对“里根经济学”的批评认为，没有做到“供给侧”人士承诺的夸大效果。克鲁格曼的说法是:“罗纳德•里根被选上时，‘供给侧’学派得到一次试验机会。但是不幸，他们失败了。”克鲁格曼及其他评论者提出里根政府时期预算赤字增大，指出“拉弗曲线”是错误的。

　　还有的对“供给侧”经济政策的批评说，“降低税收率会增加税收”的说法是个烟幕弹，掩盖的是使政府“挨饿”，企图是削减税率会使政府开支出现相应走低。但是這种办法最后不是“供给侧”经济政策预想的结果;保罗•萨缪尔森把这种想法称为“绦虫理论”——意思是解决绦虫的办法是朝着病人肚子上捅一刀。

　　“供给侧经济学”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对“拉弗曲线”的有关想法与相信“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说法之间，频频地充满混乱与困惑。其实许多“供给侧经济学者”对后一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却依然支持降低税率总政策。经济学者格雷格•曼昆在他第三版《微观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小标题为“江湖骗子和偏执病人”一节，用了“时尚经济学”一词来形容“降低税收率会使税收增加”的说法:

　　一个“时尚经济学”的例子是在1980年，一小部分经济学者给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出招：“一次全面性所得税减税会增加税收”。理由是如果人们能保持收入的更大部分，他们则会为赚取更多收入工作得更努力。这些人说，尽管税率降了，收入提升很多，税收也跟着提升。几乎所有科班经济学者，包括大多数支持里根减税的人，都说这种预测结果太离谱而不可乐观。低税率也许会鼓励人们更努力工作，这种额外努力也可能对低税收直接影响有一定弥补性，但是没有可信的根据表明，人们工作得努力会大到能构成一方面降低税率而另一方面税收增加的原因。人们实行“时尚节食”会不顾健康风险，但是不会发生所期待的长期体重减轻效果。十分类似，政客们如果依靠这么一帮“江湖骗子和偏执家伙”给出的招数，他们绝无办法实现预期的结果。里根当选后，国会通过了里根提出削减税率的法案，但是削减税率并未带来税收值增加。

　　“供给侧”经济学是一直被人批评的，因为它是对高收入人群有利的政策。2012年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经济学者对“拉弗曲线”——“通过中期对联邦美国所得税消减税率会增加税值增加”的假设采取不予接受态度。当问他们：“当前对联邦所得税率削减会足以带来课税收入增加，年总税收将在五年内比不削减税率时期呈走高趋势，是否是这样?”接受芝加哥大学这项调查的经济学者，没有人同意。对“供给侧”政策的批评强调的是，增长的联邦赤字与当前财政赤字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这种政策在促进增长上是失败的。

　　2006年《华盛顿邮报》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引述布什、切尼、弗里斯特、格拉斯利和里桑托勒姆等人，误述布什政府的减税效果。2007年1月3日布什写文章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消减税收，已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与收入记录，注入动力。” 2003—2004年间曾任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维克对这一声称的回应是：

　　你们都是聪明人。你懂得，削减税率并没有带来收入记录;你懂得怎么做才能说清什么才是原因;你懂得削减税收的第一链效果是税务收入降低。我们都会同意最终税收的减少会比这第一链效果还要低，因为低税率刺激更大经济活动，因而更扩大计税基数。没有长着头脑的人会相信这样做会弥补，也不会救助这些减税政策带来的第一链效果——一个人也没有!

　　“供给侧”税收制度范式，偏重奖励投资而不是消费，在整个政治图谱是被认可的;自1982年，在美国提出的计划，没有不是根植于“供给侧经济理论”的(1993年克林顿增加税收是例外)，而这种做法很少有被严肃考虑作为立法通过的机会。1986年一项税收改革草拟出来，被蒙代尔形容为“完成‘供给侧’经济学革命”;它包括增加工资税率，减少最高边际税率与增加资本盈利税，加上按揭(房贷)利息折扣和州税递减效应，最后接近于均一税的效果。它的推动者蒙代尔和拉弗，把股票市场显著牛市状况说成是税收改革效应表现，而他们其实知道资本盈利走高情势与其说是有利形势，不如说是出问题状况。

　　削减边际税率应该说是主要为着财富拥有者着想的;这正如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评论家所认为的——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这一套特别愚蠢主意，提出推行“供给侧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怪癖偏执主义;这样的学问，要不是因为对出版编辑和财富拥有者的偏见是一种讨好，本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写道，正如戴维•斯托克曼先生所说，供给侧经济学不过是一层护封，下面藏着的是“涓滴法”⑥经济学政策，是老一代且不太文雅一代所称呼的“养马与麻雀理论” ——也即，你喂马匹足够的燕麦，不免会哩哩啦啦滴散在路上，让麻雀吃了去!——养肥富人，老百姓以吃食掉落面包屑为活路。

　　到此为止，是我从《维基百科》介绍“供给侧”的网页翻译和引述的，除个别处，几乎未加自己评论。其实用不着苦心琢磨，从“供给侧”这一术语在“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的被沿用，就能想象到二者之间的一体性与一脉相承。所谓“一体性”和“一脉相承”，说的是它们都对主流经济学(或曰新自由主义)“七个坏主意”或全部或部分认可。再重复一遍，它们是：“看不见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控制通胀最重要的”、市场永远是正当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全球化”和“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对其接受，再加以里根经济政府政策为据，等于是整体上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新自由主义经济，认同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为“看不见的手”);这在中国，就是把这里当成资本主义或者朝着资本主义走去而操作。我们由此可意会出经济学者嘴里口头禅的“转型”一词的最终涵义。

　　其实在仔细读过的迄今已经发表出的“供给侧”文章，已显露“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供给侧”经济政策无法划清的关系。比如，有文章提供了更靠谱的说法，指出“供给侧”一词经济学界并不陌生，它背后是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著名的“拉弗曲线”(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就来自这个学派。拉弗之本意是督促政府少征税。供给学派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潮流的理论，里根削减所得税依据的就是拉弗曲线。此外，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供给学派鼻祖;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创造需求。有文章回答人们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明确解释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我们的媒体居然公开以“里根”和“撒切尔”为根据，是一种不知尺寸、不知是已让自己丢脸之事，因为在学术界，无人不晓这两位是以大搞“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载入史册人物。他们不仅没有“帮助经济走出衰屯的泥淖”，而是给美、英以及世界带来今天贫富冰火两重天的严峻状况。更何况哪怕按照西方经济学常识而言，他们的政策没有数字证明是积极和成功的，而是反面。

　　当然，在今天中国的“供给侧”术语叙事当中，是包括里根政府那时候的“削减政府税收政策”的，只不过这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政策所要干的远远“大宗事情”之一而已。因此“削减政府税率”只是一个“不在话下”而尚未作为大讲特讲的问题而言，仅是稍有披露之事---所以，“供给侧改革，必须加快推进新一轮财税”;有的说“不管是从发展的角度讲，还是从改革的角度讲，本轮调整都存在着大量的减税空间”，甚至有的说“财政赤字率可以增长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元。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很有点图穷匕首现的味道。有些说法简直与80年代西方主流供给侧政策或者里根经济学话语如出一辙，说要“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但是增加的赤字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降税带来的财政的减收”。一篇“权威专家解读‘供给侧改革内涵和路径’”文章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关键”，其中“第三”是增加人口供给(人性化乎?人口都变成了不是人的“供给”)：“第四”便是“要通过减税减费，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不少文章的说法还有“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供给侧管理重在“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减轻企业税负”、“给企业减税，回复企业活力”等等。这中间，对模仿里根经济学供给侧政府政策讲得最明确者说：“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讲，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选择减税减负的税收政策，这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结合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大税前扣除项目，降低个税边际税率，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

　　然而，里根的“供给侧”来到在今天中国的叙事之中并不是西方“供给学派”概念那么单纯;它远比那个西方术语更庞杂，要远比减税的事情做得大得多，多得多。因此它不再是纯学理的(抑或不符合逻辑的)，按照中国特色的“新供给侧经济学”说法是: “无论是注重扩大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对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决策的实践而言，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学理问题，而是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似乎是说，理论可以不符合逻辑与学理，只要“解决问题”，如果真是如此，又何必将自己称为传统“科学”意义的“供给侧经济学”呢?

　　因为这个理由，今天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的因果逻辑与老的逻辑是很不一样了。正像刚刚《经济学人》的一篇题为“里根在中国的反响”文章所说，“中国供给派与里根经济学的拥趸两者之间有许多的不同，尤其各自在对经济弊病诊断方面---美国人认为，生产瓶颈会引发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而其中国供给派同行却是反向担忧：认为过度生产会造成通货紧缩和不能持续快速增长”。里根实行的“供给侧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的政府税收方面的，而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雄心勃勃、激进，干的是宏观整体“结构性”改革。这太不一样了，可是仍不能忽略的，是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国“新供给侧经济学”矛头所向正如所言：“‘供给侧改革’核心：淘汰落后产能!”不少文章这样说：“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再明白一点说的是“产业内部技术和效率低下的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在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工作基础上应予以坚决淘汰”。在这个“供给侧改革”核心问题上，话语变得更不学术了，而是正像那篇《经济学人》文章描述的——这种语言在中国简直是“激进”：“我们不能再耽搁清理僵尸企业了”、“仅靠服用止痛药和进行输血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动大手术的决心”;“僵尸企业”罪过太大了!它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改善产业供给”。

　　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僵尸企业”指的是谁，在这个“社会主义”环境，不能说得太刺激，只能神神秘秘地。说得最明白的也只能说到如此地步，即一篇文章说的：“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不就是又一次私有化的浪潮，像上世纪90年代做的要“解散国有企业”么?从“砸烂大锅饭”换了一个“供给侧经济学”新说法么?而这个新说法，更接近公开的资本主义说法了，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都十分眨眼的里根奉行的“经典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复活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供给侧经济学”。怪不得又是那篇《经济学人》文章一针见血讽刺的：里根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敌人的美国前总统，而我们现在是捍卫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里根与中国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而我们似乎与这位与我们为敌的美国前总统有了联系，搞起听起来与他相同的“供给侧经济学”和政策来了。

　　两个都称为“供给侧”经济学，虽然在“阐释”与实行“范畴”上十分不同，但是它们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中，特别是“看不见的手”、“塞伊定律”、“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预”、私有化、为私有企业松绑、市场永远是正当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全球化”等等的精神是一致的。宏观上熟悉美国经济的学者，当他们听到“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等等这些话时，无法不让他们想到当初里根、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的情景与气氛以及学术界对复活的经典自由主义提倡的所谓“改革”、“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取消政府监管”等等给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带来灾难性经济衰退、贫富空前分化、经济不平等一系列危机进行严厉批评的话语。中国似乎对这种情况毫无所知，中国其实实在是缺乏打破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们的一言堂气氛，打开窗子，放进一点批判性思维与话语的新鲜空气进来。况且，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竟居然有媒体发表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其称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实在太过分了，太离奇，太离谱，太让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可容忍了。这实际正好从反面教育人们，就是宣称最热爱“民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崇拜者们，所行出的事情，是最背道而驰的，除了“市场独裁”、金钱独裁，他们什么都不是。

　　问题的要害是“名不正、言不顺”!

　　什么叫做“名不正、言不顺”?是我们要解决中国现在面临问题的话语不对，我们用来表达问题的“名字”不对，概念不对，术语不对，它的根本还是问题意识不对，题目不对。所谓“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老百姓到国外买东西”、“潜在增速大幅下滑”、“出口增速回落、持续零增长、低成本优势不再”、“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将等等这样的现象归结到“供给侧”上去，除了假设之外，有什么确实逻辑根据?如果在“经济学”外面看，把“经济学”放入一个社会实行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其实很简单，与其说它们是“供给侧”问题，不如将其视为属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假设的问题更切中要害。这些问题都是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假设概念提出来的，假设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因为假设“人性是自私的”，假设“人是互不关联的个体”与“生来竞争的”、假设市场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假设“政府是不该干预的”，假设有一种“需求”与“供给”的二元对立等等;是因为这些假设是抽象成立，所以才有一个假设“供给侧”，假设是“它”出了问题。而这样假设抽象而来的“合理”，变成“绝对性”、“普世性”，因而一切现象就都可以放在之下，归罪与它。正是这种经济学空想、抽象、假设的本质，所以“经济学”被通俗称为、被经济学者自喻为“科学”。而实实在在的，恰是这种“抽象”、“假设”和“绝对性”惹出来的祸，使得经济学从一诞生时候起，就脱离人的经验实在，一旦强加到经验的社会现实之上，就制造出是非、混乱和矛盾，把人真正、自然的生活搞得鸡犬不宁，而从中得到利益的只是少数所谓“竞争胜利者”。为少数无限积累私有财富的个人，不惜破坏所有人的平静、自然生活，破坏人性化的社会，改变成物化社会，让大多数人接受不及1%人的任意摆布，这就是假设“经济学”的本质。那些被归罪于“供给侧”的现象，在根本上都不是来自“供给侧”，而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假设概念的运作，来自它提供给造成“供给侧”概念抽象性的环境，倾向于将人们思想引向在这一概念之下，所要在现实行动上去做那么多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颠倒社会的事情。

　　一些中国经济学者为什么会做错题目，为什么炮制“名不正、言不顺”的“经济学说”，其实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被西方自由主义的学术洗脑了。我们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懒汉习惯，就是在西方闯到我们面前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做到认真地去理解它的现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内在发展逻辑。相反，我们是跟着已经设计好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在概念上往返于西方和中国两种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之间附会来、附会去，而加以附会所使用的标准概念工具，是很多西方传统习惯性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抽象术语。在这方面，“经济学”是最典型领域之一。在当今这个问题上，“供给侧”究竟原本是一种什么意思，是到了迫在眉睫需要好好考究一下的时候了。

　　真正的科学，必是离不开人经验的辩证法，而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抽象假设。把科学视为非理性的任意假设抽象，才会导致不看经验事实，只是在概念上来回附会，导致误读、误解，将此当成彼，将黑当成白，搞出浅薄糟糕的思想、学术和坏事的行为出来。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供应侧”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会害死人!高税收、大政府阻碍经济增长吗?已经有的经验、成功的研究结论告诉的是大政府有利“经济”!

　　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是只局限于经济、市场之内的事情，不是狭隘的“供给侧”问题，而是依靠全体人民，中华民族带着全球的视野，带着人类历史和未来的胸怀，团结一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走出自己道路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同舟共济问题，怎么会是为少数而设计出来“零和游戏“的市场经济和“供给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选择的道路是，要么我们放弃使用“供给侧”这个术语，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要干的事情所可使用的术语;要么我们停止云里雾里地抽象、误述“供给侧”含义，让它回到自己西方经济学语义环境去，还原它的真实涵义。不然的话，我们将遭受所谓“新供给侧经济学”“名不正言不顺”的危害，搞乱我们的思想，向错处导引我们的行动。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事业需要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政府手里要有钱，要办很多属于对全球生命共同体有利的事情。如果不让“供给侧”政策剥夺政府税收，不让政府变成穷政府，不捆住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不让“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伟大战略泡汤，不让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变为泡影，我们现在清醒，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