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

　　福泽渝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文化领袖，极力主张侵略朝鲜、中国。他提出：“海陆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就说：福泽渝吉“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必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福泽渝吉思想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圭臬。1984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纸币，把上面的圣德太子像换成了福泽渝吉像，五千元头像是新渡户稻造，即《武士道》的作者。这一改变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日本决心要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

　　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把对基督教的虔诚转变为排他性的国家政策，用基督教极端主义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进行反思。他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哲学广告，因而注定是短命的。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几次战争，不论从动机还是结果上都难以令人信服。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曾踌躇满志地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争总统”。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正确战略思维，由傲慢、偏见和功利主义主导的战争，是没有兵法艺术的战争。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不仅激发了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冲突，而且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结下世仇，美国将长久地为布什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

　　指导战争不是纯科学的科学、纯艺术的艺术。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历史战争经验告诉我们，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中的必然。从战争准备、危机处置、开战决心，到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都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否则就会无谓牺牲战士的生命来弥补战略失误、指挥员素养和部队训练的不足，甚至输掉一场战争。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指挥员在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时，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军事科学及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数学的知识，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吸取正确的建议，辨别不实事求是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建议，以避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面前出现失误。

　　在中国现代史上，当文化和思想战线进行两种哲学论战的时候，在广阔的战场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学基础所建立的战略思维，指导着两军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一系列决战。结果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胜了蒋介石的军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是从军事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展现军事哲学的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战争方面，概括地说，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同机械唯物论和唯意志论军事哲学的根本区别。

　　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

　　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

　　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

　　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

　　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等等。

　　李际均将军谈军事家毛泽东

　　军事史上几乎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连续领导进行26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个实践的特点是古往今来许多军事家所不具备的。任何一个在军事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军事人物，不论就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还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来说，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但从人的知识结构的总体来说，间接实践还是主要的。毛泽东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经验，做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有继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于一炉。

　　除了实践特点外，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针锋相对地与大小霸权主义作斗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金门炮战(实际是对美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间接对苏联)、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等，都体现了这种战略风格。他做到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决不虚张声势;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毛泽东的成功与伟大正在于此。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文章来源：《李际均撰文论述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 新华网 2009年03月20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维——答<百年潮>特邀记者问》(《百年潮》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