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点击：  作者：陈学明    来源：九姑娘也是二榕微博  发布时间:2015-11-25 09:29:25

　　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陈学明

　　本人今天之所以要在这会上以此为题做一发言，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借这一会议郑重地向学术界发出呼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

　　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

　　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对理论的需求的考察。

　　下面，我逐一加以论述：

　　第一，通过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什么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的不断探索和领会，我逐渐明白我们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有两次重大的转折

　　1：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未50年代初。

       这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直接推导出来的。他们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了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但显然，当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国哲学中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于是，他们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显然，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百般抬高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做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里也是肤浅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这一最一般的规律是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的。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必然要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是缺少这种实在的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做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是一种科学假设或高尚的价值追求。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957——58年的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不仅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趋势下降的规律等，人们透过所有这些规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如何因为自身的逐渐变旧陷入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正是这第二次重大转折，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的依据。对此，恩格斯是这样说的，《资本论》的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正是这一理论“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远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是中心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这里应当特别注意恩格斯所使用的“起点”和“中心”这两个概念。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做出了经典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还说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前段时期，我们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刚开始时，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不愿承认尽管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肯定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历程是与他整个思想的转折是相一致的。马克思青年时期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诉求。后来，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马克思转向了批判现代性的立场。可是，当时的马克思的这一切都是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领域之内发生的。再后来，马克思转身了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使得资本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现代与资本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批判实际上就是现代性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展开。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后来是“摈弃”了早期的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说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化简为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

　　我说了上面这一些所要表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在第二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把马克思说成主要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亦即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突现出来。

　　这里还顺便提及一下，我反对把《资本论》首先当作是一部哲学著作，对《资本论》作单纯的所谓哲学的、存在论的解释， 我们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学者正热衷于做这样的事。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果把《资本论》主要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甚至所谓存在论的著作来解读，必然要把经历第二次转折后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倒退到第二次转折，甚至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上，或者说，必然要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前的唯心的人本主义的观点，第二次转折前虽然是唯物的但缺乏经济的、实证的依据的历史观来曲解《资本论》。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

　　第二，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实际社会效应的估量，我逐渐认识到是到了逐步摆脱这一理论的束缚，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了。

　　我们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到我们中国国内时，它的主要形象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这里所谓的“社会批判”实际上主要是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这一理论由卢卡奇等开创，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也就是研究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我们国内流传最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也都是涉及社会批判方面的。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时讲得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向，即马克思是从重点研究哲学发展为重点研究经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重点研究经济学又倒回去变成重点研究哲学和美学，马克思从以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又从经济学批判重新倒回去变成主要是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

　　这几十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总的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衰落，以至到了在一些名牌的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没有声音、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步，像蒋学模这样的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后继无人。以此相比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日子还比较好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有很多。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客观的真实历史状况，似乎构成了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证，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似乎只能退缩到较为抽象的哲学领域，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内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归结为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造成哲学研究“一枝独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职业”、“饭碗”，但我们还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批判、哲学批判的真正效应做出思考，做出正确的评估。

　　我的基本看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从总的来说，这种批判消极面大于积极性。无论是考察这种批判的理论意义，还是估量它的实际效应，都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单纯地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的层面，不把这种落实到政治经济的现实上来，这种批判往往干预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无法真正抓住社会的要害，这不能实现我们作为批判者的原先的宗旨。

　　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开创了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对种批判路向的实质与危害曾经做出过深刻的揭露，这就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伦理反对派”的批判。他所说的“伦理反对派”就是那些热衷于只是从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具有生命力，但又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坏的方面”，为了希望有一种没有“坏的方面”、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他们还从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必要为自我堵塞了的客观革命道路寻找和找到一种主观代用品”，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伦理反对派这种“主观代用品”，即仅仅出于伦理、文化上的要求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向内，即试图在世界的唯一剩下不受约束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他这样说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似乎预感到这样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此相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主要是从事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和宗旨的哲学理论，将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阿尔都塞在1967年为他的《保卫马克思》一书的英文版写了题为“致我的英文读者”的“序言”，他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要出版《保卫马克思》这一著作，是为了“对一种特定局势的干预”，他所说的“特定局势”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倾向。他强调，这既混淆了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线，其结果是腌割、葬送了马克思的真精神。他还预言，这样做必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形势所提出的现实的(其基础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用一些仅仅是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的危险”

　　3、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决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而是用文化、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易帜是早晚的事。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阿尔都塞所言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果真像阿尔都塞20多年前所预料的那样纷纷垮台和解体了。至于其原因是不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完全是由于丧失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能力，那是需研究和商榷的。但无疑，阿尔都塞所说的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我们追随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哲学活动，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应，不难知道我们是否还应当继续坚持这样的理论路向。自从卢卡奇他们开创这种理论路向以后，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究竟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做出过公正的评论，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至于我们国内学者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所展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平心而论，其积极意义也十分有限。

　　为什么撇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触动社会的根基，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在于，构成社会的基础的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单纯进行文化、哲学的分析，则是游离了生产关系的分析，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的批判，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批判，而对社会单纯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则是游离了生产关系的批判。如果不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根基上来进行分析、批判，走向浅尝辄止、穿凿附会，是必然的。这本来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ABC的观点，但常常被我们所忘记。

　　这里，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以下两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一，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人所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而我们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来分析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我们在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时，头脑中总有一个用来评判真假、善恶、对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与对“人性”、人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你的那个“人性”标准来自哪里?如果你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只是满足于哲学和文化的分析，那你必然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单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最后都会变成以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所谓“理性”作为出发点。

　　其二，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而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

　　对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其对象当然涉及的是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缺少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在分析和批判这些上层建筑现象时，就往往有可能把这些现象与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取决于人的意志，而不是依据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对它们做出说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后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下场”，说到底，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特别是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我逐渐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今中国的至关重要性。

　　我们知道，一种理论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与这一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存在着强烈的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呼唤。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今也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难题需要解决。两极分化和生态危机是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里就让我们分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使我们认识这两个难题的实质和根源，并且找到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出路。

　　我们先说两极分化问题。

　　对于两极分化在当今中国的严重性和在危害性，大家都能看到，问题在于对两极分化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以及究竟如何加以解决，则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大家看法很不一致。

　　比较流行的一种意见是把两极分化主要视为是一个涉及公平的道德问题。这样，他们往往是在道义和虚妄的世界里谈论中国当前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现象。他们对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分析批判纯粹是一种文化、伦理的分析批判。由于他们把研究公正与不公正纯粹作为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热衷于在伦理学范围内研讨公平与不公平现象，从而他们也说顺理成章地把解决不公平现象寄希望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变革，寄希望于人们良心的发现。在我看来，这是我国多年来远离政治经济的分析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理论路向，在对待两极分化问题上的自然延伸。

　　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的思想武器。

　　4、恩格斯曾经这样说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一样”

　　5、恩格斯说得好，只要我们拿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即关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理论来观察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就犹如“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得一清二楚。

　　只要弄懂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实质的揭示，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认为把雇佣劳动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必然导致资本家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当然，马克思所说的那种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即这是属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是指特定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从而生产资料和货币也不能成为资本，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类似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施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就必然要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的流动中基础性调节作用，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力又成了商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又成了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雇佣制度化、契约化，这岂不是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又得以成立!这样，我们必然承认，马克思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似乎又再现了。而且从理论上讲，既然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成了雇佣关系，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也成立了，双方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成立了。

　　尽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与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马克思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它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它体现的是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一种劳动与资本双方利益的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劳动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但是，我们还得承认当下中国确实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不看眼睛的事实。我们一方面不能把我们目前面临的劳动与资本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现实，干脆不重视甚至不承认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存在。

　　既然在当前中国还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当年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来探索两极分化的基本思路对我们就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只要我们真正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角度去观察一下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就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事。确实，当今中国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各种差距，但核心还是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所有差距都是围绕着“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差距”这一“轴心”旋转。当今中国的要害还在于所谓“强资本、弱劳动”，即当今中国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呈急剧扩大的趋势。在国家经济“大饼”扩展时，劳动者并没有公平地分配到应有的利益，做大的“大饼”主要被资本侵吞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因为存在着资本稀缺等因素，分配上向资方倾斜十分明显，资方经营者或管理者往往通过持股、年薪制、技术入股等形式，把主要利润圈入自己的口袋，其收入所得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现在是由传统资本高回报所刺激的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格局就是“强资本、弱劳动”，这一格局决定了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处于强势，而劳动者无法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动报酬。

　　这就是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的实质和出现的主要根源。不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吗?当然，有不少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因，是害怕这样去做的，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愿意和害怕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劳动与资本相互关系的理论来认识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一现象的实质不是这么回事，更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与资本相互关系的理论在当今中国没有现实意义。对于广大迫切希望消除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人民大众来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需求，也从来没有像当今那样急切!

　　下面再说生态危机问题。

　　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现在一些人也热衷于在道德、伦理的范围内去认识和解决。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剧，生态伦理学也逐步成为显学。他们把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归结于是因为人对自然缺乏道德观念，即人不把自然作为伙伴，而是作为奴役对象。于是，他们企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种幻想。人们对自然的“不道德”纯粹是由他们的某种道德观念决定的吗?改变对自然的“不道德”只要建立起某种新的对自然的道德观就可以了吗?人对自然的新的道德观纯粹依靠说教就可以建立起来吗?

　　事实也十分清楚地表明，纯粹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的范畴内兜圈子是永远无法理解当今的生态危机何以如此日益严重，也永远无法知道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观察和思考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

　　只要一拿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思想武器，马上会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当然有很多，但主要的根源是资本逻辑，资本是生生态出现危机的罪魁祸首。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但深刻地揭示和分析了经济危机，而且也深刻地揭示和分析了生态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生态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残酷地剥削另一些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也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属性的分析，阐述了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有两大属性：一是“效用原则”。资本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 二是“增殖原则”。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也是无止境的。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分析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建制。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这两大属性，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既然资本由于这两大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反生态的，那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因为受这两大属性所支配从而必然与生态不相容。目前所出现的生态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即根子就是奉行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离开了资本逻辑，离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来谈论生态问题，肯定是属浅尝辄止、管中窥豹、指东划西。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但使我们知道，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围绕着消灭“资本逻辑”做文章，而且也使我们懂得不能对资本采取简单的决裂、废除的态度，即使是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把资本打入十八层地狱。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是个社会的又是个历史的范畴，在资本的概念中既包含着对人类血腥的负面效应，也包含着对人类所带来的“文明化趋势”，尽管随着历史的进程，它的正、负效应之间的比例正在日益发生变化，即正效应日益下降、负效应不断增加。只要资本还存在，它必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损害，这种灾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存在论处境。但是，资本并不是我们说取消就能够取消的，只要它的历史任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把它取消掉。另外，不可否认，正是资本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可否认，修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还得需要资本的力量。既然资本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后果当然也应由资本来承担。如果我们只知道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对资本一味地、简单地持否定态度，那么这实际上太“便宜”了资本，它所造成的后果还得由它自身来消除。正因为资本既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同时它能为消除生态危机发挥一定的作用，有人就据此把资本视为是“中性”的，似乎它只是人们手中的一种工具，任由人们处置。这是一种误解，资本绝不是“中性”的，它在本质上确实是反生态的，人们借助于它来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表明它的本性改变了，这只是对一种本身是“恶”的东西让其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在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需要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元凶”资本展开斗争之时，应当持一种谨慎的、复杂的态度。我们对资本加以批判、展开斗争这一态度是明确的、不可动摇的，但至于如何批判、如何斗争则必须有一种务实的、科学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在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和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和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即对资本既要利用又应限制，把资本在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对资本的这种正确的、务实的态度当然只有在深刻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

　　我从上面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今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最后我必须作一申明，我所说的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意味着高度肯定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经济学”。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回归“西方经济学”。我们建议，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对自己的研究的路向与效应做出反思，看看是不是也应当给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地位，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以一定程度的靠拢。我们从事哲学、伦理、文化研究的一些学者正在这样做了。让我们殊途同归吧!

　　1、参见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载http://www.hcyjw.cn/content.aspx?id=131181293400;林岗：《不朽的〈资本论〉——纪念马克思195周年诞辰并为〈资本论〉初学者而作》，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3、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05页。

　　4、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研究员于2012年5月3日下午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题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就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理论对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的意义作了演讲。这里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引自他的这一演讲。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